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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营地里大约有四五十人。新来的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解放区有十个乃至二十个这样的营地，游击队控制着这些解放区；这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甚至令新兵有些趾高气扬，尤其在他们领到橄榄绿军装之后。那是第四天。威利回想起在非洲时听到的游击队的事，在有些地方，布商被勒令为地方武装提供这种轻薄廉价的橄榄绿布匹，村子里的裁缝则被要求帮忙缝制这些粗糙的军装。同军装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一顶带檐的布帽，帽檐正上方钉着一枚红缎五角星。这军装和军帽一下子让这四五十人进入了角色，还保证了一个组织的存在，更使人人都有了一个崭新明了而有安全感的身份。
这是一座训练营。天还没亮哨兵就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叫醒。营地规定，夜间严禁一切声响和亮光。然后，传来了孔雀和林子里其他禽鸟的喧哗声，在一英里之外，有一只鸟发出绝望的尖叫声，大约是在警告某个捕猎者不要靠近它的蛋。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开始点名，然后是三个小时的慢跑和体格训练，有时会练习持枪匍匐前进。早饭吃花生和薄米饼。然后是游击战术讲座。在树林里时他们不允许发出任何声响。他们必须模仿鸟叫来传递信息，所以花了很多工夫学鸟叫。他们都学得很认真，学走样了也不会有人嘲笑。午饭过后——午饭可能是鹿肉、青蛙或山羊肉，这可不是素食运动——他们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然后继续操练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是最难熬的时间：漫漫长夜，漫长的十一个小时，不能有亮光，不能正常交谈，大家都只能低声耳语。
威利想：“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样无聊的日子。到印度之后却度过了许多可怕的无聊长夜。我认为这是一种训练，一种苦行，但不明白是为了什么。我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我千万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我不是全心全意跟着他们。”
他住在新阿纳德宾馆的时候，买过一些邮资已付的航空信笺。一个炎热的下午，他躲在闷热不堪的塑料帐篷里，动笔给萨洛姬妮写信。他只能选这个时间写信：
<blockquote>
亲爱的萨洛姬妮：
我认为现在情况很糟糕。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并不是我们谈到过的那些人。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信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坎达帕里的敌人。
</blockquote>
他觉得这样写未免太露骨了。他划掉了坎达帕里的名字，接着又觉得写信给萨洛姬妮太危险了。他把信藏在发给他的一个帆布背包里，然后，透过帐篷的门帘，望着林间空地和训练场上忧伤的白晃晃的日光。
他想：“这样的日光否定一切。否定美。否定人生的可能性。正像约瑟夫所说的，非洲要温和些。也许是我离开这里太久了。但是我绝对不能朝这个方向想得太多。我们在柏林谈过的事业仍然是美好的，正确的。这我知道。”
他们的长官——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看上去像个商人或是公务员，可能以前是军校学员——宣布了营地纪律，新兵不允许过多打听同伴的情况。他们应当只把同伴看作是佩戴红星的人。威利猜不透他身边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四十岁上下，和威利年纪相仿，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失意和挫折令他们在不惑之年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离开印度太久了。他看不出身边这些人的背景，只能尽力去揣摩他们的面孔和体态：那些肉感的厚嘴唇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性变态；那些冷酷的、不友好的眼神，那些青肿的眼睛，则意味着艰难或屈辱的童年和饱受折磨的成年岁月。他所能揣测的仅限于此。这些人千方百计要报复这个世界，这使他感到自己被一群陌生人包围着。
在第十个或者第十一个晚上，营地里发生了一次大骚动。哨兵突然间惊惶地大喊大叫起来，整个营地里一片惊惧。
有人在高喊：“灰狗来啦！”
灰狗是一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警察部队。他们使用游击战术，擅长进行快速机密的突袭，总是先发制人。他们声名远播，于是一些吓坏了的新兵从塑料帐篷里跑出来往树林里逃窜。
但这只是一次错误的警报。一头野兽踱进了营地，吓坏了哨兵。
大家陆续被叫回来，一个个臊眉耷眼的，不少人只穿着内衣，气冲冲的，非常恼火。
威利想：“要没有今天晚上的事，他们还自以为是天底下唯一荷枪实弹、训练有素、风纪严明的队伍，唯一有规划的队伍。他们因此而勇敢无畏。而现在，他们明白了自己有敌人，而且他们并非那么勇敢无畏。他们只会更卑贱。明天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龌龊。我得小心对待他们。”
那天晚上，长官什么话也没说。依照他那种商人或者官僚的习惯，他关心的只是恢复秩序。第二天凌晨，营地里一切如常。只是在早饭后（照旧是花生、薄米饼），“军事理论”课开始之前，长官向营员们训话；他的口气不像是希望大家加强纪律，而像是担心集体开小差，担心暴动和分裂。他了解他的听众。一开始，他们都有些抵触，仿佛是因为懦弱被公之于众，小孩子赌气似的恢复了先前的身份，带给他们庇护和安慰的这身橄榄绿军装和帽檐上方的红缎五角星，就在几天前似乎令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新生活，如今竟也准备放弃了。他们在等待训斥，皱着眉头，眯着眼睛，撅着嘴唇，鼓着面颊：人到中年，一肚子小孩子的脾气，却表现为成年人的怒气。他们可不愿意忍受训斥。发现长官显然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渐渐平静下来了。
威利想：“坎达帕里说得对。如果我真要为这些受侮辱的战败者发起一场革命，如果我像坎达帕里那样，一想到他们几百年来经受的磨难就会忍不住痛哭流涕，那么这些人就不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到穷人中间去。”
长官说：“昨天夜里，哨兵搞错了，让我们大家都很惊慌。我认为哨兵不应该受到责备。他只是不习惯树林和野兽，而且他一个人要承担的责任太重了。从今天晚上起，我们派两个人站岗。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表明，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时刻想着敌人正在窥视我们，想到他们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条路的任何一个拐角。我们应该从意外事件中吸取教训，昨晚的事情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操练。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努力使每个人都掌握一定的防御手段。这些手段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天性，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以便下次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们能从容应对。”
就这样，接下来的一周左右，军事理论课不再是童子军似的持枪匍匐训练和对着前面的人模仿鸟叫。他们开始训练如何护卫营地。有一次训练时，他们围绕营地形成环形防线；还有一次，他们向两翼呈扇形展开，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来犯之敌。
威利想：“但是，如果战斗真的打响了，对方发动了进攻，情况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们没有什么训练。现在这些不过是军事理论的初级阶段。什么也算不上。这些人能做的无非是向无力还击的人开枪。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营地里一片平静。人人都在等待命令。
有一天，长官找到威利，说：“总部对你很欣赏。他们要派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你两天后出发。收拾一下。你要去杜利普尔镇。和博杰·纳拉亚一道去。就是那个报错警的哨兵。但我们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派他去的。派他去是因为他是好样的。我们已经为你们俩定了个房间。先给你们一百五十卢比。两个星期后会再寄钱给你们。你们需要待在房间里等进一步的指示。”
长官说话的时候，威利觉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他身穿双排扣西装的模样。他来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四十多岁，口齿流利，经验老到，平易近人，充满自信，更像是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某家大公司的职员主管。威利可以想象他在军校时大概是一名学生中士，在那些每周来两次训练和视察军校学员的下级陆军军官手下尽士官的职责。是什么促使他放弃了那种舒适的生活呢？安全难道不是非常重要？返回那个世界，对他来说难道不是更容易？威利端详着他的脸，希望从那光滑的皮肤、柔和的脸庞、过于沉静的双眼中找到蛛丝马迹，然后，一个念头从这男人身上传递到威利的头脑中：“他的妻子鄙视他，给他戴绿帽子好多年了。他想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仇。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会惹出什么祸事呢？”
去杜利普尔的路很难走。需要一天多时间。威利穿上便服（样式夸张，穿上像半个农民），从营地领了口粮，肩头披着那条质地细滑的长毛巾，脚上穿了牛皮拖鞋。拖鞋还是新的。穿拖鞋是为了防止被蝎子和其他危险的昆虫叮咬到，但是威利穿惯了袜子，穿着拖鞋走路很别扭。他光着的脚后跟经常会从光溜溜的拖鞋里滑出来，踩到地上。博杰·纳拉亚认识路。他们先是走出了那片柚树林。花了三个多小时。然后他们走进了村庄和田野。
博杰·纳拉亚认识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下午很热的时候，他们走进了他的茅舍。主人不在家，他的妻子招待了他们。威利和博杰·纳拉亚躲在门窗敞开的里屋，屋檐上的茅草低垂着，讨人喜欢地挡住了大部分强光，使屋子里十分凉爽。威利向女主人要了一点儿撒吐，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吃撒吐了。他和博杰·纳拉亚用一点点水把它淋湿，吃得心满意足。这些撒吐是用小米做的。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主人回来了，皮肤黝黑，因为刚干完活汗涔涔的。他邀请他们在这间小茅屋里过夜。小牛牵进了屋，饲料也准备好了。主人家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米粥。威利想接受，博杰·纳拉亚却说不用了，小米撒吐已经足够。威利顺从了他的意思。不久，天黑了，漫漫长夜随之降临，屋外的田野里，村民们还在忙碌，他们必须干完所有的活才能安心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动身了，走了五英里路来到汽车站。他们在那儿等公共汽车；汽车把他们带到了火车站；他们在那儿等一趟去杜利普尔的客车。下午，他们到了。
博杰·纳拉亚此时俨然成了指挥。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宽肩细腰。遵照营地的纪律，他自出发以来没和威利说过几句话，现在到了城里，开始寻找上头为他们租的房子所在的区，他的话多了起来。他们四处寻找。每次他们出言打听，人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最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来到了皮匠的聚居区。腐肉和狗屎的臭味令人作呕。
威利说：“至少不会有人到这儿来找我们。”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在考验我们。他们要看看我们会不会放弃。你觉得你能忍受吗？”
威利说：“什么都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住在这儿的人都必须忍受。”
为他们租的房间在一幢低矮的红瓦屋顶的房子里，整条街清一色都是这种房子。外面有一条排水沟，房间（一个约瑟夫所谓的蟋蟀人领着他们去的）的墙壁和新阿纳德宾馆的墙壁一样，布满缤纷斑驳的图案，仿佛各种肮脏的液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有毒的湿气。
威利想：“我必须想办法打败这股臭味。我必须在精神上征服它。”
但是他做不到。然后，就像他在近来的旅行中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过去在非洲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回去安全地带或者令他感到舒适的地方，也找不到任何人倾诉心中的忧虑，这种时候他喜欢一一回想自己出生以来睡过的那些床，借此同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现在，在这条皮匠聚集的街道上，他开始重新回味过去一年中他沉沦的每一个阶段。首先是非洲一处被抛弃的葡萄牙殖民地的一座破败的庄园大宅，荒芜而萧条；然后是柏林夏洛腾堡的一套公寓，那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遭遇了洗劫，裸露凌乱，冷飕飕的，弥漫着硝烟散去后的寂寥，挤满了他难以想象的旧年冤魂；再就是印度，机场所在的那个小城、里维埃拉宾馆、新阿纳德宾馆、柚树林里的游击队营地，以及眼前这些令人震惊的制革工厂，这个小城他以前从没听说过也不会在地图上找到——一个个彼此分离的盛载了体验和情感的房间，每一个都是一种伤害，而他最终都要忍受，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皮匠街弥漫的恶臭中，那天晚上他和博杰·纳拉亚变得亲近了些。仿佛只有这么一场另类的灾难（看来正是如此）才会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出去散步，离开制革厂的火光和浓烟，来到小城昏暗的路灯下——在威利看来，此时的小城洁净了些——来到市场上（苍蝇这时都已入睡）和火车站附近。
威利说：“他们给了我们一百五十卢比，让我们对付十四天。十卢比一天。在柏林，这点儿钱你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呢？”
博杰·纳拉亚回答时的口气有点儿严厉：“他们怎么说，我们就该怎么做。他们自有道理。”
威利知道博杰·纳拉亚是运动的中坚分子，也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必须听他的。
他们在市场上买了五卢比的木豆、花菜和泡菜，又买了两卢比的咖啡。随后，他们走在小镇昏暗的夜色中，谈起各自的过去，深入的程度在营地里是不允许的。威利讲了英国以及他在非洲度过的十八年。
博杰·纳拉亚说：“你的情况，我听说过一些。你肯定一点儿都瞧不上我们。”
威利说：“想象比现实更令人兴奋。语言会传达错误的印象。地名也是。它们会勾起许多宏大的联想。而当你身处那个地方，伦敦也好，非洲也罢，一切都会变得很平常。我们在学校时读过威廉·布莱克的一首滑稽的小诗。我记不全了。
<blockquote>
有一个小捣蛋，捣蛋就数他。他逃到苏格兰，去看那儿的人。那儿的地很硬，那儿的樱桃红得艳，和英格兰没两般。这处境叫他伤脑筋。
</blockquote>
“那说的就是我。所以我来找你们。我不喜欢我原来的处境。我坚信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