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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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历史的悖论:希特勒几乎悄无声息的消失,竟奇怪地让他在后人的记忆中长存。过去了几代人以后,在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头脑里,他仍然栩栩如生地活着,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希特勒成为历史上确实“前所未有”的现象,源出于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文明思想。东征西战的世界强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再从拿破仑的法兰西到大不列颠帝国,尽管相互之间有着千差万别,但都是由弱小进而持续发展,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人类获得和平、进步和自由的美好未来。即使是斯大林沾满了鲜血的暴政,尽管破绽百出,但也用对未来的承诺装饰着门面。致力于征服其他民族的动力,毫无例外地都来自贪得无厌和追名求荣,但由于它们的承诺,因此罪责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减轻,到最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历史宣告无罪。
希特勒不是这样的。在占领和扩大权力的过程中,他放弃了所有理想化的修饰,从来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对他的统治来番粉饰和美化。德国人自古以来都为这种理想化的思想感到自豪,并能在每个历史事件中发现它以及它的作用,然而在他们给予希特勒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却没有遵循某种理想。按照当时传播甚广的说法,希特勒头脑里其实空无一物。吹捧他将成为划时代角色的所有努力,在无可奈何中搁浅了。使多数人跟着走的,使他们折服的,把他们迷惑住的,是希特勒本人,对许多人来说,有时他确实并不那么阴森可怕。一生中始终催促他前行的难以抑制的动力,只是强者生存的史前文明的行为准则。也是它,推动着他去开始和结束他作为自己世界观的事业。
从希特勒达尔文思想的总口号中,产生了一系列早就形成了并被顽固推行的想法,它们完全是以镇压、奴役和“按种族进行土地重划”为目标,而到最后,留下的总是一片“焦土”。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他的军队开始时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的情况下,他都给人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印象,即他是作为敌人来的,也想作为敌人留下来。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几乎所有以往的世界征服者,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都致力于在被征服者中滋生一种疑惑,即反抗入侵者是否是一至高的权利或者只是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的一种尝试。每个敌人应该知道反抗希特勒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他很早就宣布的纲领,就是“对现存的世界看法宣战的文件”。
这里指的是什么,至迟在四十年代初记录下来的“桌边谈话”以及“元首大本营的独白”中给出了答案。据这两个文献记载,希特勒比起任何场合都更加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心声,他说,只要机会成熟,他对任何道德、宗教和人性都要进行幸灾乐祸般的攻击。他说,在世界上,像以往一样,通行的是赤裸裸的法则。他把人保护人这一被视作古老传统的告诫,轻蔑地称作“牧师猪猡的胡说八道”。这些不只是源于欺骗和胆怯,更是导致背叛自然的“原罪”。他说,违背它无非就是起而“反抗穹苍”,到最后,人们消灭的“不是法则”,而只是他们自己。如果听从于这一“铁的逻辑法则”,那他就会拒绝任何同情心,就会毫不妥协地抵御内心的反抗和“外来种族的”反击。“比如猴子,”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他在元首大本营说,“会把怪僻的同类当作集体外的外来者踩死。猴子那儿奉行的东西,往高的层次来说,肯定也适合于人类。”确实,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离开所有文明的思想如此之远。
从希特勒死去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无条件投降之间,还隔了好几天。个中原因不只是在于有些地区战斗仍在继续,而是应归因于邓尼茨政府的决定,它想通过部分投降来延缓事情的进程,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和平民到达为西方强国所占领的国土。
全面投降于五月七日夜间在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位于莱姆斯的总部进行,在此以前,已经与英军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签署了部分投降书。双方商定从五月八日子夜起结束敌对状态。由于斯大林坚持投降仪式上应有他的高级将领在场,因此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又举行了一次投降仪式。在谈判过程中,德国代表团只得在隔壁的一个房间等候,在文件上签字时才被叫出来。凯特尔撑着元帅杖,佩着金色的党徽出现在谈判室里,当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在简短的签字仪式上叹气时,这位陆军元帅叱责他说:“您别这样!”
在苏军管理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遭摧毁的柏林慢慢地有了生机。营救小分队在高如小山的废墟里寻找着死者,找到后,就把他们放在手推车或马车上,拉到处处都挖好的万人墓里埋起来。附近,扫雷分队在搜寻最后时刻被掩埋起来的地雷。另外的人把大的碎石块从堆满着瓦砾,有些地方尽是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搬走,使车辆能勉强通行。到六月底,每天都有死人和开始腐烂的动物尸体被扔进河里。当美国前后两任总统的顾问哈里•L.霍普金斯在那些天里来到柏林时,他震惊了:“这是个新的迦太基!”之后的许多年里,这座被毁的城市都是吸引人前往的地方,成了“泛欧旅行”的一站。
七月初,按照事先的约定,西方盟国的军队开进了柏林。在这个月的十六日,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温斯顿•丘吉尔访问了这座城市。他强压满腔怒火,骄傲地注视着仍然巍然屹立着的帝国总理府废墟。他让一名苏军哨兵开车,来到总理府后面希特勒尸体被焚烧的花园出口处。接着,他想看一下希特勒在最后几个月里待过的地下避弹室。他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走到一个楼梯平台准备往下走。可当听到身后响起两下脚步声时,他摇了摇头,转身又走了上来。他还不习惯在地下很深处弯着腰走路,他也不想知道,那儿是怎样一番景象。回到地面上重新见到自然光线后,他让人搬来一张椅子,坐在上面沉思了一会儿,就一言不发地与他的私人医生坐车去了波茨坦。
希特勒帝国告终时,混乱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充满如此众多的矛盾、疯狂和戏剧性。观察者们碰到的是没完没了令人害怕的、悲惨的命运。但这却很难说这是一场悲剧。看一下那些领导人物,他们至少在最后一出戏中表现出太多的顺从和盲目的卑躬屈膝。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说战争已经输掉了,可地下避弹室的军官们,没有一人把这话当真。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和其他一些人却是绝望地劝说他,要他把毫无意义的战争进行到底。同样,在希特勒自杀后,没有一名高级军官敢于打出白旗投降。相反,他们隐瞒“元首”的死讯,为的是拖延几个小时,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甚至不惜把独裁者之死先告诉朱可夫和斯大林,然后再通知希特勒的接班人邓尼茨。
这是一种顺从,异乎寻常,不负任何责任。无从知晓个中原则。与此相反的是在后来的一出出场景中反复出现并让无数人献出生命的东西,它们被禁锢于疯狂世界,一方面是从不知道恐惧的意志,另一方面是被训练出来的过分的唯命是从。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事情朝着合乎逻辑的方向发展,但它们只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在舞台灯光下,站立着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单调地背诵着奴颜婢膝的同样台词。但在真正的悲剧里,是没有这些驯顺用人们的位置的,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更是没有他们的位置。
如果深入探究希特勒的言语和行动留下的东西,就会发现它们渗透着深深的虚无主义语调,它主宰着他的全部想象世界。三年前,几乎是他在柏林的地下避弹室结束生命的同一天,他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一位同桌用餐的人发誓,要为取得胜利而全力以赴,绝不能坐失良机。他用轻蔑的神态补充说:“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一着不慎,全局皆输啊。”他知道,他已经把通向世界的桥梁拆除了。可他把自己一手造成的难以忘记的打击看作是一种功绩。至于留下什么后果,他根本不去操那个心。
他周围的人,以及许多和他相处过的人,开初显然也没有想得更多。反正他们相信,随着他的死去,希特勒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四月三十日傍晚,当尸体被烧成一堆灰以后,帝国安全保卫局成员赫尔曼•卡尔瑙又一次来到帝国总理府后面花园出口处的瞭望塔,下士埃里希•曼斯菲尔德在那儿站着岗。他大声对他说,他不必放哨了,他可以下来了。最后他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过去。严格地讲,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流逝的是什么,他的死使哪些东西不再可挽回,直到现在才慢慢为人们所意识到。总之,远多于我们能感知到的:在这个大陆上,遍地是死人、小山般高的废墟和惨遭毁坏留下的痕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真正的崩溃中,丢失的东西总是远远多于人们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