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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浦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浦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尔琳·黛得瑞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物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卷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可以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儿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