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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于1916年4月17日出生在斯里兰卡的拉特纳普勒。她是自1956年起任总理的国家独立创始人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妻子。自丈夫于1959年被谋杀后，她继承领导由丈夫创建的斯里兰卡自由党。1960年，在选举中获胜，西丽玛沃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推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路线。1965年，被迫辞职，1970年，再次当选，领导一个由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small>[1]</small>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经济困难、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和对她的任人唯亲的指控，1977年，她被免职。在她的女儿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当选为国家总统后，1994年，她又接任了总理的职务，但是她的权力已大大被削弱。2000年8月离职，几星期后的10月10日，她在科伦坡去世。这一天正好是新一轮选举的日子。
悲剧结束了，帷幕徐徐降落。一块无形的裹尸布把仍然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统统裹在一起。没有人再谈论锡兰<small>[2]</small>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暴乱。几个月来，曾经千方百计试图进入科伦坡<small>[3]</small>的记者们纷纷转向更加开放、更加容易入境的国家。得到锡兰的入境签证并非易事，也许100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得到它。即使碰巧你得到了签证，进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你所能见到的也只是缄默的口和紧闭的门。几乎没有人会来帮助你探明事件的真相，大部分人愿意让世界忘却4月间发生的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在一个得到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府执政的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夜之间，成千上万从16岁至25岁的青少年起来反对这个政府，企图把它推翻。他们中间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人说他们是毛分子，也有人说他们是格瓦拉分子。他们用旧猎枪、土制手榴弹、燃烧瓶、炸药包和刀子武装自己，袭击了40个县的警察局。他们封锁了桥梁和公路，占领了无数的村庄，控制这个岛国整整三个星期。科伦坡是唯一的例外，但它被火力紧紧包围。政府从那里发出了紧急呼吁，恳求英国、苏联、美国、中国和印度派兵，提供弹药、直升机和飞机。从那里传出来的消息非常少，并且相互矛盾。无理的新闻检查形成了新闻封锁。电话不响了，电传机不动了，最大胆的记者被驱逐出境。一旦出了境，他们也提供不了多少情况，因为24小时的宵禁使他们无法进行调查。5月初，人们得悉这次暴乱在一场血洗中被平息了。至少有5000名青年被杀，也有人说是1万。希律王的大屠杀<small>[4]</small>，也许是当代最不公正的大屠杀。
在战斗中没有死的人被枪毙了，例如20岁的锡兰小姐，她在卡塔纳加纳被枪毙前，还被行刑队剥光衣服加以轮奸。没有被枪毙的人被吊死了，例如卡斯古达的历史系的学生们。没有被吊死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例如康堤的大学毕业生们。没有被钉死的人被活活烧死了，例如阿库拉萨小组的成员就被扔进用轮胎架起的篝火中。没有被活活烧死的人受到残害而丧生，例如班达拉伽摩的一个小学生，他被剥去脚底的皮，然后创面上被撒上胡椒粉。没有受到残害的人被砍头或扔进河里淹死。多少个日日夜夜，河水把那些手腕被拴在一起的孩子们的尸体送往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椰子树上一直摆动着被倒悬的纤弱的躯体；多少个日日夜夜，人们目睹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像耶稣那样被钉死在柏油马路旁的路牌上。你也许会说，在疯狂的血洗中，警察和士兵杀人都杀红了跟。这场噩梦最后以大逮捕告终。当他们已经疲于屠杀、施刑、枪杀时，大搜捕开始了。凡是皮肤细嫩、两眼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无一幸免。只要是不长胡子，脸上没有皱纹，年龄在16岁到20岁之间的青年人，统统被投入监狱或送往集中营。不到一个月，所有中小学和大学都变成关押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可怕场所。他们像瘟猪那样挤在一起。1.5万被捕，这是官方提供的数字，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实际数字远远超出1.5万人。
这些参加暴乱的年轻人是些什么人？是谁煽动他们，把他们送往屠场？他们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了什么？这些孩子们想得到什么，在寻找什么？在似乎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暴乱的锡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恐怖政权的压迫，在议会的保证下人们自由地进行选举。在这里，人人都被允许为创造另一种社会而奋斗，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亲莫斯科的到亲北京的和亲古巴的同时并存。连朝鲜、北越、越共临时政府、东德都在这里设有大使馆，更不用说中国和苏联的外交使团，他们几乎得到了比美国和英国更好的待遇。此外，这里没有人死于饥饿和贫困。根据英国人留下的规矩（英国人体面地离开锡兰时，给这个国家留下了独立，并在它的国库里留下一大笔钱），每个公民每星期可得到两公斤大米。工会组织是强大的，并受到尊重。公民享受免费医疗。从小学直至大学都实行义务教育制。文盲已不复存在，谁都可以不花分文就去读书，一直读到大举毕业。人人，的确是人人，都有一个家，也许还有一块土地。无论在城市或在农村，你都不会遇到像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那种凄凉的景象。这里没有人沦为乞丐，困于疾病，这里没有污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来势如此猛烈的暴乱和如此无情的镇压呢？
对这场悲剧的分析，要从她——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这个统治着锡兰的年长和有威望的主妇开始。事实上，暴乱者的目的是要发动一场政变，他们首先要逮捕并杀掉的正是她，也正是她以最不寻常的手段战胜和控制了这股旋风。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成为总理的女人，这一事实本身使这位55岁的女子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极不寻常。可是，我觉得与其说她不寻常，还不如说她是纯洁和狡猾的奇怪的混合体。如果你在不了解她的身份的情况下，在街上遇见她，你会以为她是一位上街买东西的家庭主妇，而且是一个行动有点笨拙和粗俗、体态臃肿和庞大、毫不灵巧的家庭主妇。也许对自身的形象感到不满或自卑，她把头发从低低的前额和两鬓往后梳了一个髻。脸上没有一点脂粉的痕迹。这张可能曾经是美丽的，或者至少是讨人喜欢的脸，今天成了一张刚毅的脸，她总是努着嘴，有时流露出几乎是修女式的神态。你知道某些母亲的脸吗？她们由于操劳和经受痛苦，无论从性方面还是从感情方面来说，都不知道什么叫欢乐。由此，她们又受到各种心理变态的折磨，而且无法摆脱，即使在命运赐给她们胜利和荣耀的时候。而她的心理变态应该追溯到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当她作为圣布里吉达天主教学校的一个佛教徒学生时，她总是坐在最后一排默不做声地听课。正因为如此，她总是孤独一人。在她的生活中没有情人，没有可以信赖的友谊。从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天起，她就按照亚洲人的清规戒律，严格地扮演着寡妇的角色。从她那冷凝的目光和木然的听天由命的神态中，你可以想象得出，即使她丈夫活着时，她也是在孤独地生活。她的丈夫是家庭强加于她的，这是在亚洲盛行的做法，即出于利益或别的打算而勉强促成的婚姻。24岁时，她与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结婚，当时他已经44岁，年龄相差太大了。他博学多才，无疑十分聪明。他与安东尼·艾登<small>[5]</small>一起在牛津大学念过书。他有着高雅的风度，但是对女人的兴趣甚少。他真正的情人是政治。传说和流言认为西丽玛沃想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是那个至今仍是她不共戴天的政敌，她最憎恨的杜德利·森纳那亚克<small>[6]</small>。在科伦坡，人们说：“西丽玛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示对森纳那亚克的怨恨。”不管怎样，她与所罗门还是结合了，并且生了三个孩子：苏内特拉，28岁，住在伦敦；钱德里卡，26岁，住在巴黎；阿努拉，21岁，有时住在古巴，有时住在科伦坡。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
在政治上，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尼赫鲁式的人物。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第三进步力量，即一种社会民主力量，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左派力量和在全国由森纳那亚克控制的右派保守力量。他以建立斯里兰卡自由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这件事情上，西丽玛沃的看法与他非常接近。她像关心他的饮食、他的孩子们和破袜子一样关心这件事。她是一位顺从、忠诚、温柔的妻子，伴随他进行每一次旅行和参加每一个集会。她担任他的秘书。在锡兰有这样的习惯：政治人物的妻子几乎总是丈夫的机密保管人。由于她的功劳，自由党取得了成功。1956年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在选举中战胜了森纳那亚克，当了总理，四年后去世，被一个和尚暗杀。和尚行刺的原因不明，也许与他太不喜欢女人有关。当时他正在科伦坡家里的凉台上阅读什么，并等待来访的人，因为他习惯于不拘礼节地接见所有的来访者。突然来了一个和尚，朝他开了六枪。他叫了一声，接着喊道：“西丽玛沃！救命！西丽玛沃！”这个和尚经过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他始终没有解释行凶的动机。
暗杀使西丽玛沃和党内其他成员都陷于绝望之中，突然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领袖和将来取胜的一切希望。没有人能取代班达拉奈克，而1960至1965年的大选却迫在眉睫。问题怎么解决呢？党内决定把所罗门的位置交给西丽玛沃。西丽玛沃先是躲避、自卫，后来屈服了。对手是杜德利·森纳那亚克。一半是手段，一半出于真心，她以最天真的方式——哭泣，出色地参加了竞选。她身穿丧服，即白色莎丽出现在人群面前，一言不发，只是哭泣。于是，群众与她一起泣不成声。她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一个温存的妻子、谨慎的秘书，一下子变成一个似乎生来就能以魅力赢得民心的人物，像一个纯朴的母亲主持一个家庭那样治理一个国家。在这以前没有发生过女人当总理的事，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都是很久以后才得到显赫的地位。尽管在内政方面遭到了失败（国家工业化失败了，石油国有化毫无成效，失业情况严重），但在外交方面她却创造了奇迹。她以所谓不结盟保证了锡兰的完全中立。按句话说，一个连所罗门的精细头脑都感到难以对付的难题，根据她的判断却很简单：“不要只到一个店老板那里买东西，要么到所有的老板那里去买，要么就不向任何一个老板买。”她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她出现在捷克、波兰、南斯拉夫，挎着小包，莎丽上佩戴着小饰物，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说道：“我以妇女和母亲的身份向你们讲话！”这些做法并没有妨碍她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她，向她投了大笔的款子。例如加拿大为她免费在科伦坡修了机场，美国资助她在农村开展消灭疟疾和控制人口的运动，英国向她提供原材料。真是妙极了。按理她不应该在1965年的大选中落选，而被心爱的对手杜德利·森纳那亚克所替代。
但是哭泣的寡妇已经不再是哭泣的寡妇了，她十分喜欢这个由于偶然的机会或命运的安排而取得的职业。在以后的五年中，她以母狮子般的狂怒来反对森纳那亚克，她唯一的梦想是重新得到她的职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最大胆的妥协。比如说与共产党和托派建立统一战线，尽管她一向自夸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她出身地主家庭，并从所罗门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银行存款）。那么，她是权欲熏心呢，还是出于真诚？很多人认为她是出于真诚，尽管其中含有天真的成分。无论是在牛津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女儿苏内特拉，还是在索邦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女儿钱德里卡，或者是在伦敦学现代历史的儿子阿努拉，都一而再地告诉她：世界变了，老框框过时了。他们讲的道理与鼓动锡兰青年参加暴乱的那些道理同出一辙。暴乱者的头头是一个名叫罗汉·维杰韦拉<small>[7]</small>的卢蒙巴大学的前学生，他自称为毛分子。西丽玛沃并未忽视这些道理，而且郑重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好奇地进行思考，并接受其影响。她重复地高唱着，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中间的空隙应该被填满，社会主义应该实现。有人认为她是以良好的意愿建立统一战线的。她发表宣言攻击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她许下银行国有化，消费品社会化和设置国家公司来领导茶叶、椰子和橡胶种植园的诺言。她出席大会时不再流泪，而是大声疾呼：“把有钱人的财富分给穷人！”她重新获得了全胜。这次的胜利比1960年取得的还要可观：在151票中得了115票。可是，一年后，在她的脚下竟爆发了这场荒唐的暴乱。在意大利我们称之为议会外的暴动。
听说当她得知发生暴乱时，猛然倒在安乐椅上，气喘吁吁地几乎昏厥过去。据说她向一个亲戚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是对我最残酷的嘲弄。”她发表了广播讲话。当她宣读告暴乱者书时，声音颤抖，似乎不止一次地像过去那样抽泣。但她是唯一没有逃跑并在那里采取对策的人。当那些部长、副部长、党的头目和议员们都像吓呆了的兔子那样躲在旅馆里、朋友的家里，甚至地窖和屋顶时，西丽玛沃留在总统府组织几乎是无效的自卫和反击。由于她的意愿，僧伽罗军队是世界上兵力最不充足的军队：仅有六千名士兵，两千多一点的警察，一千五百名水兵，两三百名空军，既没有大炮、坦克，也没有火箭。这支军队只拥有老式的捷克和英国步枪，二三十挺生锈的机关枪，四辆已经损坏的装甲车。在每年建军节举行阅兵式时，人数少得可怜的这支部队，只需一刻钟就足以检阅完。为了不使队伍显得太不像样，检阅时常常加上学生、漂亮的姑娘和僧侣。西丽玛沃没有解除武装。像一个家庭主妇在自己家里失火时一样，她向邻居、过路人、朋友、敌人，总之向所能遇到的一切人求援，她向一切乐于接受她的呼吁的人求救。问题解决了。第一个作出反应的国家是印度，它派去了500名士兵、5架直升机和3艘监视海岸的快艇。第二个是巴基斯坦，派去了2架直升机，赠送了军装、步话机和弹药。第三个是英国，从新加坡派去6架从美国“借来”的直升机，还提供了武器和装甲车。第四个是南斯拉夫和埃及。到了月底，苏联派去了5架米格战斗机和60多名驾驶员、技术员。最后是中国，尽管行动迟了，却捐献了1亿5000万卢比，相当于157亿5000万意大利里拉，还有一封周恩来签名的短信。从所有的人那里接受一切是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拿手好戏，尽管她非常清楚地知道暴乱者背后至少有一个现在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那些过去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的人，现在改变了看法，为她鼓掌喝彩。
我对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的采访，是在她的总统府官邸里进行的。这是在科伦坡市中心的一幢简朴的别墅。采访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一个半小时中，我不倦地研究这位由于机遇而执掌着权力的女人，试图去发现她所以能获得权力的秘密，但徒劳无功。在她身上并没有甘地那种享有威望的魅力，也没有果尔达那种压倒一切的魄力，甚至没有可以补偿这些天赋方面的缺陷的智慧。你越观察就越觉得她是个非常平凡的女人，与其他成千上万个女人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个50来岁健壮、丰满的女人形象。她穿着一件黄蓝花的莎丽，像一个粗俗的家庭妇女那样叉开了双腿坐着。她讲话时弯着腰凑近我，试图使我信服。她的脸是肥胖的，由于鼻子太大显得不好看。茶色的皮肤并不光滑，两鬓分别挂着一缕黝黑的卷毛，她的头发随便地拢在一起梳了一个乡下妇女的发髻。扎了孔的耳垂上戴着一对不讲究的耳环。她的英语讲得很快，很局促。她一面讲，一面挥动那双戴满戒指的手，有时还拍打膝盖。但是她朴实的坦率和自发的动作中，蕴藏着一种吸引人的神秘感。当然你得忘掉在神秘背后的权力，忘掉权力毕竟是权力，即使蒙上了一层令人怜悯的色彩。一旦执掌了权力，一位能干的、并不嗜杀的家庭妇女也会下令屠杀成千上万异想天开的孩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班达拉奈克夫人，从锡兰发生暴乱到现在已经整整4个月了，但是在很多地区斗争还在继续，整个岛上还实行宵禁，紧急状态没有要结束的迹象。除了惴惴不安外，人们都在苦恼地等待着另一场血洗。班达拉奈克夫人，我要向您提一个谁都想问您的问题：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由左派政府，甚至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支撑的国家里？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您要求我帮助您了解的事情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连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年轻人参加的暴乱。从理论上来说，它与以1968年5月在巴黎爆发的恶性动乱<small>[8]</small>为起点，后又几乎波及世界各国的暴乱没有什么区别。此外，你们自己在意大利对这些事也有所闻，在你们的大街上和大学里也发生了骚乱。是的，我认为这些青年人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即他们对社会的盲目仇恨和对暴力的荒谬热衷。我们的社会没能制止这两种情绪的发展，因为对他们太宽容和放纵了。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如果这些孩子们反对的不是民主政权而是反动的法西斯政权，那么，我能理解他们。可是，在锡兰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反动的法西斯政权，今天更不是这样的政权。在锡兰，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人死于饥饿，社会成就是显著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我们的主食是大米，它免费分发给居民。除免费供应口粮外，其余的粮食价格也低得可笑。医疗是免费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是义务制。文盲比例非常低。是的，还有很多有待去做的事，例如失业人数很多。但是参加暴乱的青年中只有34%的人过去或现在是失业者，如果我能解释为什么这34%的人参加暴乱，我却不能解释其余的66%的人。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暴力的道路、流血的道路呢？他们的行动不可能是自发性的，他们背后一定有人在煽动他们，他们是被利用的。但是背后的人是谁呢？
法：真的，是谁呢？我知道您已经正式排除了俄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责任。而且，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表明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您的政府。
班：事实上，他们都谴责了暴乱。俄国人向我们提供了米格战斗机，派来了飞行员为我们培训飞行员。至于米格战斗机的用处有待讨论，显然，不能使用米格战斗机来进行游击战。但当时我们处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去考虑这些细节。不管怎样，俄国人是同美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国人一起最早向我们提供援助的人。至于中国人，他们给我们军事援助的时间晚了一点，那时暴乱已经基本平息，但是，他们以提供巨款支援了我们，而且，周恩来对我的政府采取了十分友好和明确的立场。直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中国或俄国是暴乱的幕后指挥者。我们查明了，唯一的、无可置疑的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是朝鲜。毫无疑问，是朝鲜人煽动和帮助了暴乱者。他们通过集会、上课、散发小册子向他们灌输某种思想，甚至教他们制造炸弹，还告诉他们从哪里可以得到炸弹。我们知道暴乱者经常去他们家里。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把朝鲜使馆的全部人员驱逐出境，现在使馆里空无一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与朝鲜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在平壤没有大使，他们在科伦坡也没有代表。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朝鲜人究竟在为谁效劳？在机场跑道上为朝鲜大使送行的只有中国人，俄国人没有在场。可是，朝鲜人在科伦坡的利益今天却在苏联人手中。譬如，是苏联人在支付朝鲜大使馆的房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一切将会水落石出，我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您有没有试图与被押和被捕的暴乱者谈论这些事？
班：我当然试过，我曾与他们长时间地进行交谈。但是在这方面我没有发现任何情况。我只是发现了孩子们的不安、不满、沮丧，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满腔愤怒。与他们讨论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狂怒，而且是因为他们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似乎他们都被洗过脑，所有的人都重复同样的话，像在放一张破了的唱片一样。他们重复得最多、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想收拾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主要计划是炮击我的住宅和逮捕我，然后把我杀掉。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们只是一味地说，我应该被杀，如果他们没有被出卖，肯定能杀掉我。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们真的认为这是可能的吗？”回答是：“是的，只需24小时就足以消灭您和控制政府。”这是一场使你迷惑不解的对话。我甚至还想向他们了解谁将在政府中掌权，他们说：“我们自己。”他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是，一旦控制了政府，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们就沉湎于高呼口号或说些愚蠢的话。有的说要砍掉所有的茶树，因为茶树是英国人种的，他们要以种植大米来取代。我觉得他们很幼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一般18岁或20岁的青年要幼稚。我尤其觉得他们是被人引入歧途，被他们的头头所利用。
法：你抓到了几个头头？
班：只抓了五六个，都是当地的，所以说抓得不多。此外，他们都不说话，即使讲出来的那一点事情也是不一致的。你会说这是右手不清楚左手干的事。唯一查明的事实是他们的组织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是建立在地下小组基础上的。每一个小组由三人组成，他们很少会把其他两人的名字告诉你。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你提供的唯一名字是罗汉·维杰韦拉。这是他们公认的绝对领袖。这个人我们早就知道了，为此在3月份，在暴乱发生以前，他就被捕了。他们不相信民主，鄙视议会道路，坚信通过改良和法律不能前进。他们很急躁，既蛮横又急躁。这是最痛心的一点，这一点不只是对锡兰的青年极端分子，而且对世界上，包括欧洲的所有青年极端分子都是如此。民主的代价是容忍和耐心。民主是缓慢的，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它不靠魔棍，不靠奇迹。而那些青年极端分子想通过魔棍和奇迹来解决一切问题，也许我应该说是通过流血的办法。
法：但是在过去的大选中，维杰维拉和在他组织中的年轻人对以您为首的联合出了不少力。班达拉奈克夫人，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们，您不可能以压倒优势取胜。有人说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您的政府对他们食言，使他们大失所望。
班：首先是既不能评价也不能指责一个刚上台11个月的政府。除非是急躁和不懂事的孩子才会这样做，一句话，还是魔棍这一套在起作用。当发生暴乱时，某些方面的国有化已在进行，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许多改革。说我在大选中取胜应归功于维杰维拉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更没有帮助过我。此外，他既然不相信议会道路和民主，怎么可能帮助我呢？我又怎么会接受一个憎恶民主的人的帮助呢？我与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明确的条件下建立的：要么接受我的做法，即民主的方式，要么根本不谈这件事。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过去和现在都接受了我的条件，于是我把他们留在政府里。假如有一天他们不再接受，那么，我也可以不要他们。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就不是。当我谈论社会主义时，用的不是他们的语言。我说的社会主义是指平等和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正义。如果消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距需要使用暴力，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当然，很有可能在一些县和一些村里，青年极端分子曾建议投我的票，但是我想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我的政府宣告实行自由和宽容的政策。他们懂得在一个自由和宽容的政府管理下，进行武装暴乱较为容易。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我觉得他们很卑鄙。他们在该造反的时候，也就是在法西斯政权、反动政权、右的和左的专制政权统治下时，从来不造反。他们总是在允许他们生存和组织起来的政权下才造反。这很容易，不是吗？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要按列宁的做法去干。但是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列宁反对的是一个没有正义，更没有自由的社会。在民主的制度下，没有人去阻挡别人当共产党人。在锡兰，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是很强大的。他们正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当您知道四分之三的国家落在暴乱者的手中时，您有什么样的感觉？害怕，愤怒，还是痛苦？
班：三种感觉都有，但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母亲的痛苦。我有三个子女，每一个参加暴乱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孩子。当你眼看将被迫向自己的子女开枪时能不痛苦吗？我哭了，是的，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从来不为我流泪而感到羞耻，因为眼泪从来不会白流的。如果男性的政治家们知道流一点泪，那么，干起统治这个职业来就会更有点人性。其次，我也感到害怕，是的。尤其是第一天，我们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但是，不管你信不信，我不是为我个人害怕。当我接受我丈夫的职位时，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也可能像他那样被杀害。我对我的子女们说过：“如果我接受大家的建议，我很可能有与你们父亲同样的命运。迟早有人会向我开上几枪。”许多年以来，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对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习惯，以致我不再担心发生危险，最初的担心变成了听天由命，也许是不在乎吧！因此，我讲的害怕是有其他原因的：它涉及我所属的这个可怜的国家。我想我已经为这个国家毁了我的生活，而这些坏孩子还要把它搞得四分五裂。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我没有束手待毙，我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逃之夭夭。我知道有人传说我已逃往瑞士去了。当我做广播讲话时，很多人以为我待在一艘军舰上。可是我就在这里，就在总统府里发布一个国家元首、一个女人能发布的最痛心的命令。我发出了反击暴乱者的命令。请注意我说的是暴乱者。我一直说暴乱者，而从来没有说过恐怖分子。可是上帝知道他们有时的行为完全与恐怖分子一样。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可是警察杀了不少人，杀得太多了。有人说杀了好几千，使整个国家没有青年了。人们说这是人间少有的凶狠和残暴。当您下命令时想过这些吗？
班：我想得要比您认为的多得多。是的，是有过分的地方。我不否认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行为也是不必要的。但是西方报刊作了过分的渲染，或者他们作了渲染却没有问个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是有原因的。无论是军队还是警察，面对暴乱者的进攻都毫无准备。造成这种局面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认为在锡兰可能发生革命，而且也因为军队和警察没有自卫的武器。两三百人一群的暴乱者袭击只有五六个带着两三支枪的人，或最多一两支步枪守卫的警察所。他们使用手榴弹和火药包袭击警察所，很多警察被活活烧死。有的警察遭到残酷的屠杀，有的则在恐怖中度过了好几天。警察所与科伦坡无法取得联系，因为电话线被切断了，桥梁被炸了，道路被封锁了。警察所只有几把可怜的枪和两支自动步枪，他们都不知道能否活到天明……对于警察兄弟谁都不原谅，谁对警察都没有好感，而我却原谅他们。一旦他们重新控制了局势，他们会热衷于残暴行为，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报复、愤怒和惊恐。难道有使用文明手段来进行战争的吗？
法：没有。但是镇压得越厉害，战争延续的时间将越长。事实上暴行没有能够平息战争，斗争在继续。
班：是的。还有小股的暴乱者，他们大部分躲藏在丛林里。他们出来寻找食物，或者偷一点食物，然后再回到他们的洞穴。他们时而被巡逻队或直升机发现。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忍过来的，但是他们忍下来了。前几天抓到了他们中的12个人：3个男孩，9个女孩。他们的状况实在可怜，整条胳臂和大腿被虫子和蛇咬得变了形。他们已经有许多日子没有吃东西，根本走不动路了。高烧使他们呼吸都困难。您想象不出在这个季节里丛林是什么样的。到处是蚊子、蛇、猛兽。我们可以计算出多少孩子死于枪林弹雨，但是我们估计不出多少人死于传染病和疟疾，或被老虎吃掉。丛林里，有他们的据点，他们把受伤的人几乎都送到那里。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那里，太可怕了。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们投降，从丛林里出来……
法：从丛林里出来是为了被关进集中营吗？我知道已经有1.5万人被投入监狱或被关进集中营。几个月来他们像牲口一样堆挤在一起。但是你们能把一代人在铁丝网后面关多久呢？
班：这是一个我还不能回答的问题，连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够和还应该把他们关多久。因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我们把他们放出来，于是他们重回丛林准备另一次暴乱；二是我们把他们关起来，使国家失去年轻的一代。也许我应该说使国家未来没有领导人。今天被关在监狱里的是最聪明、最勇敢和最优秀的青年。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不管他们怎样被引入歧途，他们的思想混乱到何等地步，而且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但是，他们还是锡兰的明天。我不相信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恶意，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于真诚才这样行动，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并不卑鄙。敢于迎接死亡的人总是慷慨的。那么，我们对这些慷慨的人应该怎么办？把他们都杀了，还是让我们都被杀？唯一的希望是挽救他们。与他们交谈、讨论，指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边，告诉他们暴力只能导致暴力，我们正在这样尝试。糟糕的是他们不听。他们太失望了，太伤心了，精神上受了创伤。他们对一切说理都保持沉默。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想做，连思考都不愿意。
法：也许他们愿意再作一次尝试。据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新的暴乱，打算在年内行动。
班：我知道，他们决心再试一次。为此，他们才留在丛林里让蛇和老虎吞灭。他们手中还有武器，也有头头。他们进行了改组，又制造了炸弹，他们的小组还在起作用。他们的一些基地隐藏得很好，设在几乎进不去的山区里。我知道我们还得长期承受他们和被他们煽动起来的人给我们带来的重负。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们认识到4月份所采用的战术是不周密和不完善的。上次的失败有利于他们制订更好的计划。我知道这一点，我不抱幻想。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会很快行动，我也不相信他们还会坚定不移地进行新的暴乱。4月份的那次暴乱他们比较容易取胜。因为，如果不说别的，至少出其不意和抱有幻想这两个因素对他们有利。有人对他们说某些国家会向他们提供援助，人民也会起来造反，在24小时内就可夺取政权。现在他们看到了老百姓并没有采取行动，其他国家更乐意向政府提供援助。至少从地理上看，锡兰不是越南，她是一个岛国，只要护卫好海岸线就能防止军舰驶近。如果他们再尝试只能是丢脸，是自杀。
法：如果你们制止不了他们呢？
班：很明显，我们要扩充军队的实力。我真正的惨败就在于此。因为您要知道我一向反对军国主义，我一向憎恨战争、武器和爆炸。我把军费压缩到几乎可笑的地步，我一直为拥有一支小型的和不充足的军队而感到自豪。我们没有将领，没有直升机。您知道我们过去有几架直升机？三架。三架既不用于战斗，也不是用于侦察的直升机，使用弹弓就能把它们打下来。我欣赏不拥有装甲车、火箭、大炮和迫击炮的想法。我过去认为我的和平主义是有感染力的。我说：民主不能靠步枪来保卫，社会正义和自由不能靠步枪去建立！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付出了代价才认识到民主、正义和自由都要靠步枪去保卫，只能使用暴力来对付暴力。这是沉痛的教训，使人大失所望。当转向外国要求武器时，我的喉咙哽住了，但是当我见到这些武器运来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当妈妈是我的天赋，但我不是一个打孩子的妈妈。可是现在我在动手打我的那些坏孩子了。如果我能知道是谁诱使他们变坏，那就好了！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要是您发现了，也许您也不能公开说出来，您的不结盟的艰苦努力将会一事无成。
班：这一点也是事实。印度洋快要变成火药库了，它会变成火药库的。无论是对左、右、东、西的人来说，锡兰都是块肥肉。为了不落入别人手中，为了不成为一个小越南，我只能在两种力量、三种力量，以至多种力量之间搞平衡。我不能加入这一个集团或那一个集团，不能引起嫉妒、怀恨和敌对。您要知道我不是政治动物，这是就我从来没有学过政治这个含义上来说的。我从来没有读过或写过政治性的论文。我从事这个职业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或偶然的机会。但是，我也不是对政治一窍不通，因为当我与我的丈夫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肯定会学到一点东西，但是是没有科学基础的。明智的人是怎么看问题的呢？他与持有高级政治论点的人完全一致：当两只狗打架时不要去插手，让它们互相去咬吧！另外，我自己家里的事已经管不过来，无暇去管别人家里的事。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您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位处于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妇女。您有没有对此感到过遗憾，甚至后悔？
班：都是些大字眼，我不想用它们，但是老实说，我担心得用它们。因为我的地位完全不是我个人选择的！我再重复一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从事这个职业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或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因为我有权欲。我从小就很胆怯，没有什么抱负。在学校里我总是躲在最后一排，从来不开口。我可以肯定，我的同班同学们至今不会相信，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就是她们在天主教学校里认识的那个小姑娘。我似乎听见他们在说：“谁会想到西丽玛沃……”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从来不幻想什么事业、职业，我只管想有一个家庭和孩子，星期日下午在花园里侍弄花卉。直至今日，我最大的乐趣是整个下午待在花园里栽培我的玫瑰花。政治的难以捉摸就像谎言和妥协一样使我厌恶透顶。外交和诡诈从来就不是我的长处。我最大的缺点——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我最大的美德——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坦率到经常被人认为没有教养的地步。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并不热心，我像对待灾祸一样屈服于需要。我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不得不把我的孩子们扔在一边：我不能陪伴他们，教育他们。有时候我怀疑我所以不能理解这些参加暴乱的孩子们，也许正是因为我中断了与我的子女们的对话。他们……
法：他们站在暴乱者一边而不站在您一边，是吗，班达拉奈克夫人？我听说您的女儿钱德里卡从巴黎给您写过一封信。
班：不对，是在英国的苏内特拉，是她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她还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攻击我和我的政府。青年人经常与父母不一致，归根结底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就会固定不变，事物也将永远不变。但是我有一点要向这些造反者提出异议：他们比他们的父母要生活得好得多。他们享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食品，更多的文化。总而言之，这个岛一直是幸福的、舒适的，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好。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挑起这场血洗呢？他们想要什么？现在还要什么？我再重复说我在谈话开始时所说的：我不能帮助您理解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知道他们感到不幸福。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呢？难道福利使人感到不幸福吗？我不希望这场悲剧使我接受下面这种糟糕的看法：必须先受苦才会感到幸福。
1972年8月于科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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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奉行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托洛茨基主义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派篡改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
[2]锡兰，斯里兰卡旧称。1972年5月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3]斯里兰卡首都。
[4]大希律王，又被称为希律大帝一世、黑落德王，耶稣童年时代整个犹太人地区的统治者。传说他听说犹太人的君王（即耶稣）诞生了，下令将犹太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
[5]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时任外交大臣。1955年出任首相。1957年因“苏伊士运河危机”辞职。2004年的一次调查中，他被评为20世纪英国最差的首相。
[6]杜德利·森纳那亚克（Dudley Senanayake, 1911—1973），斯里兰卡政治家。曾三次出任斯里兰卡总理。
[7]罗汉·维杰韦拉（Rohana Wijeweera, 1943—1989），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创始人。主张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71年3月在酝酿全国总起义前夕被捕，判处20年监禁。1978年被特赦，出狱后重建人民解放阵线。1983年人民解放阵线再次转入地下武装斗争。1989年11月被捕，经过短暂审讯后被杀。
[8]指法国“五月风暴”。因对政府不满，1968年5月，法国巴黎大学的大学生发起罢课行动，并占领了大学校园。警方进行了粗暴干预，引起和学生们的正面冲突，导致1000万法国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并宣布撤掉蓬皮杜的总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