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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在某个区的警察行动中遭到重创，牺牲了整整一个分队的兵力，为了减轻那个防区其他分队的压力，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领导层决定，在另一个游击战术语中所谓的“尚未受到侵扰”的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在此之前，游击区在威利眼中是若干互不相连的地域——树林、村庄、田野、小城。如今他成了信使，在博杰·纳拉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些地域渐渐连接了起来。他总是在四处奔波，从一个村子步行去另一个村子，在公路上搭三轮摩托车或公共汽车，或者搭火车旅行。他还没有进入警方的黑名单；他还可以公开活动；这是他作为信使的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正合他的心意，给了他一种使命感和刺激感，虽然他只能凭直觉估计游击战的大概形势。他这样四处活动，有一部分是为了鼓舞士气，夸大解放区的范围，甚至让大家觉得，只要再加把劲，战争就会在很多地区取得胜利。
他待在城里的时间多了些，也就有可能收到萨洛姬妮的来信了。而且他在城里也能吃得好些了。奇怪的是，乡下反而吃得糟糕，虽说吃食都是乡下产的；而在城里则每天都可以像过节。乡下收成好的时候，农民就在盘子里、在叶子碗里把谷物堆得老高，再加上各种调料，也就心满意足了；而在城里，即便是穷人家，也是谷物吃得少，青菜和扁豆吃得多。威利吃得好了，就不怎么生小毛小病了，也不会因此而心灰意懒了。
从最初那两个星期的柚树林营地生活到如今，信使工作使他第一次对那些革命同志产生了一些好感。他起初对营地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他已经和博杰·纳拉亚感情颇为深厚了，虽然刚开始时两人并不怎么友好，这使他学会了克制，不再总是想着去发现他人的缺陷。
大约每隔两周，各个区的重要人物就会聚集在一起开次会。威利帮忙安排这些会议，还曾多次出席。会议一般在城里召开，很危险，因为任何不寻常的聚会都可能会被当地人察觉并报告给警方。所以每个人或每两个人都会在城里有一个自己的联络员，他们会尽量在傍晚赶到联络员家里。路程可能很长，要走上一天甚至更久，可能一整天都走在远离危险的大路的田间小道上。他们的穿着尽量不引人注目。乔装打扮至关重要。根据指示，他们在途中应当打扮成村里人的模样。羊倌啦，织布工啦，或者打扮成那样的人，穿的是一种毯子似的披肩，几乎能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他们到达城里后，得通过联络员才能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候他们会爬到联络员家的屋顶上，换上凉爽一些的衣服；或者把乡下人日常穿的衣服——当地人常用的腰布、带有大侧兜的长衬衫，以及肩上色彩鲜艳的薄毛巾——换成城里人常穿的裤子、衬衫或长外衣。有时候，讨论革命工作时，他们希望穿上裤子，被视为“穿裤子的人”，好显得比战友们多一点儿权威。一走进开会的房子，他们就会脱掉粗糙的乡下拖鞋；但他们不停地抓挠着脚，而且即便是用水洗过，他们脚上仍然遍布陈垢，再加上那些肮脏的大披肩，这会议就像是一个乡下人的聚会。
大家到城里来是为了发表观点、接受指示、作自我批评。但也是为了吃，为了品尝最粗陋的城里食物，甚至就是为了尝尝粗盐的味道。而这种受压抑的简单欲望往往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吹嘘，他们会争相把乡村生活说得苦不堪言。
在威利一开始参加的某一次会议上——在某个铁路员工居住区的一栋房子里，主屋的家具都被推到墙边，大家坐在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单上——他听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说：“过去这三天里我一直都在吃冷饭。”威利觉得这个人接下来不会讲出什么中听的话。他是照字面意思理解这话的。他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夸大其词，于是他的目光在那人的脸上稍稍多停了一会儿。那人注意到了，很不自在。他一边对威利回以同样冷峻的注视，一边继续对屋子里的人说：“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打小就是那样过来的。”威利想：“哦哟，我得罪他了。”之后，他竭力避开那人的注视，但他整个晚上都能感觉到敌意在增长。情形对他不利。他想起自己原先对博杰·纳拉亚的质疑，想起自己曾用其他国家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从未离开过印度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与那个吃冷饭的人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那天晚上，他还听说那人是一个分队的头儿，在革命运动内部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头衔，是一个重要人物。而威利不过是个信使，做些文字性质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试用期，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被某分队接纳为正式成员。
威利想：“我有一次对博杰·纳拉亚脱口而出说了句‘是个好问题’，他就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积习难改，这个人提到吃冷饭的时候，我嘲讽地盯着他。现在他成了我的对头。他会叫我难堪的。就像博杰·纳拉亚想要看见别人眼神里的恐惧，他一定想要看到我眼神里的嘲讽变成恐惧。”
他的敌人有个绰号叫“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几个月，威利听说了不少有关他的传闻，在革命运动中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位小学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才并竭力提携，使他获得了农村环境里最好的教育。他们家从来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家里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把这个年轻人送到邻近的小城去读大学。他以每月十五卢比的租金在一个洗衣工家的阳台上租了一个房间，更确切地说，租了一个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空间。狭小的生活空间及其低廉的租金是他的故事的传奇性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住在洗衣工家的那段求学生涯尽人皆知。他五点钟起床，整理床铺，打扫住处（威利以为那花不了多少时间——成见作祟）。然后洗涮锅碗瓢盆（他从不和洗衣工家混用这些东西），在阳台一角的炉子上生柴火煮饭。威利发现，故事里的爱因斯坦作息表并没有留出拾柴火的时间；也许捡柴火的日子，爱因斯坦会四点钟起床。饭熟了他就吃饭，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洗衣服，他只有一套衣服。然后再烧些吃的，大概还是米饭，吃了就上床睡觉。功课是在做家务的间隙完成的。
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考试那天，爱因斯坦看见第一页考卷上的第一道题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觉得应该给父亲写一封信，为自己的失败道歉。于是他开始动笔，但写着写着，解第一道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突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接下来的试题全都迎刃而解，而他全新的解题方法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人人都知道了那封使他如在梦中一般想到了解题方法的道歉信，他开始被说成是二十世纪印度数学天才中的一员。这种说法得到了他本人的纵容，最终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他在一本印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反响很好，他自以为已经开始纠正爱因斯坦的错误了。他的这种认识很快转变成了狂热。他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而且无法谋到新职位。他再也没有发表论文。他回到了老家，丢弃了所有读书人的行头——裤子、衬衫、鞋子、袜子。他梦想着摧毁这个世界。后来革命运动爆发，他就加入了。
威利想：“这个人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他憎恨我们所有人。我必须去找坎达帕里和他那一派的人。”
随后，他在一个经常去的小城的存局候领处拿到了萨洛姬妮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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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爸爸病得很重，静修处的工作全都停了。我知道你会想，这对世界而言算不了什么重大损失，但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静修得是一种创造。我想，这就是死亡临近对我们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更糟糕：坎达帕里的情况不妙。他正在丧失控制力。一位正在丧失控制力的革命者是最软弱无能的。那些崇拜强权人物的、想分享他的强权的家伙，纷纷离开了这个弱者。他的软弱变成了一种道德缺陷，变成了对他所有理想的一种讽刺，恐怕这正是坎达帕里及其追随者所面临的境况。我觉得我把你丢进是非窝了。不知道你是否有可能回到约瑟夫那儿去，但说不定约瑟夫自己也难脱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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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现在去担心约瑟夫以及他那可恶的女婿——此君令那套公寓充满了紧张感——已经为时太晚。想要弄清真相的人最虚荣最可恶了。我当时一看到他女婿那副自鸣得意、笑容扭曲的嘴脸，就觉得会出事。”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说：“新来了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有一辆三轮摩托出租车。他们家属于纺织工阶层，但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得到了哪位教师的鼓励，也可能是学习某位朋友或者远亲，或者是受了什么污辱，他野心勃勃。这种人往往会被我们所吸引。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觉得还要加快速度。我们在革命运动中对这类人做过研究。我们研究过农村的各个种姓。”
威利想：“你是我的朋友，博杰·纳拉亚。但这人的经历也正是你的经历。所以你才这么理解他。”但是片刻之后，因为觉得即使在思想上也不能背弃朋友，威利又想：“也许这也正是我自己的经历。也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么难对付的原因。”
博杰·纳拉亚说：“他来找我们的人。他邀请他们去他家吃饭。在警察镇压厉害的时候，他拿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作藏身之地。我想他或许可以帮忙做些信使的工作。我们应该去考察一下他。他的经历和爱因斯坦有点儿像，但没那么光彩夺目。他去了一个小城读书，但没拿到学位。家里人不得不叫他回到村子里。他们付不起城里十或十二卢比的房租，也付不起二十或三十卢比的膳食费。真是可怜！你听了都想哭。他回到村子里后日子很不好过。他已经完全习惯城市生活了。你知道他在城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上午去小茶馆或宾馆，喝咖啡，抽香烟。花上半卢比去简陋的小电影院里坐坐。整天都穿着鞋子和袜子。穿着裤子，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里，走起路来像个男子汉那样，而不是趿拉着乡下拖鞋裹着长衬衫跑来跑去。他回到村子里那个纺织工种姓的家庭之后，一下子失去了这一切。他无事可干。他不想做纺织工。而且他感到无聊极了。你知道他怎么说？‘村子里真是太原始了，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只有漫长空虚的白天和更加漫长的夜晚。最后他向银行贷款买了一辆摩托出租车。这样他至少能出村子。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无聊才来找我们的。一旦你体会到村子里有多无聊，你就会参加革命了。”
一周之后的一天下午，威利和博杰·纳拉亚去村子里找那个摩托车手。这个村子和想象中不同，没有参差不平的茅草屋顶，也没有泥泞不堪的道路。路铺过，屋顶也都铺了当地的红瓦。纺织工属于低等种姓，村子里的大路拐了个弯，进入了贱民区或者说低等种姓区，如果你不知道那里是贱民区，你很可能会错过。那里的房子像是很早以前就淘汰了的那种。黄昏的暮色中，纺织工们坐在自家房子前的院子里纺着线。织布机放在屋子里面，透过敞开的前门可以看到有人在织布机上忙碌着。这场面悠闲而恬美；这样的纺织几乎像是某种受到保护的珍贵的民间工艺，很难想象，其主顾只有农村里很穷的人，对从业者而言，这是一门令人绝望的生计，出路非常狭窄。手纺车是自家装配的，用旧自行车轮辋作主轮，其他零件似乎都是用细树枝和细麻线拼凑成的，看上去一点儿都不结实，随时都会咔嚓一声断了。
那人的摩托车就停在他家前院，挨着一架手纺车。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比一般人家要大些。左边是两间卧室，右边的房间里放着织布机。这些房间不过十到十二英尺深，所以你在房间里和在房间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房子后面，一侧是露天的厨房和一只大箩筐，里面装着烧火用的玉米芯，另一侧是茅房。开摩托车的那人的哥哥在一小块空地上种了棵树，枝叶茂盛，现在还很纤细，再过些时日就会被砍倒作烧火的燃料。再后面是某个富裕些的人家的田地。
空间总是那么逼仄，在空旷的天地间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威利不想去探究这房子里的居住安排。他猜每间卧室都有阁楼什么的。而且他能够理解，对于一个尝过了相对自由的小城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被迫回到这栋纺织工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简直就等同于让他去死。
他们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矮凳，还遵循古老的礼节为他们上了茶，仿佛他们很富有似的。摩托车手的嫂子脸上有深深的愁苦。她双颊凹陷，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而实际上可能不超过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八岁。但同时威利注意到，她为了他们的来访，特地穿了一件颜色柔和的新纱丽，灰黑相间的小方格图案，镶着金边。这令他非常感动。
摩托车手为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的到来而欣喜若狂。他谈起对革命的向往，未免有些激动过头，而威利注意到他哥哥的眼神中不时流露出一丝不安。
威利想：“恐怕有一点儿小麻烦。这大概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教育程度的差异。弟弟曾经是穿裤子的人，还体会到了无聊。哥哥则不然。他们夫妇俩也许感到他们过深地陷入了某件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中。”
回去以后，博杰·纳拉亚问威利：“你觉得怎么样？”威利回答：“拉贾没问题。”拉贾就是那个摩托车手。“但我不知道他哥哥嫂子怎么想。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只想好好纺线织布，挣每个月的四百卢比。你看拉贾从银行借了多少钱买摩托车？”
“一辆摩托车大概要七万到七万五千卢比。但那是新车。拉贾的摩托车要便宜得多。他可能借了三万到四万卢比。银行最多只会借给他这么多钱。”
“他哥哥大概每天晚上都在想着贷款的事呢。他大概觉得拉贾念书太多，自视过高，要摔跟头了。”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崇拜拉贾。他们为他骄傲。无论他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每个月他们都会找拉贾两三次，为革命运动做点儿事。他带着威利或博杰·纳拉亚或其他人赶往他们必须很快赶到的地方。而威利有了这一便利条件，就可以经常去各个小镇的邮局查看有没有德国寄来的信。邮局里的人渐渐和威利都熟了，有时候也不用他出示护照了。他觉得这很好，人们所谓的印度式友善；只是后来他才突然觉得这事儿让人担忧。
几个月之后，拉贾开始运送给养，有时候和威利或博杰·纳拉亚一起，有时候单独行动。摩托车的客位下面是空的，很容易安一块活动板。给养的起运点和交付点总是在不断地变更，大概是因为他们承担的只是接力运送过程中的某一段而已。博杰·纳拉亚负责协调，他了解的情况比威利多一些，但即便是他，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给养主要是武器，调集来提供给某地的新战线。最近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失利之后，革命活动变得格外谨慎。信使很多，每个信使一个月只行动一到两次；而每次运送的给养数量都很小，这样即使暴露或者出了差错，也只会导致很小的局部损失，而不会影响全局。
一天，拉贾问威利：“你去过警察总部吗？我们去见识见识怎么样？”
“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