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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