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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布托于1928年1月5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尔卡纳。来自权贵的锡克族家庭的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71年到1973年，被选为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到1977年，任总理职务。他试图指引自己的国家走上文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促进世俗主义和妇女解放。他成功地控制了与中国和印度的冲突，承认孟加拉的独立，采取严厉和非流血的措施清洗犯有腐败罪的军政官员，把主要工厂收归国有。1977年，由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small>[1]</small>发动的政变使他下了台。他被关进监狱，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指使别人谋杀一名反对派政治对手，但始终没有真凭实据。1979年4月4日，他在拉瓦尔品第被处以绞刑。他的政治遗产由他的女儿贝娜齐尔继承。她成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两次就任国家总理职务，2007年11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遭谋杀。
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发出的邀请令人迷惑，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解释它。他要求我只去拉瓦尔品第，而且要我尽快动身。我思忖着这是为什么。对于那些避而不见或干脆拒绝会见记者的人，记者们总是梦想着至少能被他们召见一次。但是梦的情节是不合逻辑的，而不合逻辑又导致产生怀疑。为什么布托想见我呢？是要委托我向英迪拉·甘地传递信件呢，还是因为我怀着尊敬和好感对英迪拉进行了描绘而要惩罚我呢？第一种猜想很快就排除了。布托不需要一名邮递员为他同他的敌人之间传递信息，因为瑞士和俄国的外交官会关心这件事。第二种猜想也很快被否定了。布托一向以文明人著称，按照常理，文明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客人的。第三种猜想，也就是他想要我采访他，这自然会使我感到吃惊。事实上，他正是读了我写的关于孟加拉总统、倒霉透顶的穆吉布·拉赫曼<small>[2]</small>的文章后，才要我去采访他的。当好奇心战胜了怀疑，决定接受邀请时，我了解了这一点。但是，在我接受他的邀请的同时，我又向他传话说，作为他的客人，他不应该阻止我一视同仁地以我独立的见解来描述他，而且还告诉他，任何殷勤或诱惑都不可能收买我。布托对我的回答是，一定照办，行。这是我对这个人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此人给人的印象是不可捉摸，异乎常人，轻率，所做的决策也不同一般。我们承认他十分聪明，但这是一种狡猾的、狐狸般的、为了迷惑和欺骗人而产生的聪明，同时，这种聪明又来源于文化修养、记忆力、嗅觉和贵族风度。两位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等候我的官员激动地向我宣布，总统将在一小时内接见我。那时是上午10点，我大约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对他们的安排提出异议，我说一小时内不行，我需要洗个舒服的澡，睡个好觉。我这种态度对别人可能是一种侮辱，但对他却不是。他把会见的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半，并补充说，他将等我共进晚餐。聪明加好客往往是引诱别人的最好方法。那样的会见自然会是亲切的。布托满面笑容，伸手向我致意。他身材高大、魁梧，与他那纤细的腿和小巧的脚相比，显得有点肥胖。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希望你在他的银行里开个账户的银行家。从外表看来，他比44岁的年龄要大些。开始秃顶使他感到苦恼，剩下的头发已经灰白。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张宽阔的脸庞：双颊丰润，嘴唇厚厚的，眼睑也是厚厚的。他的眼神里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忧伤，微笑中流露出胆怯。跟许多强有力的人物一样，他也因胆怯而变得迟疑和局促不安。
像英迪拉·甘地一样，在他身上也集中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你越研究他，对他就越捉摸不透、迷惑不解。就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着的棱镜，它的表面始终在变化，在你看到它的一刹那，它就在你的眼前消失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他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或独裁者，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人，真诚的人或谎话连篇的人，而每一种人物又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复杂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他的国家产生的唯一能使人感兴趣的领导人。此外，他也是唯一能在拯救国家方面做一些工作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使人想起侯赛因国王而不是英迪拉·甘地。像侯赛因一样，他因领导一个人为制造的民族而受到指责；像侯赛因一样，他站在一只被苏联、印度、中国、美国这些铁盆紧紧夹挤在中间，而且已经支离破碎的陶瓷盆中；像侯赛因一样，他拒绝投降，决心以一个没有安全网保护的高空杂技演员的勇敢进行抵抗。从另一个含义来说，他使人想起肯尼迪。像约翰·肯尼迪一样，他在金钱万能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只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像肯尼迪一样，他有一个舒适、幸福、享有特权的童年；像肯尼迪一样，当他很年轻时，就开始向领导阶层攀登。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和地主的家庭中。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读书，后来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国际法学位。他刚刚30岁，就在阿尤布·汗
<small>[3]</small>政府中任部长职务，尽管他憎恨阿尤布。不到40岁，他又在叶海亚·汗<small>[4]</small>政府中当部长，尽管他鄙视叶海亚。他并没有因某些伙伴声名狼藉而心神不安，相反，他以极大的、毫不动摇的耐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嗜权的人总是欲壑难填、利欲熏心，哪怕导致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布托对声名狼藉就毫不在乎。他追求权力，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权力，那就难以猜测了。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还提醒人们警惕那些讲真话或表现出天真的童子军式的道德观念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会使你相信，他的野心是崇高的，是为了真正建设一个无私的、真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你参观他在卡拉奇的出色的图书馆时，你会发现有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烫银精装书籍，被放在重要的、显著的位置上。于是你产生了怀疑和怒气。在向他提问的过程中，你还了解到他真正的朋友是苏加诺和纳赛尔。也许他们是两个抱有良好志向的人，但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你又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的梦想是成为独裁者和等待有一天那些烫银的精装书籍对他进行歌颂吗？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不了解有关国家的悲剧的西方人提出的。在那里，自由、民主、反抗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取代它们的却是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可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带有威胁性的问题。他听了后，就像遇到不愉快的事，骤然间，目光流露出激愤。他上台时，那里已实行军事管制法，至今还没有废除。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small>[5]</small>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人物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院子中等候数小时，而自己却待在屋子里写东西，这又是另一个布托。当夜幕降临时，他像王子那样在华丽的地毯上行走，又像王子那样坐下，并邀请我这个在许许多多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中的唯一女人坐在他身旁。这几乎是故意对我进行挑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用手指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一一接见了他的党内成员、政府官员、主张独立的人。最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抱着一头雪白的山羊向他献祭的穷人。这是贵族布托，是任何西方文化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穆斯林布托。所以，他有两个妻子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布托乘坐在一架很不舒适的军用直升机里，头戴一顶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称之为吉物的帽子。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时，他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一片片的不毛之地和过着原始生活的农民所住的土屋，突然间，他握紧拳头，低声地说：“我一定要改变它，我一定要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布托。他终日幻想在巴基斯坦减少不幸和饥饿。最后，布托在他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的住所里接见我。他一面自我辩解，一面忏悔，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攻击英迪拉·甘地、穆吉布·拉赫曼和叶海亚·汗。他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大方。那里有古老的波斯地毯、珍贵的涂以瓷釉的制品、空调器和从毛泽东开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晚餐时，大家喝酒，有时也吃鱼子酱。他的第二个妻子努斯拉特也在座，她是一个毫不拘束的美丽的女人。后来又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敏捷的、留着长发的男孩。这是现代化的、优雅的、西方式的布托。布托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著书立说者，他的英语胜于他的乌尔都语，他能博得西方人的好感。这是冒失的结论。我曾问沃尔特·克朗凯特<small>[6]</small>对尼克松、约翰逊、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在他长期的电视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正如他对我所说的那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不能只从人这一角度来对他进行评判。不能这样做！因为一旦你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既有其所长，又有其不足的普通人时，你就必然会喜欢他，而忘却他的其他方面。
对布托的这一次采访也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不像那次对基辛格的采访那样涉及新闻界，而是涉及外交界，甚至整个国际舞台。正如英迪拉对布托的评价，即称他为没有分寸的人，冒犯了布托一样，布托评价英迪拉，称她为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人物，一个才能尚不及其父亲一半的苦干者，甚至说“想到与她会见、握手就使我产生强烈的厌恶感”等等，也使英迪拉大为恼火。不用说，英迪拉有充分的理由恼火。布托对她的评价太刻薄了，过多地使用了憎恨的感情。当时我也感到很为难。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我多次试图使他缓和口气。我对他说：“您不觉得这样的评价对她未免太过分、太不公正了吗？”但是，布托没有接受我的暗示，相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并增加了一些我没有发表的话。可是，隐略这些话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不是我愿意的，这件事带来了戏剧性的甚至是可笑的后果。
在那些日子里，布托和英迪拉为签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协议本应举行会晤。但是，新德里报纸上登载的几句话使英迪拉产生了怀疑。她要求看采访记录的全文，并要别人从罗马把全文电传给她。她读了以后，立即宣布取消她和巴基斯坦总统之间的会晤。布托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去祈求哪位圣人，结果求助了我。他通过巴基斯坦驻意大利大使设法寻找我，一直追踪到亚的斯亚贝巴<small>[7]</small>才把我找到。当时我正在那里会见塞拉西皇帝。他通过别人向我提出了世界上最奇特的请求：要我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从来没有对他，即对布托进行过采访，这只是梦中的事。还得写明那些对英迪拉的评价不是布托说的，而是我所想象的布托可能做的评价。开始时，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又问道：“大使先生，您是怎么说的？”“我说您应该写文章讲清一切都是您虚构的。”“大使先生，您疯了吗？你们的总统也疯了吗？”“法拉奇小姐，您应该懂得，六亿人的生命都取决于您，都在您的手中。”我高声诅咒，很快把他轰跑了。但是，布托并不就此罢休，继续寻找我。无论我到哪里，总有一位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跟着我，请求我否认采访记录，并提醒我，六亿人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我对他们说，我的手太小，无法掌握六亿人的生命。这样的话无济于事。我大声疾呼，他们的要求实在荒唐无礼，也无济于事。直到英迪拉不去计较布托的错误，而采取了宽宏大量的行动时，这场噩梦才告结束。为签署和平协议，两人举行了会晤。
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握手言笑的情景，我感到很有趣。英迪拉的笑显得洋洋得意，充满讥讽；布托的笑则表现出极大的不自在，以至在黑白电视屏幕上，似乎也看到了他的脸一直红到太阳穴。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以下简称“布”）：我应该告诉您，为什么我渴望会见您。首先是因为您是真实地描述穆吉布·拉赫曼的唯一记者，您写的文章使我感到十分有趣。其次是因为……您看，这篇文章中谈到我与在达卡发生的3月镇压有关系，读了这段话，我感到相当不痛快。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只是有关系吗？在达卡，人们干脆说是您要搞大屠杀，是您要逮捕穆吉布的。为此，您在城里一直待到3月26日的早晨。
布：待在洲际旅馆最高一层我的套间里，一边喝威士忌，或许像尼禄<small>[8]</small>那样还弹着竖琴，从窗户里观赏这个场面。怎么敢于编造如此野蛮和愚蠢的敌事来诽谤我呢？整个事态编导得如此笨拙，甚至说什么我让所有的领导人都逃往印度，而去伤害那些分文不值的不幸的人，只有穆吉布被逮捕了。我们都是有逻辑头脑的人，要是我干这件事的话，我一定会干得聪明些、科学些、残暴程度低些。可以使用催泪弹、橡皮球，我会把所有的头头捉拿起来。啊！只有像前总统叶海亚·汗这样可憎的醉汉，才可能干出如此糟糕和鲜血淋淋的事，并身败名裂。不管怎么说，我干这样的蠢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您知道吗，叶海亚·汗的第一个受害者不是穆吉布，而是我。我的党里的许多人被关进监狱。1970年年底，准确的日子是1970年11月5日，他问穆吉布：“我该不该把布托逮起来？”请注意，决定推翻他的唯一原因，是他不能像控制东巴基斯坦的局势那样去控制西巴基斯坦的局势。此外，穆吉布从来没有表现出是个聪明人，他任人摆布，以致走入绝境。总之，3月25日发生的惨案对我来说是件意外的事，叶海亚·汗也欺骗了我。他预定次日要跟我约会。数日后，奥马尔将军向我透露，他施行这个计谋的目的是让我留在达卡，“领略一下军队的实力”。我以我的名誉向您担保，我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法：行，总统先生。可是，我不禁自问，历史是否不会对那个可怕的晚上和以后数日发生的事作准确的解释？穆吉布·拉赫曼……
布：您见过穆吉布的，他生来就是个谎话连篇的人。他不能不说谎，因为他无法克制自己。穆吉布总是根据他的情绪好坏和他那有病的头脑的不平衡程度，信口雌黄。譬如，说死了300万人。疯子！疯子！所有跟着他喊“死了300万人，死了300万人”的人，包括报刊在内都是疯子。印度人打出了100万的数字。他增加了一倍，甚至增加了两倍。这就是这个人物的特点。对于那次旋风带来的灾难<small>[9]</small>，他也作了同样的估计。您瞧，根据印度记者的报道，那天晚上死了6万至7万人。根据某些外国使节的估计，死了3万人。根据至今我所掌握的材料，死的人数大约是5万左右。要知道，即使那次行动从道义上说是正当的，5万人也是够多了。我不是要想方设法来缩小这个数字，而是要把事情说得更符合实际，因为5万和300万是如此悬殊。难民的问题同样如此。甘地夫人说有1000万难民。显然她说这个数字是为了使她对东巴基斯坦的进攻和侵犯合法化。但是，当我们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时，印度人表示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如果数字准确的话，他们就不应该害怕核实。事实是，不是1000万难民，而是200万。关于死亡的人数，我说的可能有错，但是，难民的数字是没有错的。我们知道离开国家的是些什么人。他们中许多人是从加尔各答送来的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人。是她，甘地夫人，送他们来的。孟加拉人彼此都很相像，谁能把他们分清呢？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件传闻，奸污和杀害妇女的问题。我不相信这样的传闻。越轨行为肯定少不了，但蒂卡·汗将军<small>[10]</small>说，在那几个月里，他经常号召人们向他直接揭发不轨行为。他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号召，但他知道只发生过4起事件。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10，算它有40起好吗？那么，这与穆吉布和甘地夫人散布的愚妄的数字还相差甚远。
法：不，总统先生，请把这个数字乘以1000，甚至乘以1万才是正确的。如果穆吉布说死了300万人是信口雌黄的话，那么蒂卡·汗说只发生过4起事件是开玩笑。大规模的暴行肯定发生了，这是一个在达卡亲眼看到尸体的人对您说的。还有，您刚才使用了一个可怕的词句，总统先生，您说“从道义上说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正当的”。我理解对了吗？您是不是要说从道义上讲，那次大屠杀是正当的？
布：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国家，在必要时有使用武力的权利，例如，为了统一。有破才有立。我只引证了最近的两个事例，而没有去追溯整个世界历史。是的，在某些情况下，血腥镇压是可以原谅的，是正当的。巴基斯坦的统一取决于3月份那次对分裂主义者的镇压。但是如此残暴地镇压人民，而不是镇压领导人，那是不必要的。对于那些迷信坚持六点<small>[11]</small>就能避免旋风、水灾、饥荒的可怜的人，是不能使用这种办法说服他们的。我比谁都激烈地反对这种方法，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反对它。
法：可是现在，您让领导大屠杀的将军蒂卡·汗当陆军参谋长，是吗？
布：蒂卡·汗是个职业军人，他带了明确的命令去东巴基斯坦，又根据明确的命令回来。他做了别人命令他做的事，尽管对这些命令他并不都同意。我选择他是因为我知道他会以同样的纪律来执行我的命令，而且他不插手政治。我不能毁掉整个军队，无论怎么说，在达卡事件上，他的坏名声是被夸大的。这次事件唯一真正的负责人是叶海亚·汗。他和他的顾问们热衷于权力和腐化，以致把军队的荣誉置之脑后。他们只考虑如何设法获得漂亮的汽车，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与银行家交朋友，把钱财送到国外去。叶海亚·汗对本国的政府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除了权力还是权力，仅此而已。一个首脑醒来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他上床睡觉，这是什么样的首脑？您不了解与他打交道是多么的痛苦。
法：现在叶海亚·汗在哪里？您准备怎样处置他？
布：他被软禁在拉瓦尔品第附近一所属于政府的小别墅里。是的，如何处置他是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我设立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去研究有关最后一次冲突的责任问题，我在等待研究的结果，他们将帮助我作出决定。如果委员会认为他有罪，我想会对他起诉。我们遭到的失败是他造成的，甘地夫人可以因打赢了一场战争而自诩。如果说她打赢的话，那么她首先应该感谢叶海亚·汗和他那一伙患精神病的文盲。那是些不可理喻的人，跟他们讲道理只会使你失去自制。4月份，在干了达卡那件好事之后，他召见我。他看来踌躇满志，充满信心，确信已控制了局势。他请我喝饮料，对我说：“噢，你们这些搞政治的人彻底完蛋了。”他又说，不仅穆吉布，还有我也被认为是煽动者，说我也不主张巴基斯坦统一。“人们要我逮捕你，压力很大，布托。”我怒不可遏，以致失去了控制。我回答说，我不会被他吓倒，他的做法会把我们引向灾难。说罢，我摔掉倒有威士忌的酒杯，便离开了屋子。皮尔扎达将军抓住我的手臂，拦住我，并对我说：“不，别见怪，请坐，请进去吧。”我定了定神后，重新走进屋。我试图向他解释，我和穆吉布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分裂主义者，我不是。但我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他没有听我解释，只管自己喝酒。后来，他变得更坏了……
法：总统先生，我们是否可以回顾一下过去，设法弄明白怎么会发生那次从道义上说可以原谅的可怕的3月事件？
布：情况是这样的。1月27日我去达卡与穆吉布商讨事情。要是你想讨论问题，你就得长途跋涉到达卡去找他，因为他从不愿屈尊来拉瓦尔品第。正巧那天我的姐夫去世，要在拉尔卡纳的列祖墓下葬。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达卡。这件事使我姐姐很生气。在选举中，穆吉布在东巴基斯坦获得多数，我在西巴基斯坦获得多数，但是，他坚持六点，而我们之间又必须达成一项协议，因为叶海亚·汗要求我们在120天内确定宪法，否则，他要解散议会，宣布重新进行选举。要使穆吉布懂得这一点，简直是件令人绝望的事，其原因是不可能要求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做到通情达理。我向他讲道理，作解释，而他却一味重复着：“六点，您接受六点吗？”天哪！关于第一、第二、第三点我准备与他谈判。可是，第四点规定，每个省可以任意安排外贸和接受外援，那么，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将成为什么样呢？况且，众所周知，穆吉布希望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他自1966年起就与印度人保持着关系。所以，1月份我们的对话中断，直至3月份没有再谈判。3月中旬，叶海亚·汗来到卡拉奇，告诉我，他将去达卡，问我是否也愿意去。我回答说，要是穆吉布准备与我谈，我就去。后来，叶海亚·汗本人从达卡打电报通知我，穆吉布愿意与我谈。我于3月19日动身去达卡，20日会见了叶海亚，21日与叶海亚一起会见了穆吉布。出乎意料的是，穆吉布和叶海亚融如水乳。他彬彬有礼地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与您达成协议，我不愿与布托先生有任何关系。我将对报刊宣布，我会见了总统，布托先生碰巧也在场。”叶海亚说：“不，不，穆吉布，你们应该在一起谈。”穆吉布却说：“许多人死于旋风，许多人死了。”他总是这样行事：突然间，在他那有病的脑子里想出了一句话，也许是一句毫不相干的话，然后他就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不耐烦了，我说：“发生旋风我有什么过错？难道是我把旋风送来的吗？”穆吉布一言不答，站了起来，他说他得去参加一个葬礼……啊！真不值得谈论他。
法：值得谈。总统先生，请继续讲下去。
布：谈起穆吉布，所有的事似乎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明白世界上的人怎么能认真对待他。噢，虽然他不愿意我送他，我还是站起来，把他一直送到前厅。当时在前厅里，有三个人：叶海亚的战地助理、他的军事秘书和他的政治屠夫——奥马尔将军。穆吉布大嚷起来：“你们都给我滚，都给我滚，我要和布托先生谈话！”他们三人离开后，他便坐下，对我说：“兄弟，兄弟！我们应该达成协议，兄弟！看在真主的面上，我恳求你！”听了他的话，我简直目瞪口呆，为了不让其他的人听到这样的话，我把他引到外面。到了外面，他用特别激动的语调向我表示，我应该拿走西巴基斯坦，他拿走东巴基斯坦，他为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做了一切准备工作。夜间，他将派人来接我。我回答说我不喜欢干这样的事，因为我到达卡来不是为了像小偷那样，天黑后在香蕉树底下与他见面，我不想肢解巴基斯坦，如果他想搞分裂的话，他只能向议会提出，并依靠在议会取得绝对多数。但是我的话就像对牛弹琴。最后，我不得不接受妥协，同意通过我们的代言人再进行对话。对话是进行了，显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那些日子里，他比平时更失去了平衡，无缘无故地失去自制力。就这样，到了3月25日。
法：3月25日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吗？
布：是的，我内心有过一些担心，产生过异样的感觉。每晚我去叶海亚处向他报告，我和穆吉布谈判没有进展。叶海亚总是表现出毫不关心的样子。他心不在焉地瞧着别处，或抱怨电视节目不佳，或嘟哝着听不到他喜爱的歌曲，因为他要的唱片还没有从拉瓦尔品第送到。25日早晨，他让我停止执行谈判任务。他对我说：“今天您没有必要与穆吉布见面，明天我和您见面。”我回答说：“好吧！”晚上8点，我把一切告诉了穆吉布的代表。他大声嚷了起来：“这个狗养的已经离开这里了。”我不信他的话，于是给总统府挂了电话，要求跟叶海亚讲话。他们回答我说，不能打扰他，因为他与蒂卡·汗将军在进晚餐。我又打电话给蒂卡·汗。回答也是不能打扰他，他与叶海亚在进晚餐。直到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怀疑是个圈套。带着这样的怀疑我去吃晚饭，后来睡觉了。枪声和从别的房间奔跑过来的朋友们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奔向窗口，真主可以作证，我哭了。我哭了，我说：“我的国家完蛋了。”
法：为什么？您从窗户里看到了什么？
布：我没有看到任意杀戮的景象，但是士兵们企图捣毁人民报报社。这是一家反对派的报纸，它的办公室正巧在洲际饭店对面。士兵们通过高音喇叭命令里面的人出来。从这家报社出来的人，在机关枪的威胁下，被押在一旁。人行道上，还有几堆人被带着机关枪的士兵看管着。整个饭店被坦克包围了。谁想躲进饭店，就会落在士兵们的手中。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穆吉布被逮捕的消息，我是早晨8点离开饭店时知道的。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我对他还活着感到高兴，我想他们可能会给他一些虐待。我还想，他的被捕可能有利于取得妥协，他们会把他关在监狱里1个月或2个月，与此同时，可以重整秩序和法律。
法：总统先生，穆吉布对您说：“你拿西巴基斯坦，我拿东巴基斯坦。”结果正是如此，您是否为此而憎恨他？
布：我一点也不憎恨他。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装模作样的，也就是说不是虚伪的。我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对他不是憎恨，而是怀有极大的同情。他是那样无能、爱慕虚荣、毫无教养、丧失良知，是个丧失一切的人。他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或是外交的。他只会高声谩骂，大摆架子。1954年我就认识他，我从没有认真对待过他，因为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浅薄、毫无修养的人，是一个暴躁的、思想贫乏的煽动者。在他头脑中唯一的东西是分裂。对于这类人，除了怜悯以外，我还能怀有什么其他感情呢？1961年，我去达卡旅行时又遇见他。他正坐在我所住的旅馆的大厅里。我向他走去，跟他打招呼：“你好！穆吉布，咱们在一块儿喝杯茶吧！”那次，他刚出狱不久，看起来充满痛苦。我们总算进行了一次算得上平静的谈话。他陈述东巴基斯坦如何受西巴基斯坦的剥削，如何受到如同殖民地那样的待遇，它的血汗如何被吮吸殆尽。他讲得非常对，我甚至把他的这段话写进了书里。可是，他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也没有解释产生这些毛病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权，也不谈论社会主义和斗争。相反，他声称，人民没有斗争的准备，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军人，只能由军人来解决不公正的问题。他没有勇气，他从来也没有过勇气。他对记者自诩为“孟加拉老虎”是真的吗？
法：他甚至说，在开庭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说他被捕后的所作所为是英勇的。他待在一间睡觉连床垫也没有的牢房里。
布：胡说！他没有住牢房，他待在一套为重要政治犯准备的公寓里，是在米安瓦利附近的菜亚尔普尔<small>[12]</small>的旁遮普监狱。在那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听广播，那是真的。但是，旁遮普省省长的整个图书馆都归他使用，他生活得一点也不坏。后来，他们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孟加拉厨师，因为他想吃孟加拉菜。在法庭上，他肯定为自己辩护了。他还请了两个著名的律师：卡迈勒·侯赛因和A.K.布罗希。布罗希是他的法律顾问和朋友。当时卡迈勒·侯赛因在监狱里，布罗希在外面，没有比布罗希的帮助更有效的了。我再告诉您一些情况。开始，布罗希不愿当他的律师，但是，叶海亚强迫他接受，于是，他带了四名助手，即四名律师出庭。这四名律师当然都由国家负担费用。这次诉讼花了一大笔钱。啊！布罗希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点饶舌。他每次从莱雅普尔回到卡拉奇谈论他与穆吉布谈话的情况时，总认为难以对他判罪，因为在谈到有关他尊重巴基斯坦的统一和他对叶海亚·汗的忠心时，是那么令人信服。穆吉布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叶海亚·汗是一个好样的人，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我把他引入歧途，而我是逮捕他的唯一有责任的人。皮尔扎达将军向我证实了这些话，我对他说：“你们把他交给我，你们将看到，他会称我是个好样的人、伟大的爱国者，而会谩骂你们。”后来，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
法：但是，他被判了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