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决意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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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一个生命或一个历史现象的结束，才将起决定作用的真正推动元素显露出来。希特勒灭亡所提出来的众多问题之一，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用手枪结束自己生命时，是否意识到他已彻底地失败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善于思考的观察家都对此提出了疑问。

因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前的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彻底失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惧：被摧毁的城市，数百万逃亡的难民，处处混乱不堪。更确切地说，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还在一九四四年秋，当敌人逼近德国的边界线时，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帝国本土上。他以越来越严厉的口吻，命令必须摧毁所有能维持生存的设施：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系统，铁路线和通讯联络；必须炸毁每座桥梁，烧掉每幢农舍，贵重的艺术文物和历史建筑也不例外。几个月以后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希特勒在所谓的“尼禄命令”中，以“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为题，再次重申了要制造“文明沙漠”的打算：“一切能为敌人马上或在近期内继续进行战争所用的军事设施、运输、通讯、工业和电力设备，以及帝国领土上有价值的物品或财产，必须予以破坏。”随后下达了多项实施指令，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于是，在许多地方马上开始了对工厂、矿山和粮食储备设施的拆除，并做好了炸毁铁路轨道，把装满水泥的货船沉入河底让水道无法通航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在美军突破西线时，就采取了疏散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严厉措施，尽管这些群龙无首的民众更加加剧了前线的混乱状态，而且妨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一位将军试图劝说希特勒收回所谓的坚壁清野的命令，因为没有运输车辆，不提供膳食、住宿和其他必要的条件，是不可能打发这成千上万的难民离乡出走的，可后者一言不发，回头就走。有一道“升旗命令”规定，如果在房屋顶上悬挂白旗，那么就应立刻枪杀居住在内的所有男子。三月底的一道指令说，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这些命令理解为由于临近之敌无比强大而采取的几近绝望的最后防御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其实是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首先而且喜欢采用的方法，拆房毁屋这种做法只是他真实心情的反映而已。现在又可听到他的这个心声了。早在纳粹运动上升时期的一首战斗歌曲中——此歌名为《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这个声音就听得很清楚，但在取得政权以后，它就被捍卫民族荣誉的口号和维护和平的承诺，后来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又被特别报道中的军号声所淹没。这个政权的国内反对者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先见之明地把这首歌的副歌做了修改：“因为我们今天摧毁的是德国，明天我们将摧毁整个世界！”随着“焦土政策”命令的发布，这一意图明白无误地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战术上必要的伪装背后，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这种破坏的决心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作用，不仅表现在希特勒直到生命终结时，仍没完没了地责备自己做了许多迁就，而且表现在戈培尔所表示出来的，对不再“打碎”的遗憾中。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当谈起在取得最后胜利后该做些什么时，“堡垒”的战斗指挥官，党卫军分队长威廉•蒙克以挖苦的口吻说道：“我们一九三三年要做的事情，”他转过身去，对希特勒说，“没能完全做到，我的领袖！”可蒙克并非玩世不恭之人，形势也根本不适合做如此这般的辛辣嘲讽。作为这个政权的残暴捍卫者，确切地说，他只是把关于“拯救世界”的所有准则后面一直广为宣传的东西表达了出来：进行无限破坏的信念，它构成了希特勒和他共谋的下属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上升时期和执政期间，他们需要敌人，需要从敌我对峙中培养自我意识，通过这种敌对状态来找出他们缺少什么，并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它们。在这一方面他们绝对没有失败。

可从希特勒一方来看，这不只与怨恨和惧怕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在失败中上升，并促使他把临近的失败导演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崩溃戏剧。早在三月里，戈培尔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会灭亡，那么整个德意志民族也将和我们一道灭亡，而且是如此地壮烈，以致在几千年以后，德国人的灭亡仍会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作为一个神话刻入世界的意识之中，这一意图是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下属们抱有的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他们完全按照史前部落首领样式办的死亡宴席，为它准备了无数的生灵，战争最后几周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天要死去一万人。早就遭围困的第九军——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该军指挥官多次提出的突围要求——到末了毫无意义地走向灭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比这更为骇人听闻的例子，是被提高到“世界观的灭亡之战”高度的对东方的战争，战争伊始，就带上了大规模消灭所谓的劣等种族、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措施的标志。

形势越是吃紧，这个政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加快行动。此时，它甚至试图把它的灭亡意志延伸到战争结束以后。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喜欢称自己无可非议一贯正确，带兵也以严厉著称的指挥官，也毫无顾忌地对杀人犯大加赞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一份“秘密日令”中，他对海军的一名上士许诺说，他表示“充分的欣赏”，并把他作为榜样表扬，此人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里，“有计划地”——像白纸黑字所写的那样——把几个公开承认反对希特勒的人，“避开了看守，悄无声息地”干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人们更多地得出这种印象，即好像希特勒走向灭亡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的面越来越广。在无数次的发言和讲话中，他都说到了“或成为世界大国或走向灭亡”两者之间的选择。但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选择。他的意图只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破坏而已。

最后几个星期里绝望情感的爆发，只是在表面上蒙骗人们的目光。同样地，自欺欺人地说有什么神秘军队将光临，编造一些象征胜利的信号和多次表达有希望至少可一天天延长自己的生命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像戏剧般常常上演。但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自战争开始后所发布的命令中表现出来的把一切顾虑都抛之脑后的狂妄，以及对世界的憎恨和对毁灭的渴望。弗朗茨•哈尔德一段时间里担任参谋本部的长官，据他说，希特勒在攻打波兰时，就坚持轰炸准备投降的华沙，他从望远镜中虽只看到局部的毁灭性画面，却是感到分外的刺激。后来他曾考虑过摧毁巴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曾怀着一种亢奋的心态，设想过用炸弹或导弹打击曼哈顿的街道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

他的许多毁灭情感都落了空。现在，当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那最迫切的需求，又再次活跃起来。人们可以确信，最后几个星期里的失守，比起那些以往的暂时胜利，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满足。他非常赞赏用炸弹进行毁灭性打击，他说，盟军的空军虽然没有遵循重塑德国城市的计划，但毕竟有了开端——听起来像是嘲弄，但他实在是当真的。

人们肯定会猜测，他是想轰轰烈烈地结束生命，不是万般无奈，最好是大义凛然，满怀激情，心中又极度害怕，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悲壮礼炮声。可这是一名演员的退场，是一场值得怀念的场景的剪辑。无论如何，他一生中苦苦追求的声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一个权威的福利国家的统治者或是一支大军的统帅这样的荣耀。对每一个这样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在他身上存在着太多瓦格纳式的东西和太多的去毁灭的要求。当他还是半大小伙时，他第一次在林茨歌剧院的正厅前排站位里，观看了歌剧《黎恩济》，这是中世纪晚期一名叛逆者和护民官的故事，他因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而伤心悲观，最终选择了死亡和自我毁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几十年后，他还一脸幸福地承认这件事。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减少。

希特勒不仅容忍他正在做着的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行为，而且甚至越来越激进地使其成为他的一种古怪本性。还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前的那场冬天灾难刚刚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可能失败的苗头时，他就对两位外国来访者来说，德意志民族该“消亡和被消灭”，如果它“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作为他，是不会“为它事后流泪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他用“冰冷的语调”对阿尔贝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输了，那么这个民族也输了。不必去顾及德国人民为了苟延残喘而需要的生存基础。相反，最好的做法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至迟从斯大林格勒和战争发生转折以后，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掺杂着因失望而产生的对德国人的仇恨心态。这种动机决定了最后阶段内所有战略的制定，从多次拒绝建立阻击阵地来抵御敌军将要发起的突破，到发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山进攻战。为发动这次进攻，他从东线撤回了大批的军队，为的是借“来自俄国人的威胁”，来振奋早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百姓的抵抗意志。两年前他就说过，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让四十岁的人也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在与东方的战斗中阵亡，比起输掉战争后任人宰割或沦为奴隶当牛做马毕竟要好得多”。现在，他极为生气的是，这些人在西线干脆搬开了阻止坦克前进的障碍，置所有的惩处命令于不顾，在窗口挂起了白旗，整个军团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奇耻大辱！”剩下来的战争，越来越成为对自己人民的惩罚。就像他在大约四年前所保证的那样，“消亡和被消灭”，至于他自己，则会听从生存斗争的“永恒法则”，竭尽全力为此做出他的贡献。

根据所有有根有据的判断，这种热心推崇的毁灭性意愿，是希特勒直到最后仍然维持着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证人描绘的年老体弱的现象——弯腰曲背，走起路来吧嗒吧嗒拖着两条腿，说话的声音日渐疲惫，与同一观察人曾看到的希特勒意气风发时的优雅姿态判若两人，成了——像地下避弹室的一位所说的那样——“一个猛吃蛋糕的瘦猴”，但仍一如往常那样能施以强烈影响，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三月中旬，但泽的纳粹省党部头目福斯特来到地下避弹室，走进第一进房间，他就惊恐又绝望地告诉大家，俄国人挟强大之军队及一千一百辆坦克，已经出现在宣布为堡垒但完全不具备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将告诉希特勒大势已去，逼他做出明确的决定。可过了一会儿，福斯特“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走出希特勒的办公室，他说，元首会救援但泽，这是“毫无疑问的”。四月十八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却被信誓旦旦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说会为他制定对付未来的伟大计划。

总的来说，最为古怪的，是希特勒尽管具有超乎寻常的说服本领，但在政治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他没有能力去越过狭隘的军事目标做更多的思考，这种无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三十年代里，他用灵活多样又出其不备的作战行动，以及采用时而威吓时而一本正经地发誓的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达到了他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摧毁欧洲的大国体系。但从一九三七年年底起，他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他对来得太容易的成就感到厌倦了，他终于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再次回到“打击”的原则上去，这一原则，像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赞赏的那样，是他毕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在政治方面，他没有发起过任何一个倡议。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上，他趾高气扬，对西方强国既奇怪又懦弱的姿态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怒的只是，他们破坏了他那时就想发动的战争。同样，尤其是在打败波兰，以及一年后战胜法国后，曾有过多次机会来巩固帝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可希特勒没有看到呼啸飞过的羽毛，更没有在某个时候去抓住它。人们几乎觉得，军事上的胜利把他带入了窘境，因为没有战争他就不能成为形势的主人。

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正像他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对他的将军们所讲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好处”，后来几年里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后面，也许也是这一观点在作祟。他身边人们以及外国政治家如墨索里尼、霍尔蒂和拉瓦尔，都建议他对战争形势从外交可能性方面加以考察，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尽管他，尤其是战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冬出现转折以后，一再强调要继续战斗，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违背常理的联盟”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他认为，只有到那个时刻，举行的谈判才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每当出现离间敌人的机会时，他又不加利用，让它们从身边偷偷溜走。对此，戈培尔挺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催了又催，可人们“有时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云彩之上”。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思考是，希特勒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创造性想象力，而且至少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他也丧失了战术上的灵活性。正是这种“天才禀性的缺乏”，最终成为他失败的诱因。

人们还可继续追根溯源，并由此得出结论，他一生只是个暴发的黑帮头目而已，尽管只是采用冒失的小巷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打打杀杀中长大，欧洲范围里却没有一个迂腐和操心的政治家能对付得了这个从小巷中成长起来的团体。可正是这完全盲目的行为和未多加思索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帮助他取得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成就。就像通常的黑帮头目一样，他并没有打算超越屠杀他人和捞取资本这种思想范围。不过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他胆大包天开始与几乎整个世界作对时，正像他的将军以及后来所有的观察家们惊愕地所看到的那样，他向往的战争目标并非心血来潮。一九四一年二月，当他还在考虑是否在来年就结束对苏战争时，因担心和平来得太早，于是要求约德尔对进攻阿富汗和印度做一份“研究性的论证”。

所以，凡听他说起有关战争目标的，听到的只是对“无边无际的地区”的夸张想象，以及关于取之不竭的原料、众多可供使唤的民族和“永远在流着血的边界”的长篇空论。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四月的记录中——这些构成了说明他统治思想的一种补充——没有一次哪怕是稍微地提及他把已占领的地区作为继续占领的出发地之外，还有些什么其他打算。执着、贪婪、不知最终目标在何方，只是一味地听命于已丢失了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可又被他重新拾了起来的强者有权生存的“原始法则”。一九四三年秋，当他的外交部长劝说他，不要让推动与莫斯科签订和约这一举动落空，他耸了耸肩回答说：“您知道吗，里宾特洛甫，如果我今天与俄罗斯和解，我明天就又要翻脸的——我只能这样做。”

希特勒在一些场合说过，他想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从未有过的人”被载入史册。他在那个“死亡穹窿”——一位地下避弹室居民是这样形容那里的——里结束生命的前前后后，他拼命地抵御日益逼近的失败时所发布的软弱无力的命令，以及时不时的勃然大怒，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正像他认为的那样，这一大崩溃对许多东西负有责任，但也是一种满足。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希特勒最后一次的意志表达——它标记性地再一次揭示了他一生中的主导力量——是一道毁灭命令：四月三十日中午发布的焚烧他尸体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