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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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傍晚，尸体被焚烧掉，骨灰被草草掩埋后，群龙无首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反复讨论，鲍曼建议在几百名守卫帝国总理府的“贴身护卫队”士兵的掩护下，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战斗性突围。可蒙克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们，这样一种计划毫无希望，而且是极为荒谬的。最后大家达成了统一，即首先与苏军最高指挥官举行谈判，并派出克莱勃斯将军前往滕珀尔霍夫会见崔可夫。
凌晨两点左右，克莱勃斯出发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崔可夫在那儿的一处私人住宅里设立了他的司令部。这位苏军指挥官对突如其来的谈判要求甚为吃惊，仓促之间，也没有时间去召集他的参谋人员，因此临时决定，把两名作家——他正想坐到桌边和他们谈话——和他的一名副官，以及几名下级军官说成是他的主要“作战会议成员”。在他的这些客人中，还有作曲家马特维奇•I.布兰特尔，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派，专门创作一首攻克柏林的交响曲的。可当发现布兰特尔没穿军服，不能把他说成是红军军官时，这位粗暴的将军不假任何思索，把他塞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柜子里，并命令他不可发出任何声响。
克莱勃斯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他说，他想秘密地告诉所遇见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将军，希特勒已于前一天，与此前不久刚与他结婚的妻子一起，自尽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可到目前为止既不知道帝国总理府那个地方有个地下避弹室，也根本不知道有个爱娃•布劳恩存在的崔可夫，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声称，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克莱勃斯向他宣读了由戈培尔签字的一份信件。这封信报告了由希特勒所做出的接班人的决定，随后建议开始两个国家，“两个遭受了最大战争损失的国家”之间的“和平谈判”。
崔可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他言简意赅地拒绝了这一眼就能识破，而且来得太晚的想通过达成一个特别约定来离间同盟国的企图。谈判也随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首先要报告在施特劳斯贝格的朱可夫，他又要让人把斯大林从睡梦中叫醒，这一位和那一位都拒绝进行双边谈判。临时停火的建议也遭到了拒绝。崔可夫说，只有无条件投降，整个柏林也好，整个帝国也罢，才可能举行会谈。
就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在这场悲剧中也不乏喜剧性的因素。因为在几个小时后，被人遗忘的布兰特尔，他一直一动不动地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隐身于那个藏匿处，突然敲起了柜子的门，然后整个儿地倒在了会议室里，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在人们把这个昏倒的人救醒，抬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以后——对这个突发事件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谈判继续进行。当克莱勃斯指出，他在没有和戈培尔或邓尼茨商量的情况下，是不能答应投降这一要求时，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末了，他得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有关苏军条件的五个句子：“一、柏林得投降。二、 所有投降者必须放下武器。三、保障全体士兵和军官的生命安全。四、为伤员提供治疗。五、通过无线电通讯创造与同盟国和谈的机会。”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崔可夫说，将随时随地并动用所有的力量将战斗继续下去。大约十二个小时以后，克莱勃斯返回了帝国总理府。
戈培尔大为恼火。他说，他在多年前反抗共产主义而占领了柏林，他将保卫这座城市，“对抗共产主义直到只有最后一口气为止”。他补充说：“我作为帝国总理将度过的这最后几个小时，我不会用它们来在投降书上签上我的名字。”由于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惊恐不安又七嘴八舌，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同意中断所有的谈判活动，而且不再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看到这种情况，汉斯•弗里切，戈培尔部里的一名高级官员，决定独自一人担负责任，提出谈判建议。
弗里切回到了威廉广场上他的办公室，起草一份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信还没有写好，喝得酩酊大醉的布格道夫将军就闯了进来，他气得浑身发抖，责问弗里切是否打算把这座城市献给俄国人。当弗里切回答说是的时候，布格道夫咆哮如雷，他说，那么他得枪毙他，因为禁止任何投降行为的元首所发布的命令，此时仍旧有效，此外，弗里切作为一介平民，是没有权力侈谈什么谈判的。他摇摇晃晃地举起了手枪，可陪他前来的，此时一直在门口等着的无线电广播技术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打掉了将军手中的武器，因此子弹射向了房间内的天花板。不一会儿，布格道夫被闻讯赶来的部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制服，送回了帝国总理府下方的地下避弹室。
此后不久，弗里切就派了他的两名官员越过阵地前往苏军一方，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去了那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苏军的总司令部达成了协议，城里的混乱局面，至少在某些城区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随后，让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尽管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授权——通过广播宣布，苏军方面已经接受了投降的条件。此外，他还将发布一项“命令”，命令停止战斗，并把部队以及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交到战俘营中。
在此同时，柏林的城防司令魏特林将军也决定结束这场早就失去了意义的流血牺牲。为了不致引起反对，他只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少数几名亲信。戈培尔的意见他反正是知道的，克莱勃斯将军在告别时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只有绝望的人，没有绝望的局势。”
五月一日傍晚，魏特林要求他的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子夜刚过几分钟，他就接连五次向敌对的一方公开发表广播讲话：“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我们请求立即停火！柏林时间两点五十分，我们将派遣谈判代表前往波茨坦大桥，识别记号是红灯前面扎一面白旗。我们请求给予回答！我们等着！”
不一会儿，另一方响起了回音：“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正在把您的请求转告司令部首长！”又过了一会儿，崔可夫在广播里表示了他的同意，在约定的时间内，魏特林在三名参谋部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当崔可夫问起克莱勃斯现在何处，后者是否知道此事，魏特林无言以答。他又问起，是否所有的部队都已收到了魏特林的停火命令，魏特林回答说，他与某些部队，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另外，党卫军的部队不在他的指挥权力之内。或许，他补充说，在某些地方战斗之所以仍在继续，是因为戈培尔指示，出于斗志的原因对元首的死暂时保密。随后，崔可夫要他起草一份投降命令，可魏特林没有答应。在战俘营里，他解释说，他不能发布这样的命令。双方为此相持不下时，魏特林昏倒在地。将军刚醒过来，双方商定发布一道呼吁书，并通过大喇叭向所有还在战斗的地方进行广播。魏特林是这样写的：“柏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元首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尽，就这样把向他宣誓效忠的所有人丢下不管了。你们，德国士兵们，都忠实于元首的命令，准备着把保卫柏林的战斗进行到底，尽管你们已没有弹药，使得继续抵抗的整个形势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终止任何形式的抵抗行为。你们继续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都会延长柏林城内平民百姓和我们伤员的可怕痛苦。在与苏联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我要求你们立即终止战斗。前柏林城防司令魏特林。”
直到这道命令下达以后，杂乱无章，就像义勇军般组织起来的继续抵抗行动才得到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在前一天，戈培尔和鲍曼终于向邓尼茨通告了希特勒的死讯。四月三十日晚只是错误地通知他，他除取代已被解职的帝国元帅外，还被任命为元首的接班人。事实上，希特勒只是将帝国总统和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职位托付给了他，而不是总理的位置。支配戈培尔和鲍曼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希特勒已死这一秘密，而是他们两人采用欺瞒手法在继续着惯常的权力争斗。因为两人担心，同样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希姆莱，有可能利用戈培尔在柏林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这一事实，逼迫邓尼茨，让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理。他们估计，只要这位海军元帅认为自己已被希特勒任命为总理，他就不会把这个职位让给他人。
无线电报发出以后，戈培尔就着手处理滞留下来的该由总理处理的事务。他找这个人或那个人谈话，在一些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结束他多年来一直写的日记。在日记的最后，他做了个类似总结性的回顾。在长达七页的长篇文章里，他为自己与希特勒奉行多年的政治，和自己作为摇旗呐喊的吹鼓手辩护。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戈培尔走出他的房间，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请他带出柏林，并在以后昭示后人。尽管这一死后的辩解没有公布于众，因为瑙曼把这几页纸，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在那些匆匆的逃亡日子里弄丢了，但从戈培尔多年来和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奋笔疾书的文章里，至少是粗略地再现这份辩护词，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这次，开头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辩解，用来为历来对他们行为的指责辩护。首先谈的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它出于对帝国的极度仇恨而无视面临的致命危险，把古老的大陆拱手让给了亚洲的蛮荒部落。最后是对自己队伍的批判，这个队伍不仅为旧阶层中不断的变节行为所削弱，而且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高扬的争夺世界的画面，并因它们而变得激烈，这场争夺的一方是堕落的魔鬼般强国，另一方是以希特勒为统帅、为救世主的维持秩序和正义的一大群人。日记肯定是又一次提到宗教方面的转折和隐喻，在过去的几乎二十年里，他用它们来解释元首传奇，把元首说成是无比强大的。如果欧洲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就像他有时所做的那样，他称这为渎神的行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就会渴求般地回忆起元首，因为他再一次选择了前往各各他（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的道路，为拯救世界献出了生命。
晚上，玛格达•戈培尔来到她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的住房里。她与希特勒的随行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和党卫军卫生管理处副官库茨大夫见了好几次面，她想了解用什么方法让她的孩子既死得快又没有痛苦。她还让汉娜•莱契带一封信给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下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向他解释她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她已下定决心，她写道，“用唯一可能的、光荣的方法来结束”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生。她继续写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违背你父亲的意愿待在他身边的，还在几个小时前，元首也想帮助我离开这儿。可我不想这么做。我们的美好理想破灭了，我在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美丽的、值得钦佩的、高贵的和美好的东西，都随它而去了。在没有了元首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孩子们都带到这儿来了。他们如果在没有我们的世界里生活太可惜了。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如果我自己来让他们得到解脱的话。”她和全家能与元首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命运的恩赐”，这是她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戈培尔简短地补充说，他和她是想做出一个榜样，如果能挺过可怕的战争，德国便能从这个榜样中重新振作起来。作为继子的他，不要为“这嘈杂的世界”所困惑：“谎言总有一天会不攻自破，事实总会战胜谎言。我们耸立于一切之上，纯粹、完美，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五月一日晚上，玛格达•戈培尔让孩子们上床睡觉，给每人喝了一口助眠酒，或许还给他们注射了吗啡，然后把他们的嘴巴掰开，往里面滴入了氢氰酸，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她的身旁，目睹了这一切。只有大女儿黑尔加，似乎有所反抗，她在前几天就不安地问起她和兄弟姐妹会发生些什么。不管怎么说，这名十二岁女孩身上的淤伤，表明是强迫让她喝下毒药的。玛格达•戈培尔回到地下避弹室，她的丈夫在等着她。她脸色发青，对他说：“事情办好了！”她跟着他回到他们的住处，一边哭一边独自一人摊摆起了纸牌。
一会儿，鲍曼和阿图尔•阿克斯曼也走了进来。玛格达•戈培尔请他们不要走。“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坐一会儿，”她说，“就像战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围坐在桌边，一度聊起了天，共同回忆起以往的岁月，说到那时的他们面对的敌人并不强大，因此心中充满着希望。可他们的回忆不时被地下避弹室的人们所打断，他们时不时地过来和他们告别。在此以前，他的副官，党卫军小队长冈特•施威格曼已答应戈培尔，安排焚烧他们尸体的事宜。
八点半左右，戈培尔突然立起身来，走到了挂衣帽处。他戴上帽子，戴上了手套，一言不发地和他的妻子一起，穿过站立在周围的人群，向地下避弹室的出口走去。玛格达•戈培尔胸前佩着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三天前希特勒授予她的。他们只是在楼梯下方停顿了一下，戈培尔对站在那儿的电话接线员罗舒斯•米施说了一句话：他现在不再需要他了。抬脚走时，他又补充说：“这出戏演完了。”
来到上面的出口处，夫妇俩稍稍停留了片刻，就在周围熊熊大火的映照中走向了一块空旷处。当施威格曼在楼梯间听到一声枪声时，马上示意在一旁等候着的党卫军成员，和他一起拎起好几桶汽油，沿着楼梯往出口处去。因为戈培尔曾叮嘱在焚烧前要确证他和他妻子是否已死，所以施威格曼叫来一名卫兵，让他往就躺在出口处旁的两具尸体上补上一两枪。这时来了几名传令兵，他们往尸体上泼汽油，然后燃起火来。火焰呼呼地升腾而起，一下子就把尸体笼罩住了。可在几分钟后火焰却熄灭了。但现在每个人都在想法跑出去，没有人再来关心这两具躺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的焦黑尸体了。
在整理好一些物品，把重要的文件烧毁并带上必要的东西后，剩下来的人集中到了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间里。为了不让这些前几个月里不仅是帝国指挥中心，而且是希特勒私人住所的房间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的手中，蒙克命令将元首的地下避弹室烧毁。施威格曼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因此又去搬来汽油，把它们都泼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然后点了火。但因为他们在离开地下避弹室时关上了密封的铁门，也就关上了通风口，所以火势没能蔓延开来，还是剩下了几件焦黑的家具以及无数的焦斑。
这时，蒙克把驻守在政府所在地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了刚发生了的重要事情。他告诉他们，希姆莱已叛变，菲格莱因已被处决，希特勒结了婚后夫妇双双自尽，以及戈培尔夫妇已自杀，温克、斯坦纳、霍尔斯特和布塞的解围没有成功，克莱勃斯和崔可夫之间的谈判也无果而终。在场的军官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只是有所耳闻或以为是谣传。接下来，他让他们回到城防司令魏特林将军指挥的部队去，并在子夜前一个小时停止战斗。每一支部队，他补充说，都要想办法往北方突围，如果有可能，要设法到达邓尼茨政府的控制区。
十一点不到，地下避弹室的人们开始了撤离。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留了下来。蒙克将人们分成了十个小队，每队二十人或稍多一些。他们每隔几分钟从帝国总理府元首阳台下方的地下室窗户往外爬，穿过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的被毁的威廉广场，然后跌跌撞撞地慢慢向废墟成堆的“皇帝宫廷”地铁站入口移动。进入地铁后，他们沿着已处于俄军阵地下方的铁轨线朝着“弗里德里希大街”站而去。到那儿后，原本是这样计划的：钻入施普雷河下方的地铁隧洞前往什切青火车站。一些人带有手电筒，灰白的灯光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死人、伤员或需要保护的人，他们挤在地铁车站的墙根，或是蹲坐在铁轨枕木上，地上到处是单件的军服、防毒面罩、弹药箱和成堆的垃圾。地铁“市中心”站附近，人们在一辆废弃不用的车辆内设立了一个救护站，几个医生在微弱的烛光下为伤员和垂危的人们包扎着伤口。
第一小队里有京舍、黑韦尔、福斯和女秘书们，由蒙克亲自带队。第二小队由拉滕胡贝尔率领，瑙曼带领的第三小队里，有鲍尔和穿着一身党卫军将军服的马丁•鲍曼，他在早上就电告邓尼茨，他会“尽快地”到他那儿去。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率领的一个小队，大多是下级军官和帝国总理府的工作人员，有近一百人。
本来说好各小队之间要保持联系，但不一会儿就表明这是无法做到的。刚进入地铁车站，人们就走散了。没过多久，各小队在黑暗的隧洞里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几个突围而出的人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想从一个车站出口出来，却被上面密集的枪弹扫射和扔下的阵阵石块赶回了车站。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事先商讨中制定的计划，即偷偷地穿过俄军的阵地到达城北，在奥拉宁堡的前方或其附近与一支说是在继续抵抗的部队汇合，被证明是极端荒谬的。
在东奔西跑中，几个突围的人不知怎么的又碰到了一起。鲍曼在凌晨两点左右已跑得精疲力竭，人们看到他犹豫不决地坐在索西街一户人家门口的石阶上。另一部分人拣小路，穿地窖，越过后院，前往位于舍豪森大街上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那是临时集合点之一。许多人在还在进行的、大多是坦克对坦克的巷战或争房夺屋的战斗中送了命。在魏登达姆桥边，赫格尔和希特勒的第二机长贝茨倒下了。瓦尔特•黑韦尔，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希特勒的承诺，在威丁酿酒厂里自杀了。
蒙克和他的参谋部人员以及京舍、鲍尔、林格、拉滕胡贝尔、福斯和其他人碰到了一起，他们现在的小队，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该队一部分人在第二天都被苏军所俘虏。其他的人，如阿克斯曼、施威格曼和地下避弹室的女秘书们，成功地到达了西边。当俄国人占领帝国总理府时，在地下避弹室里发现了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他们的面前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喝了一半的酒瓶，已死在了地图桌边。马丁•鲍曼一直说是走丢了。但战争结束不久就有迹象表明，他与党卫军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勒尔特车站附近一起自杀身亡了。七十年代初，在对他的骷髅进行分析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尸体被火化，骨灰撒到了波罗的海里。
尽管魏特林“要求”停止抵抗，但城里的几个地方战斗仍持续了五月二日全天，并在后面一天仍然未告结束。但大火已不再燃烧，或是因从处处废墟堆中升腾起的烟雾过浓自行熄灭了。由于线路中断，一部分军官并不知道投降的消息，另一部分军官依据最后接到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他们指出，呼吁或道听途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只服从命令。
一些失利的部队，但总人数仍有几千人之多，他们把所有的谈判都看作是“背叛”，决心战斗到底。在五月二日，他们中的一支部队还炸毁了兰德韦尔运河下方的隧道，里面有着无数的伤员和寻求保护的平民。但没有形成一场大灾难，因为水很快流光了：连大自然都不屑于无休无止的屠杀了，人们如是说。
在另一个地方，一支战斗部队在地下通道里架起了轻型火炮，把剩下的所有炮弹对准冲进来的苏军士兵猛轰。一队党卫军队员拿走了驻地食堂里所有的库存酒，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正像一则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钻到了“敌军坦克的履带下方”。蹊跷的是，在苏军刚占领政府所在地前的早晨，帝国总理府周边的所有大楼和炸塌的围墙上，都插上了纳粹的卐字旗。人们的第一个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抵抗组织所为，他们想对占领者表明，所有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没多久就真相大白，原来是地段指挥员，二十七岁的多次奖章获得者埃里希•贝伦芬格尔上校，他发现了一个存放旗帜的仓库，随即决定把它们都插出去，向敌人表示一种宁死不屈的姿态。“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在这面旗帜下战斗”，这名在四月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仍被希特勒提升为少将的年轻军官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目前糟糕的情况下展示它时感到羞愧”。没过几天，为了不蒙受被俘带来的羞辱，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多是被击溃或被驱散的一小部分党卫军部队，最后又聚集起来，试图突破俄国人的阵地。在保卫城市中战斗最为惨烈的，是先前驻守法国的党卫军 “查里曼大帝”师,他们主要是在航空部周边地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驻守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党卫军部队以及现在只有不足一百人的拉脱维亚军团也浴血奋战，几乎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当俘虏，现在他们能指望的无非就是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尽量避开仍在战斗的地区。但即使入夜，也没有人敢跑到大街上去。在这被摧毁城市夜间，时时响起可怕的声响：从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伴随着暴风雨中的闪电般突然加速的马达轰鸣声，零星的机枪连发射击声，还有妇女们的叫喊声。阵亡的士兵和死去的平民成百成百地倒在瓦砾之中，但没有人来理会他们。
凡处于那种境地的人，都认为战争结束了。到处都可看到打输了的德国国防军士兵，他们在排水口砸自己的枪，没头没脑地往废墟里扔手雷，或是在废弃的车辆中拉响导火索。接连几天，许多房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碰了一下似的，整幢整幢地倒塌了。几天前被占领的一些城郊地区，慢慢恢复了生机，出现了疲惫不堪但幸免于难的人群，他们或提箱子，或肩负背包，里面放着从炮火中抢出来的家当。党徽、元首画像和纳粹卐字旗已不见踪影。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很少有人相信，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他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到最后一息”中阵亡的，这与还在广为传播的观点十分吻合。
在被占领的离开战场较远的市区，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无序的野营生活。穿着土褐色军装的红军战士在大街上来回巡逻，周围是已不再燃烧或在暗火中仍徐徐冒着烟的废墟，这飘浮着的烟雾在白天把整个城区弄得暗淡无光。在许多广场上，是露营的部队，其中有许多女兵，她们在被烧毁了的或横七竖八躺着的武器之间摆着姿势拍照留念，有的把皮鞭在街石上甩得啪啪作响。在其他一些地方，俘虏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着问话，不远处的大炮还在喷出一闪一闪的火焰。在前进的过程中，苏联军队征用了大批的牛，现在它们站立在四周，直到一头一头地被宰杀掉，然后被唱歌跳舞的人们放在露天的火上烤着吃。到处是由毛发蓬乱的草原马拉着的俄罗斯小马车，车里装满了不值钱的猎获物：锅碗瓢盆、衣服、喷桶、手风琴、布娃娃或一些可随身带走的东西。车上有时还有狗拉的小车。其间，不断地有开着摩托车的传令兵来来往往，表情显得极为严肃。每一个大的十字路口，都竖起了用西里尔文字写的指路牌。
同时，越来越多的战俘不分白天黑夜地拥到事先指定的广场上。他们垂头丧气、筋疲力尽，胳膊上大多扎着白色袖章，他们是从地窖、地洞或下水道的出口处爬出来的，其中有许多年老的人民冲锋队员、十五岁的预备役炮兵，以及撑着拐棍或缠着血红绷带的伤员。他们默默地排到一个队伍里，被带着胜利的骄傲，胸前大多佩有许多勋章的苏军士兵们驱赶着、护卫着，走进一个巨大的灰色人群里。在夜幕降临时，探照灯又亮了起来：在照得如同白昼的灯光里，公路干线上各种运兵车和牵引车在缓缓爬行，构成一幅清晰的群鬼乱舞图。在道路的两边，在废墟的阴影下，站着一堆一堆的人，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沮丧地看着车队靠近，从她们身边开过，随后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远处。
听到了投降的消息，莫斯科一片胜利的喜悦。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拥向街头，他们高声叫喊，把帽子扔向高空，互相热烈拥抱。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付出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后结束了。仅仅攻占柏林这一战役，红军就死去了三十万人。德国方面阵亡将士达四万人。至于平民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被俘士兵将近有五十万人。
近半夜时，莫斯科城里的三百多门大炮一齐开炮，每炮连射二十四次，把炮弹隆隆地射向夜空，紧接着的是精彩纷呈的大型烟火表演。全城欢庆“攻克柏林的历史性胜利”。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天之久。声音之响，连远在布提卡监狱的牢房也清晰可闻，魏特林、两名参谋部军官以及几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作为第一批战俘被关进了这所监狱。一名人民冲锋队的二等兵，也在被俘人群之中。倒霉的是，他引起了苏联人的怀疑，因为他像美国新任总统一样，也叫杜鲁门。可他只是波茨坦的一个香烟小贩。
五月二日下午，三点刚过，红军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帝国总理府。它并不是像许多描述或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攻占的。据资料说，第一个冲入地下避弹室的红军战士是中尉伊万•I.克里门科,他因这英勇行为被嘉奖为“苏联英雄”。可这次也像占领国会大厦一样，是一次“非官方的”事件，符合理想的照片是第二次补拍的。
早上九点左右，留在地下避弹室的总技师约翰内斯•亨策尔听到隧道中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使他大为吃惊的是，从洞口走出来的是十二位穿着军装的红军女战士，原来她们是红军一支卫生队的。她们七嘴八舌，激动地比划着什么，这使亨策尔明白，他不必害怕她们。看到他以后，其中的一名妇女，显然是带队的队长，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问他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可第二个问题是打听“希特勒的妻子”，这表明是什么原因把她和她的同伴们带到这儿来的了。亨策尔还没把让他回答的问题讲完，刚应她们的要求把她们带到爱娃•布劳恩的更衣室，她们就急不可耐地拉开衣柜，打开大的抽屉柜，把她们以为用得着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随身携带的包和袋里。这些女兵“高兴得大喊大叫”，正像这名工程师所说的那样，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她们在空中挥舞着“至少一打胸罩”以及其他一些镶有花边的衣服，最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走出地下避弹室时，她们碰到了这时刚赶到的两名苏军军官，他们没有和她们打招呼。他们也向亨策尔打听希特勒的下落，听他讲元首的婚礼、他与爱娃•布劳恩的自杀和尸体被焚烧的情况，感到既好奇又目瞪口呆。接下来，他们让他把戈培尔家住的房间指给他们看，他们惊愕地看了一下死去的孩子们，随后重新把门给关上了。后来表明，根据所有有证有据的猜测，他们两人是科涅夫元帅部队的，两天前斯大林曾要求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柏林应该由朱可夫来占领。但前一件事更多地暴露出人的弱点，后一件事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来说则显得太专横。因此，两者到今天都没有出现在苏联有关柏林战役的叙述之中。
占领帝国总理府的同时，一场带有滑稽性质的短暂闹剧开始了。它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愚弄了世界，而且还虚构说希特勒仍然活着。在地下避弹室出口处附近，占领者们在花园范围内众多的死者中，找出了大约十五具基本烧焦或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尸体制成标本，靠着一名化妆师的帮忙，把他制作成死去的希特勒。他们把尸体置放在两个碎石块之间，在五月四日那天作为一件引起轰动的战利品展现给世界公众。但不久他们就收回了自己一手制造的头号新闻，先说那是元首的“替身”，最后说是个“伪造品”。一段时间内，曾考虑从某个地方弄来一个死者，把他作为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尸体展示给大众，但请来的专家们当时就发现，这个人穿着织补过的袜子，这肯定会引起每个明眼人对尸体真伪的怀疑。又过了一段时间，谣传搞到了另外一具尸体，但鉴于前面不成功的经验，这次没有正式宣布是希特勒的尸体。“尸体在那儿躺着，”他们这样说道，“躺在还在冒着烟的被子上，脸烧焦了，脑袋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那可怕的变了形的模样，肯定是希特勒无疑。”
五月底，当斯大林关注此事时，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希特勒复制品的做法戛然而止了。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以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霍普金斯和查尔斯•博伦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时说，他估计希特勒根本没有死，而是逃跑了，与鲍曼、克莱勃斯将军等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藏起来了。斯大林在有些场合说德国的元首乘了一艘潜艇跑到日本去了，在其他场合提到阿根廷，一段时间还提到了西班牙的弗朗哥。这些热衷于编造谎言的人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有些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深深植根于苏联政权本质之中的，是倾向于相信存在阴谋、背后交易和奸险的诡诈，这种倾向在希特勒神秘失踪这件事上，找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证据：人们说，这位独裁者让他的每一名追随者都发誓，在世人面前说他们亲眼看到他在死后与爱娃•布劳恩一起被放到一个木柴垛上烧掉了；另一个版本说，他命令他周围的人抹去所有关于他藏身之处的痕迹；还有的说法是，四月三十日拂晓时分，一架小型飞机载着三男一女从东西干道上起飞，往汉堡方向飞去，然后加进了据说是从秘密警察处得到的信息，在这座汉萨城市被英军占领前，一艘神秘的潜艇起航远去，目的地不详。如此这般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
不久，西方危言耸听的新闻界，也捡起了这一诱人的有利可图的题目，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仍在不断地报道新的细节：化装成女人的希特勒，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现身于都柏林；另一种说法，像伦敦《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那样，他把他从世界上消失导演成一出引起轰动的戏剧，打算登上一架满载炸药的飞机，然后在波罗的海上空引爆。某些地方的善于制造新闻的记者们，拾起了斯大林提起的说法，他们披露说，希特勒用了一个叫做“阿蒂鲁普斯”的简单化名，他的晚年是在“法西斯分子弗朗哥的总统官邸里”度过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在那儿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
事情的真相或有据可查的东西，因这一切反倒越来越为人们所遗忘。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红军派出的一个处理该事务的委员会，来到了元首地下避弹室的花园出口处，它的任务是在明白这是场逐渐把自己一方搞得稀里糊涂的闹剧以后，搞清事情的真实情况。陪同他们的，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待过的几个幸存者，他们是在城市被占领时被俘的。他们架起了摄像机，又一次仔细地追拍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伴侣两人尸体被烧的情景。可这一材料竟然不见了，对京舍、林格、拉滕胡贝尔和其他人没完没了的审讯所获得的信息，同样消失在某个秘密的档案馆，根本没有派上过任何用处。
所谓的希特勒、爱娃•布劳恩和另外几个地下避弹室成员的尸体，因斯大林的断言也一无用处了。因此，人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先把它们掩埋在了位于柏林-布赫地区的反侦察局办公大楼旁，后来派出一支部队，把装有这些尸体的长木箱，先是运往菲诺夫，再从那儿运往拉特诺，最后被运到了马格德堡。因有人追问这些尸体的下落，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决定，把这些尸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挖出来，并“用焚烧的方法加以彻底的消灭”。关于“档案行动”的最终报告写道：“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的前一天晚上，尸体被彻底焚烧，随后与燃烧后的煤渣一起被碾碎，接着被倒进了河里。”
问题是，经多次转运抵达马格德堡的长木箱里到底装的是哪些人。极有可能的是，反侦察局虽然花了好大的劲，可仍然既没有找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妻子的尸体。哨兵的说法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线索之一，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夜间又去寻找焚烧的地点，说是把残留的骨灰都给掩埋了，而且在希特勒死后十多个小时里，对帝国总理府和这座花园的轰炸没有片刻的停顿。不仅是泥土被炸弹像耕地似的多次犁过，而且有带燃烧油的炮弹在落地时爆炸开来，燃起可怕的大火。仔细分析这些情况后可以判断，那最后一点可以分辨出来的残骸也被破坏殆尽了。在碎石里找到的，最后确实得到确认的，是经请来的牙科医生检查后，被证实是希特勒的几颗牙齿和“爱娃•布劳恩下牙床的塑料齿桥”。
尸体从未找到这一说法的另一个证据，可以从苏联调查委员会从未公开展示过希特勒夫妇的尸体中见出端倪，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情况。假牙技工弗里茨•埃希特曼曾作为证人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待了几年，他后来说，俄国的调查官员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给他看了一个“雪茄烟盒”，里面除了希特勒的全副牙齿和爱娃•布劳恩的齿桥外，只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一枚金色的党徽，就是玛格达•戈培尔最后戴在胸前的那枚。这枚党徽估计是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周围的碎石里，连续翻寻了几天后找到的，最后，就干脆把它说成是元首的徽章。可以肯定地推断，烟盒里存放的所有东西，确实都是希特勒留在世间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