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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下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部黄包车。七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滨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通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现了。他上来抱住我。
他说:你这个坏丫头,石膏都锁不住!我急疯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吗?你父亲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你去哪里了?
现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行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妇。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时扫视一眼身后。老爱尔兰人让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脏水,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彼得不像我,拿美国护照,玩儿火玩儿得起,他是难民,德、意、日联合之后,纳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们的恶毒意图。
彼得也往我身后看看,低声问我是否有人跟踪我。我说这一会儿没有,不过我从医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图滚出上海,一定彻底惹恼了他们。他说,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有人跟着我。我说谁知道。他看着我的脸。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我可能感觉自己非凡,做了占领军的敌人。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来。我点了一份香肠和芥末,他只点了一杯咖啡。他说他母亲一定准备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话她会失望。
他从来没提到过要邀请我见见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让他慌了一下神,然后说:我在攒钱,想租一个像样点的公寓,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点。现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没体统,没体面,我父母绝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说:我父亲想请你们全家去做客。其实我父亲说过,别逼他见彼得的父母,不然真成了儿女亲家了。他怕我心血来潮一过去,说不定又去找个中国人家的小子。
不知你是否知道:那个年代亚洲人和其他人种生的混血儿是最贱的人,不仅父母两个种族都不认你,外族人更把你看成猫和狗杂交的怪物。
现在上海的房租涨得太高了。老爱尔兰人给你的工资大概只够租个亭子间。我说。
上海什么涨得不高呢?他悲愁地笑笑。他指指周围,这里的点心都涨价了。这个咖啡店的老板是从他亲戚那里贷款开的店。高利贷。
我拉住他的手。他的手没有曾经那样柔顺消极,那种贵族式的不实际,现在他的手主动多了,反过来紧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转动我母亲留给我的老玉手镯。我眼里的笑意不善,他马上捏痛我一下。
你心里在说,高利贷最先是我们犹太人开始的,是不是?他下巴颏支在桌沿上,手改道了,到桌下来摸我不久前从污泥浊水里拔起来的小腿。
我说:还有更可笑的。我照搬他的姿势,手到桌下去找他的手。石膏背心只允许我手指尖触碰到他的指尖。
他问:什么?
我说:据说是犹太人建立了借贷传统,所以把犹太人杀了就不必还贷款了。这才有两千多年来的一场场大迫害。
他说:你还笑!他把手抽回来,坐直了,坐成一个悲愤的对立面。
我说:你知道美国人排华的时候列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梳辫子、挑担子、裹小脚,还吃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海里的虫子——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它叫虾。还有一条重大的理由,中国人肯多工作少拿钱,变相地复辟了奴隶制。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代价是林肯的生命,迫害华人驱赶华人是保卫以林肯的生命换来的自由。
他说:今天我不想谈这些。他把两个拳头揉进他的深眼窝。他给唐纳德医生奴役了一个礼拜,实在乏了。我们谈些快乐点的事,好吗?
我说:我父亲已经给我伯父写了信,两个月之内,经济担保书就会办好。
他说:他肯定会给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办这么重大的担保吗?
接下去我告诉了他一件好玩儿的事。旧金山移民局把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入境美国的中国男孩儿叫做“纸儿子”。因为一九○七年旧金山来了一场大地震,接着又来了一场大火,烧了许多房子,包括移民局大楼里所有的档案,所有中国人是否入籍的记录全给抹了。当然,他们入境出境的记录也都没了。谁想有多少个儿子就有多少个儿子。他们跑到移民局填写自己留在大陆有多少多少个儿子,然后用这些个胡乱填写的“儿子”名额把中国远亲近邻的孩子们接到美国。我爷爷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不够,又把他兄弟姊妹的儿子都变成了他的“纸儿子”。
我说:我们在移民局官员眼里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脸好看了,笑起来,我的故事娱乐了他。
他说:妹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庆幸那天去莫里埃餐馆考试。
我说:我想说的是我伯伯他们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里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经济担保吗?他们有的是办法。华人在美国的公民权缺项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证之类。不过办一张纸的担保,是太小的一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