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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从来没有想过去找自己的敌人。如今他来往于那些互不关联的地块间已经很久了,执行的也都是些互不相关的任务,他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没有任何确切的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地区在地图上有清楚标记的那些地方也是向他开放的,去那里看看就像随手打开一本书一样方便。当他们上了大路,向地区警察总部进发的时候,有一会儿威利觉得又回到以前完整的生活中了。
这边的风景给人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大路两侧的印度楝和凤凰树行虽然不时中断,仍然流露出某种源远流长的慈悲。脚下的路给人的是另一种感觉,一个忙碌的世界,洋溢着欢愉——停在路边的卡车,漆过的大标示牌,可口可乐的广告,石头被熏黑了的厨房炊烟缭绕,高高的平台上砌着土灶,前头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排列着颜色鲜亮的塑料桌椅(每一件东西都被漆成可口可乐广告牌的颜色)——其中包含的情绪和期待截然不同于威利过去一年多所体会到的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欢愉。有水的地方就有小块的田地——水稻、玉米、烟草、棉花,有时候则是土豆或者胡椒。威利见过不少解放区的田地,都荒芜了:原先的地主和封建领主早些年为躲避游击战乱纷纷逃走了,新的安全秩序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威利一不小心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感觉方式。当他们来到地区警察总部,来到小城另一端的警察控制区时,二三十辆和拉贾的车一样的摩托车噪声震天,尾气滚滚,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感到吃惊:旧沙袋因为长年日晒雨淋而污迹斑斑,警察总部外面“中央预备警察部队”的重机枪和皱巴巴的旧军服显示出一种绝对的严肃。这让他想到自己那些互不相关的工作起了作用,也对常有性命之虞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警察阅兵场,也许还是操练场,是一块沙地;里面营地道路的边石刚粉刷过不久;遮阳树高大苍老,和警察控制区的其他树木一样,应当有些年头了,大概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拉贾为了盖过摩托车的噪声,竭力提高声音,兴奋地告诉威利,在那幢两层高的主楼里哪儿是警长办公室,哪儿是警察宿舍,而在阅兵场或操练场旁边的院子里,哪儿是警察福利楼。
威利并不兴奋。他心情沉重地想:“当初他们和我谈起游击队的作为时,我就应该问问警察都在做些什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方在作战。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我们确实犯了。”
这之后不久,拉贾被吸收进了训练营。他在训练营里待了一个月,又回去开摩托车了。
之后,他的处境开始不妙了。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对威利说:“说出来太可怕了,但我觉得拉贾给我们惹麻烦了。他最近两次运送给养,都正好在存放点被警察抓住了。”
威利说:“那可能是碰巧。而且也可能是接受给养的人不小心。”
博杰·纳拉亚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警察贿赂了他哥哥。说不定贿赂了兄弟俩。三万卢比的债可不是小数目。”
“我们暂时不去管它。不用他就是了。”
“我们会解决这事的。”
两个星期后,博杰·纳拉亚说:“事情和我担心的一样。拉贾想脱离革命了。这是不允许的。他会把我们都供出去的。我想我们得去找他。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们会找他谈谈。我们尽量在太阳下山前到他家。我们搭另一辆摩托车去。”
天空一片火红与金黄。纺织工居住区的几棵大树黑影婆娑。一百码远处有一幢房子升起了炊烟。这家人是制作比蒂卷烟的。如果他们每天卷一千支烟,就能赚四十卢比。这就是说,他们每天赚的钱是纺织工的两倍。
博杰·纳拉亚对拉贾兄弟俩说:“我看还是到屋里去谈吧。”
他们进了屋,哥哥说:“是我叫他走的。我不想看到他被人杀了。如果他被杀了,我们就得卖掉摩托车。我们将因此承受损失,同时还得继续还银行的债。我肯定是还不起的。我的孩子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他的嫂子上次穿了件镶金边的新纱丽,今天却只穿了条农妇的裙子。她说:“老爷,就让他吃些苦头吧。砍他一条胳膊,要不就砍他一条腿。那他还能织织布,还能干点儿活。求你别要了他的命。你杀了他,我们就只好去讨饭了。”她坐在地上抱住博杰·纳拉亚的腿。
威利想:“她越是哀求,他就越是恼火。他想要看到人眼睛里的恐惧。”
接着,一声枪响,拉贾的脑袋被打烂了,哥哥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哥哥就这么瞪着双眼,呆立在自造的织布机旁。
回基地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庆幸摩托车连续不断地轰鸣着。
一个星期后,他们两人再次见面,博杰·纳拉亚说:“要六个月。根据我的经验,要六个月。”
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威利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想:“我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很看不惯他。后来和他一起住在皮匠街的时候,我的情绪相当低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友谊。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旧的感受习惯里不能自拔,总是想着逃跑,他的友谊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而且现在我一想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友谊。我知道博杰·纳拉亚还有另外一面,是我原先所不信任的,但现在我已经不太想得起他这一面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并理解它了。我理解他的想法以及他那么做的原因。我一直记得纺织工家里发生的那一幕。我看见那辆摩托车就停在院子里,挨着那架旧自行车轮辋改装成的纺车。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哥哥瞪大了眼睛,我理解他的痛苦。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向任何人告发博杰·纳拉亚。那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就正义及另一派的那些人说出很多道道来。但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事实是我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方式。这种情况本应在这种不寻常的生活开始十四五个月之后就发生的,真让人惊讶。记得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那些新兵的面孔搅得我心神不宁。后来在那些安全的房子里开会的那些面孔又让我感到不安。现在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继续着那项缓慢而细致的工作,将给养运到即将开辟新战线的地方,就像一群蚂蚁在挖掘地穴,或者运送碎叶断草去那里,每一只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任务,搬运着几粒泥土或一星残叶。
博杰·纳拉亚和威利赶往一个铁路小城,去检查那里给养运送的安全情况。这个小城也是威利接收邮局存信的地方之一。他最后一次是和拉贾一起去的,当时邮局里那个对他过于熟悉和友好的办事员就让他觉得,他搭拉贾的摩托车去邮局的次数太多了,而且他总是收到德国来信,这太惹眼了。在此之前,他还自以为存局候领非常安全,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种便捷服务。而现在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存局候领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仔细想了一遍,又将它们逐一排除了。但不祥之感仍然挥之不去。他想:“这是因为拉贾的事。不幸的死亡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诅咒的。”
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大概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平顶混凝土房子一幢紧挨着一幢,排列在几条没有下水道的土路旁。这个聚居区在当时可能是社会同情心的产物,是施行廉价住房的一项举措,在建筑图纸上理想化的优美线条(和字母)之间,它看上去应当还算差强人意。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房子变得让人难以容忍。混凝土从地面到两三英尺的高度已经又脏又黑,窗框和门已经被蛀掉了不少。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只能看见有些房子里悬挂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着罗勒——一种有宗教意义的香草,某些宗教仪式上会用到。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活动,没有地方洗涤,也没有地方晾晒;曾出现在建筑图纸上的那些洁净、平直、开阔的地方现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电线,粗粗细细,从一个倾斜的电线杆伸向另一个倾斜的电线杆;电线下面到处是人:狭小的房子迫使这里的人一年四季待在户外;仿佛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任何地方他们都能住,都能适应。
安全之家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看上去非常隐蔽。
博杰·纳拉亚说:“和我保持一百英尺左右的距离。”
威利慢慢逛着,脚后跟从光溜溜的皮凉鞋里滑出来,踩在街上的尘土里。
几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正在玩简易的板球游戏,球是一个又黑又脏的网球,球拍用椰树枝的中间部位代替,再用一个盒子作三柱门。威利看着他们投了四五个球:这些孩子打球完全没有章法,甚至不懂应该怎么玩。
威利在安全之家门口赶上了博杰·纳拉亚。
博杰·纳拉亚说:“里面没人。”
他们绕到后门。博杰·纳拉亚在薄薄的门上捶了两下。门的底部因为长年受雨水泼溅,已经腐烂。这门应该很容易就能踢开。后面的三幢房子里有人尖声叫住了他们,原来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正坐在他们房子窄窄的阴影里。
博杰·纳拉亚说:“我来找我的姐夫。他爸爸住院了。”
一个身穿绿色纱丽的瘦骨嶙峋的女人说:“那家没人。一天早上有几个人来找他,他就跟他们走了。”
博杰·纳拉亚问:“几时的事?”
女人回答:“两个星期前吧。哦,是三个星期前。”
博杰·纳拉亚压低声音对威利说:“我想我们得快走。”他又对那女人说:“我们得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