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 (第1/2页)
约阿希姆·费斯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一份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电报。戈林在电报中问，希特勒“坚守在柏林的堡垒里”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已经生效，可以让他，帝国元帅，在希特勒已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全权接任领袖这一位置。
戈林来电询问，心里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以前，他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让特地从柏林赶来的科勒尔将军汇报了地下避弹室内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希特勒执意要留在首都，以及他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让凯特尔和约德尔从现在起与帝国元帅共同做出必要决定的话，给了他一个信号，因此他让人把他最信任的顾问们都召集起来，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所有到会的人，包括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部长，一致认为该启动接班程序了。电报几易其稿，最后的定稿中措辞是柔顺忠心的，电报中请求在二十四点以前给予答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愿上帝保佑您，我希望您还是能离开柏林上这儿来。”尽管戈林的老对头马丁•鲍曼使出浑身解数，把电报说成是一份最后通牒，可希特勒开始时却安之若素。
晚上六点左右，帝国元帅的又一份电报不期而至，电报中命令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接班规定生效的情况下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直到此时，鲍曼才成功地让希特勒怒火中烧。他说，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也随后插话说，要捍卫荣誉，忠心耿耿，要去战斗，直至死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勉强掩盖他对戈林要夺取剩余权力企图的不满，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了。附和者们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和以前一样，这吵闹声很快就感染到希特勒，而他总是把它当作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多年来对戈林的明显不满终于大爆发了。在越来越激动的震怒之中，大骂他懒惰、不中用，指责他开了“在我们国家里腐败”的先例，称他是一个“吸食吗啡的人”。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他越说越火，愤怒得不能自制，最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末了，怒火慢慢平息下来以后，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鲍曼起草的无线电通讯稿。在文稿中，他指责戈林犯下了叛逆罪，谁都清楚，犯此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而他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戈林放弃他的所有职务，并放弃做元首继承人的要求的话。可随后，就像在这些天里经常情绪多变那样，他又变得麻木不仁，并轻蔑地说道，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戈林完全可以与人谈判去。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谁做这件事，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戈林后来为自己辩护时援引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最后时刻的盛怒之下，这种宽容就不复存在了。末了，希特勒又发起火来，指示上萨尔茨贝格的党卫军指挥官，把戈林和他的部下统统抓起来，并把他们带往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军营。
第二天中午获悉，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已在柏林的东南方向会师，形成了对城市的合围。不一会儿，个别的先头部队挺进到了康德街，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科涅夫得到命令，说攻占市中心的任务是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但在此时已形成了从策伦多夫到新克尔恩连成一片的战线，而北部的特格尔和来因尼肯多夫已告沦陷。同时，苏军部队在向两个机场，滕珀尔霍夫和加托夫逼近。为了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希特勒让人把东西主干道——几年前他身穿漂亮的军装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作为临时的机场跑道，出于这个目的，他不顾施佩尔的强烈反对，把竖立在这条繁华大街两边的枝形路灯给拆了。他还在等待邓尼茨允诺的一百五十名精锐海军士兵的到达，他在形势分析会上说，另有一支党卫军大队也将抵达，这是希姆莱所许诺的“最后一支后备军”。
这条机场跑道目前对他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可以用来迎接驻守在慕尼黑的空军第六军军长里特尔•冯•格莱姆上将的到来。没有人能打消他要将军本人来的要求，因为至少是在目前，他的到来能把他从地下避弹室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能给予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外面，在帝国总理府和巴黎广场之间，仍在往墙壁上轰着枪眼，仍在部署反坦克大炮，可地下避弹室却在俄国大炮的轰炸下越发地抖动不已。
第二天，里特尔•冯•格莱姆驾驶着一架型号为“福克–沃尔夫一九〇”的单座歼击机，降落在加托夫机场，飞机的行李舱做了改装，作为女飞行员汉娜•莱契的座位。他打电话给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得知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通道以及通往波茨坦大街的一段路都已落入苏军部队之手。可希特勒坚持要面见他，出于什么原因，没人告诉他。
尽管要穿过这些街道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可将军和汉娜•莱契还是坐进了一架等候在那儿的菲施勒“白鹳” 战斗机。飞机起飞后，在密集的炮火中忽上忽下，摇摇晃晃，紧贴着这正在死去的城市的黑沉沉的轮廓上方飞行，没多久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旁。在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将飞机降落的地面撕开了一道口子，严重地炸伤了格莱姆的小腿，只得用担架把流了许多血的他抬往帝国总理府，并马上对他进行治疗。当他随后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地下避弹室后，希特勒问候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 汉娜•莱契注意到，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和呆滞的目光告诉来访者戈林已被解职，这位元帅已被解除所有的职务，并已下命令将其逮捕。然后吃力地转入正式的口吻，随即任命里特尔•冯•格莱姆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并同时提拔他为陆军元帅。“我还得忍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他末了抱怨说，“失望、不忠、寡廉鲜耻和背叛。”
在为此而举行的简短而窘迫的仪式中，不时地听到“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劈啪声”，“即使是在这些最最下面的房间里”，墙壁上的泥灰也被震得不停地往下掉。有时炮击很猛，只得关上通风口，因为烟雾和焦味憋得地下避弹室的人透不过气来。糟糕的是——尽管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与外界的电话联系第一次被中断了，因此只能从敌人电台中的新闻节目或市内正在酣战部队的来电询问中，知道当前的形势。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他们没有向彼此开枪，而是相互握手，这一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地下避弹室。这样一来，终日盼望同盟国之间会产生裂痕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希特勒强作镇静，但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固执地——正像他一向所相信的那样，这固执在他走投无路时总是能帮上他的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还保证说：“柏林只是看上去比本来的情况糟糕一些而已。”
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形势要比他和全体住在这地下避弹室的洞穴居民所看到的和必须承认的要糟糕得多。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心城区已有半数以上的楼房被炮弹所毁。不过，直到此时全城才在征服者的连续炮火中确确实实地走向毁灭。苏军上将贝萨林在占领了柏林后说，西方盟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六万五千吨炸弹，而红军在两个星期里就发射了四万吨炸弹。统计员们日后计算得出，每个柏林居民的头顶上落下了大约三十立方的碎块和尘土。
特别是宽广的主要街道，成了堆满了瓦砾的崎岖小道。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白天黑夜在废墟堆里找不到方向，一不小心就滑到淡绿色水一直漫到边沿的深坑里。人民冲锋队员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用一根绳子系着枪，斜挂在肩上，在街上跑过来跑过去，很多人像无头的苍蝇，寻找着向他们发布命令的地方，因为负责调动他们的不仅有地段的军事指挥员，还有那里的党的机构，因此发出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在那些已被占领的和此时仍未失守的城区内，到处是一片惊恐和慌乱，尽管红军的领导层很快开始委派地区的管理人员，并对自己的部队严肃军纪，建立一个至少是临时的秩序。但在最基层，往往是发布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随意地抓人和查封。更有那些为欢庆胜利而喝醉了酒的红军士兵，没完没了地强奸妇女，某些地方只要看到女人，从未成年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
其他人采用极端的方法来寻找“逃离这地狱的出口”。有一篇日记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恩斯特•格拉维茨，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和“党卫军的帝国医生”，听说这个政权的头头脑脑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就召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吃晚饭。当大家都坐下来以后，他把手伸向桌子下方，拉响了两颗手雷，把自己和全家送上了空中。
但不仅仅是这个行将崩溃的政权中的党员选择这条路。恰恰是无可指责地挺过了艰难时期的一些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这世界的崩溃和所有准则的失落，他们在那几个星期里选择了死亡。有一个医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属于这种难以忘怀的恐怖画面。在苏军逼近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只有两支毒剂了，因此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用其中的一支自杀以前，把他尚幼小的拼命挣扎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按到浴缸里用毒水毒死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以后柏林城内持续的“自杀瘟疫”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每个月自杀的有几千人左右。到了五月，第一次有了勉强可信的数据，那时走上绝路的仍有至少七百人。
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拼命地抓住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胜利报告，比如一个消息说有两架运输机已停靠在了东西主干道上，或是自己编造的各种凭空想象出来的荒谬允诺。他说，他预先算过，俄国人会被迫“大放血”，特别是他和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推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负担”。只要提到温克的名字，马上就燃起新的希望。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位军官以肯定的口气保证说：“温克会来的，我的元首！”这时已萌动的情绪又亢奋起来了。“必须想到这一点，”希特勒兴奋地站起来说道，“这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整个柏林，如果消息是这样的：一支德国部队在西线突破了（俄国人的阵线），并与我们这个堡垒联系上了。”但一会儿令人揪心的事情又出现了。“我们没有供油点了，”希特勒对在场的人说道，“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毁了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把这件事解决后，我们得看看怎么样重新得到供油点了。”此后他还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温克将军实施“拯救元首”这无与伦比的作战行动该得到何种奖励。
同一天的形势分析会上，蒙克报告说，有六辆敌人的坦克已开到了威廉广场，离开帝国总理府只有一箭之遥，可被迅速赶来的反坦克部队消灭掉了。但在前一天，舍内贝格率领着四百名其实还不到十五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为保卫城市殊死搏斗，战斗中他不幸阵亡了。
确实，随着苏军向市中心的推进，战斗已日趋白热化。在城市的外围地区，他们更是势如破竹。坦克的先头部队利索地摧毁了大量的街垒，碾过“如火柴般脆弱的路障”，把那些路边的防御小掩体，留给了尾随的配备着大炮和火焰喷射器的后续部队。但进发到中心防御线时，推进受阻了。在许多地方，部队只得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缓慢推进。大战开始前，为了试验一下攻占城市的模式，朱可夫元帅让人在柏林的个别街道上挖了陷阱，事实证明它们毫无用处。损失惨重的逐街逐屋争夺战，主要在防空地下室周围地区、亚历山大广场和市政府之间，以及哈勒门附近展开。红军从监狱里，特别是城北的监狱里放出了无数的苏军战俘，他们马上被武装起来，作为有生力量，充实到此时已减员的部队里。
这时，从地下避弹室向驻守在莱茵斯贝格和克拉姆尼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发出了一道道新的紧急无线电指令。所有“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部队”必须马上赶到柏林，每道命令都这样强调，“要动用一切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帝国首都，把这场进攻胜利地进行到底”。在这期间，一直在烦躁地打听温克和布塞到了哪儿，可他们没有回音，也在询问霍尔斯特军团的情况，该部队在城市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作战，它的名字像一颗在天空闪烁的救命之星，不久前才出现在地下避弹室人们的幻想中。
没有人再打听斯坦纳的情况。希特勒只是要求把这位党卫军大队的指挥官就地解职，其职务由霍尔斯特中将接任。可他的命令不再能传达到埃伯斯瓦尔德地区了：斯坦纳花了好多口舌，说服了霍尔斯特让他继续执掌指挥权。四月二十八日一早，克莱勃斯催得更紧了。他通知凯特尔：“领袖期待着快速增援。至多只有四十八个小时了。到时如果援军不到，那就太晚了！领袖让我再次强调这点！！！”
为了显示地下避弹室发出指令的重要性，凯特尔去找海因里希将军面谈。后者没有执行收到的命令，而是指示曼陀菲尔将军的坦克部队后撤。会晤在新勃兰登堡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朝各个方向去的通道都塞满了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他们筋疲力尽，面容憔悴，胡乱地朝着某个方向走着。海因里希带着曼陀菲尔一道来了，可还没等相互问候完毕，凯特尔就开始训斥这两名军官怎么可以擅自做主。本来是命令他们留在奥得河一线，不可后退一步，全力死守这条阵线。他每说一句话，就用元帅杖使劲敲打另一只手。海因里希试图向他解释情况，说以他手头的部队他不可能长期坚守奥得河阵线。他不会让他的士兵投入无望的战斗，另外，他需要补充有生力量，否则他只得继续发布后撤的命令。
凯特尔继续挥舞着他的元帅杖。他粗暴地说，海因里希不该指望有新的力量加入，而是应该进攻。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必须执行。当海因里希回答说，曼陀菲尔将军没有接到元首的这样一个命令时，凯特尔眼睛盯住了曼陀菲尔，可他只是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地解释说：“陆军元帅先生，坦克第三军只听曼陀菲尔将军的指挥。”凯特尔激动地回答说：如果部队守不住它们的阵地，就开枪制止后退，这样部队就能坚持住了！
也是凑巧，此时正好有一辆卡车驶过，上面坐着两个疲惫不堪的空军士兵。海因里希命令他们过来，然后对凯特尔说：“陆军元帅先生，您有机会惩罚他们以儆效尤！您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吧！”凯特尔十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逮捕”，“送交军事法庭”，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这次会晤至少表明，海因里希离开元首那些错乱的命令已多远，他所遵循的目标，是要拯救他那已处于毁灭之中的军团，保护平民老百姓。第二天早晨，海因里希又与凯特尔通了电话，他提到他对部队所负有的责任，但马上遭到了斥责。“您不必担负什么责任，”凯特尔说，“而是执行命令！”将军回答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只能告诉陆军元帅，他将辞去他的司令职务。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几秒钟尴尬的沉默。凯特尔然后说：“海因里希大将先生，根据领袖授予我的全权，我现在就解除您对维斯瓦军团的指挥权。请您留在您的指挥所听从调配！”
在地下避弹室里，那残留的一点希望也在慢慢消失。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当谣传俄国人已到达威廉大街的头上，波茨坦广场上已展开血腥的肉搏战时，又传来一条消息，这条隐隐约约的消息已在白天引发了骚动，可现在通过路透社的报道得到了证实。报道说，党卫军的帝国领导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与西方强国单独谈判，甚至已宣布“实施无条件投降”。
这消息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他认为戈林腐败，在阿图尔•阿克斯曼面前称，对施佩尔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的另一种失望，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不通世故的艺术家。他们在考验他们的时刻露怯了，这是预料之中之事。但希姆莱，他在嘴上一直表示要忠心耿耿，并发誓把领导“党卫军这个雅利安日耳曼男人骑士团”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他的背叛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像发了疯似的大吼大叫，”汉娜•莱契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脸色发紫，几乎辨不出脸的形状。”他与戈培尔和鲍曼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他的脸似石灰水般煞白”，汉娜•莱契继续写道，给人以“生命行将结束的印象”。
希特勒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竭力地克制着自己，随后，在午夜时分来到格莱姆躺着的病房里。他坐到床沿上，吩咐这位刚被任命的空军最高指挥官，立即动身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让邓尼茨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给予希姆莱应有的惩罚。“一个叛国贼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要想办法，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格莱姆没有答应，后来汉娜•莱契也表示不能从命。他们已决定，他们坚持说，他们要留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一道去死。再说此时已不可能从柏林往外走了。
可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说，他让飞来一架“阿拉多 九十六”，而且已获悉，飞机已降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东西主干道上。随后他递给汉娜•莱契两个梨状瓶毒药“应急”，接着起身告别而去。“在波茨坦那儿，已听得到德国人的炮火声了。”离开房间时他说道。随即他通过走道往外走，对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说上一番不同的话，发泄着他心中的恼怒。他说，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瓦河失利，为什么党卫军在匈牙利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斯坦纳拒不执行进攻命令：所有这一切都是背叛和阴谋。他还说，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首领，甚至打算把他活着交给敌人。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都在心急火燎地给他们的家里写告别信，写好后交给或许是最后一名离开柏林的信使汉娜•莱契。她脸上挂满了泪水，与格莱姆一起随后离开了地下避弹室。“人们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祖国的祭坛前下跪。”她在后来对科勒尔将军描绘她的感情时说道。格莱姆则动情地说，当他们极不情愿地出城以后，在元首身边的日子，对他来说，就像汲取到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
地下避弹室里还在回响着对背叛的大声谴责时，晚上十点左右，魏特林将军出现了，他带来的消息，让最后一点指望都宣告彻底破灭。他报告说，俄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突破阵地”，我们已经没有后备力量可用了，来自空中的供给或多或少地要停止了，最后，为了结束“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他建议，“作为一名士兵，要敢于从柏林这个铁桶中突围出去”。
但还没等希特勒和克莱勃斯对他的表述发表看法，戈培尔——就像魏特林所记录的那样——就“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我，并把我有根有据的说法说成是极为可笑的”。克莱勃斯让希特勒做决定，他在“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后”，又一次归纳了他的不同看法，即他不答应第九军早就提出来的突围要求。“无论如何要挺住！”这是他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在所有的防御战役中所反复强调的格言。突围，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掩盖性的后撤。即使照魏特林将军的建议做会获得成功，将军归纳希特勒的话说：“我们也只会从一个铁桶钻入另一个铁桶。他，作为领袖，要么在露天旷野，要么在一处农舍里或是相似的某个地方栖身，在那儿等待死亡的到来。”
此外，希特勒似乎至少是某个时间思想不那么集中，在考虑些其他什么事情。特别是他一如往常的莫名愤怒，要求找到个牺牲品。在商讨希姆莱背叛一事时，多次提到了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名字，他是党卫军帝国首领的亲信。大家一致说他“彻底地道德败坏”，他在希特勒跟前边大献殷勤，边肆无忌惮地设法为自己往上爬做着准备，并在一九四四年夏天被提升为党卫军武装部队的中将后，与爱娃•布劳恩的妹妹玛格蕾特结了婚。四月二十六日，他没有打招呼，就擅自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回到了选帝侯大街附近的布莱普特洛伊街四号他自己的住所。两天前，他就告诉党卫军的汉斯•于特纳将军，他“根本不打算在柏林死去”。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他，作为一个曾让女人心动的男子，在上萨尔茨贝格就大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他要说服她。他说，不要去考虑什么，她该去他那儿，而不是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等待那肯定的结局：“爱娃，你必须离开领袖。不要犯傻，现在是生死攸关哪！”
当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天要找他谈话时，他不见人影。让帝国安全局局长，党卫军的约翰•拉滕胡贝尔少将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帝国总理府来，他不予理睬。因此从元首护卫队中抽调了一支小分队，前去把菲格莱因带来。地下避弹室的人甚至知道，很早就对自己的妹夫颇有好感的爱娃•布劳恩，情绪激动地给布莱普特洛伊街打过电话，劝说菲格莱因回到这儿来，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劲。他对第一支小分队的到来狂妄地冷嘲热讽，不加理睬。直到由帝国安全局的刑事科长赫格尔率第二支小分队前来，才成功地劝说还是烂醉如泥的，就像愤然的报告所说，和一名年轻红发女郎在一起的党卫军将军，跟他们一起回帝国总理府去。在往回走的路上，菲格莱因遭到希特勒的机长汉斯•鲍尔的责备，说他的行为有着临阵脱逃的嫌疑，他反唇相讥说：“如果还是这样坐以待毙——你们把我枪毙得了！”
但促使菲格莱因这样说的，只是一个春风得意的野心家的轻率和胆大妄为。使他吃惊的是，他必须屈辱地接受第一次审讯。另外，当蒙克对他说，要剥夺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时，他自己把肩章撕了下来。他愤怒地朝身边的人咆哮，并对蒙克和陪同他的两名党卫军军官破口大骂。除了帝国首领之外，没有其他人对他负责，他叫喊道，因此他只会在海因里希•希姆莱面前开口。他愤怒地拒绝随后要把他带到希特勒那儿去的要求，他说，他不想看到那个人。开初，希特勒还是想把菲格莱因交给蒙克手下的一支部队去处理。可鲍曼和奥托•京舍劝说道，菲格莱因又会一有时机“再次开溜”，所以，希特勒命令成立一个临时军事法庭来处置他。爱娃•布劳恩苦苦哀求，说她的妹妹马上就要分娩了，就放过她的妹夫吧。可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能无可奈何地补上一句：“你是领袖啊！”
可由蒙克召集的临时军事法庭因“被告烂醉如泥”不得不暂时取消，菲格莱因被带往一间房间去醒酒。第二天，在离三一教堂不远的一个地下室里，由秘密警察头目海因里希•米勒对他进行了“严厉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传来了希姆莱背叛的消息，这样一来他面临的灾难，就不仅仅是从家中搜出的装有首饰和外汇的小箱子了。更为糟糕的，是对帝国总理府地下室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时，还发现了装有文件的公文包，文件表明，这名希姆莱的亲信，是早就开始了的与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的接触的知情者之一。
希特勒怒不可遏，命令不加审讯立即处决菲格莱因。接近午夜时分，他被帝国安全局的几个人带出了关押他的地下避弹室房间。他对发生的事情仍一无所知，边走边朝四周愤怒地大声嚷嚷着，最后在地下室的过道上或是帝国总理府后面的大院出口处被枪杀了。希特勒的报复心态变得如此不可遏制，行刑队几分钟过去后还未返回时，他就多次追问枪毙的命令执行了没有。“可怜啊，可怜的阿道夫，”爱娃•布劳恩喊着，她有着自己的理由为死者悲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
至少在这个时刻，希特勒终于意识到，结束的时间到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他在长时间的摇摆后做出了一个打算，他就会立即把这个决定果断地付诸实施。他急忙让人在午夜里把那间小的地图室布置成婚姻登记处。曾有一名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在戈培尔的党部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经过寻找，发现他在驻守在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服役，马上派了一辆坦克去把他找来，请他为领袖和爱娃•布劳恩主持婚礼。在场的证婚人有戈培尔和鲍曼。至于形式，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对新人恳求举行战时婚礼，并随即声明，他们两人是“纯亚利安人种，没有遗传性疾病”。
请求得到准许后，登记官员面向当事人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问他们结婚是否出于自愿。两人点头说是的，然后他宣布该婚礼是按照法律进行的，“程序合法”。在证书上签名时，爱娃•布劳恩没有搞清楚，所以先是写上了她的少女名字，可突然回过神来，又把“布劳恩”的第一个字母B擦去，写上“爱娃•希特勒，娘家姓布劳恩”。接下来，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和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几名副官、冯•贝洛上校，以及几名女秘书一起喝上一杯，共同回忆逝去的岁月。希特勒结婚的消息刚传开来，被安顿在地下避弹室上层的几个人，也决定学元首的样。当天夜里，举行了多场婚礼，宣传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充当了婚姻登记官。
产生先结婚再双双自杀的愚蠢念头，似乎是因为希特勒害怕会躺在不合法的临终床上，也许表明了他终于必须屈服的时刻已经到来。作为领袖，他多次声明，不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认为按自己扮演的角色来看，他会被塑成塑像，而塑像是不允许以有家室的面貌出现的。现在，他放弃了这一要求，同时也相信了，他那特殊的天职也是由命运所决定了的。确实，他在婚礼上对大家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完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兴起。对于死亡，他泰然面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然后他离开大家，去口授他的遗嘱。
他口拟了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政治遗嘱中，充斥着对自己过错的开脱，对“或是犹太人出身或是代表犹太人利益的政治家们”的控诉，和对同样“失去理智和意志软弱者”的谴责，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搞了突然袭击。他再一次重申他留在帝国首都的决定，并在那儿“自愿地……选择死亡”。他决不想落入可恶的“敌人之手，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由犹太人所导演的戏剧，来取悦被他们煽动起来了的民众”。
他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担任国家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有人告诉他，说海军中有一种拼死也不投降的荣誉观念，因此他同时给后者一项任务，就是在他死后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灭亡。他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撤销了他们的所有职务。他委任了新的帝国政府，由戈培尔担任总理，马丁•鲍曼任党务工作部长。最后，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要忠诚和顺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最后一句话中，他再次提及精神病患者般的强迫观念，这个确确实实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不散幽魂：“我要特别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和下属们严格恪守种族法律，无情地抗击世界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