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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等待坎达帕里。但是他音信全无。夏天的气息日渐消退。
萨洛姬妮说：“你千万不能气馁。考验才刚刚开始。当你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考验就来了。沃尔夫说，比起那些身处困境的部落里的人，你所面对的考验还要艰难些。你这样的外来者会让他们感到担心。我们自己在跟坎达帕里的手下打交道的时候，就遇到过许多麻烦，而我们不过是在拍电影。如果你是部落里的人，你只要跑去找那些穿裤子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分辨谁是掌权者的，看谁穿裤子——对他们说：‘老爷，我要参加运动。’穿裤子的就会问：‘你是哪个村子的？你出身哪个种姓？你爸爸叫什么？’这么寥寥几个问题就把一切都搞清楚了，调查起来也很容易。而你就得多等一会儿才行。我们已经把我们叔外公的事，以及你在非洲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我们强调了你激进的那一面。”
威利说：“我宁可什么背景都没有。我希望做我自己。一切重新开始。”
可她却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你会走许多路的。你现在就该锻炼起来了。穿帆布鞋走。把脚底磨磨硬。”
他就在柏林的沙地树林里一走好几个小时，沿着那些小道信步而行。一天下午，他来到一片阳光明媚的空地上，还没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就发现周围有好些赤身裸体、侧目而视的男人，四肢舒展地躺在长长的草中，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显然是其中一些人骑来的。自行车倒在草地上，人与车的扭曲姿态似乎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渴望。
他把这次令人不安的小小历险告诉了萨洛姬妮，萨洛姬妮说：“那里是同性恋区。很有名的。你应该小心才是。不然，你还没见到坎达帕里就要麻烦缠身了。”
有些树上的叶子开始转变颜色，天色也日渐变黄。
一天，萨洛姬妮说：“终于来了。沃尔夫收到一封印度来的信，一个叫约瑟夫的人寄来的。他是位大学讲师。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属于任何地下组织。他的身份是完全公开的，留心不介入任何是非。所有这类运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些人，对他们自己，对当局，都很有用。约瑟夫会见你，如果他觉得你不错，就会推荐你。”
就这样，二十多年之后，威利又见到了印度。他离开印度的时候，行囊里些许银钱是父亲的馈赠；现在他回到印度，行囊里仍旧没有几个钱，这次是妹妹给的。
印度从法兰克福机场那个印度旅客聚集的小小围栏里开始向他展开。他观察着这些印度旅客——极有可能数小时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心中的恐惧比他观察留居柏林的泰米尔人和其他印度人时更甚。这些人的衣着与举止无不向他展示什么是印度。他满脑子都是他的使命，都是革命，他觉得和他们之间相距千里。但是，他在机场、在飞机上观察到的由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连缀而成的印度，印度家庭生活所体现的那个可怕的印度——松松垮垮的体态、大快朵颐的神态、高谈阔论的姿态，还有为人父的观念、为人母的观念、不知用过多少次的皱巴巴的塑料购物袋（有时上面还印着长长的毫无意义的名字）——这么一个印度开始袭击他，使他记起了一些他自以为已经遗忘和丢开的事情，一些被他的使命感涂抹掩盖的事情；他觉得和那些同行旅客的距离渐渐缩短了。漫长的一夜过后，他觉得自己一想到印度就会生出一种惶恐，那越来越近的土地就在他透过舷窗看到的摧毁一切色彩的强光之下。他觉得：“我思考过那两个世界，我也很了解自己所属的那个世界。但是现在，我真的希望能倒退几个小时，回到柏林的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外面，或者回到卡德韦百货公司里的酒吧品尝牡蛎和香槟。”
清晨，飞机着陆了，而他终于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光线已经变得刺眼，热浪也已经从跑道上腾起。狭小破旧的候机楼里客流如织，人声鼎沸。飞机上的那些印度旅客已经换了副面孔，他们已经到家了，已经（提着箱子、羊毛衫和外国名城商店的塑料袋）换上了一副权威的神气，这将他们同外地人区分开来。吊扇乌黑的叶片转个不停，将吊扇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金属杆上落满了油污和灰尘。
威利想：“这就是机场。我必须这么看它。我必须这么看所有的一切。”
威利没想到机场的候机楼里还会有木工活。它们并不比威利在非洲看到过的那些简陋的海滨周末餐馆的木器高明多少——简陋本就是非洲风格和气氛的一部分。混凝土墙壁草草粉刷过，涂料溅到了玻璃和木头上；离水磨石地板数英寸高的墙壁上有扫帚和脏水留下的污迹。一个蓝色的塑料桶和一把又脏又短的椰树枝扫帚倚墙而立；不远处蹲着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包裹在深色衣服里，臀部缓慢地移动着，清扫着，在地板上留下浅淡的污痕。
威利想：“二十年前，我不会看到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必须恢复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否则，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我身后的那个世界崇尚的是奢侈和体面。不久前，我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简单的世界，那里的人都已经被简化了。我决不能回归那种理念。我必须认清，现在我身边的这些人，信仰和社会观念都更为复杂，我身处的是一个所有风格和巧思都已被剥夺的世界。这里是个机场。它在运转。这里到处是精通技术的人。这是我必须看到的。”
约瑟夫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一个省辖城市。
威利必须坐火车去。而要坐火车，必须先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然后，他在售票处——就像强烈的阳光照不进来的山洞，仅靠昏暗的日光灯照明——发现，最近几天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他必须在火车站开办的客栈里待上几天，或者去找家旅馆。很快，印度就以它所有的关于事物的新概念（出租车、旅馆、火车站、候车室、卫生间、餐馆），以及所有的新规则（蹲着如厕、只吃熟食、避免碰触水和柔软的水果），把他吞没了。
有一种瑜伽要求修行者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同时全神贯注于头脑对身体的操控。练习数月之后（世故、天赋不足的人则需要数年），修行者会感觉到每一块肌肉在体内的运动精准地遵从头脑的指令。而对威利来说，回到印度的头几天，每天的生活流程就是这样一种瑜伽，就是一连串的障碍；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重新学习。
（瑜伽：待在印度旅馆的房间里，打开窗子，面对噪音、气味，或者走在街上时，他发现，在紧张快速的内心生活中，他时常关注非洲。他记得在殖民时代末期，瑜伽曾在中年妇女中间风靡过一阵子，似乎对这种作为理想的精神和肉体的完善的简单认同能够使他们正在瓦解的世界变得容易忍受些。）
在柏林的时候，他曾设想过应该带些什么书。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林中长途跋涉之后，躲在静谧的乡村茅舍里，他会想要读一些轻松愉快的书。在非洲的时候，他多多少少放弃了阅读的习惯，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是《三人同舟》——可惜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和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的《酒桶》或《酒桶传奇》，一本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他有一次偶然在非洲的某个人家里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克罗夫特的平装书。他还没读多少，就找不到了（也可能是人家要回去了），而有关那个传奇的模糊记忆（伦敦，河上漂浮的酒桶，潮汐与水流的计算）却一直留在他脑海里，像一首诗。但是，他还没开始在柏林找书，就觉得自己会很快读完它们。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书会和他一起在他的头脑里制造一些图景，展现一个他已不再需要的世界。因此，这些书正在悄然变质，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样无害和“轻松”。
他不再去想那些书。可是有一天，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古玩店，吸引他的是店里随意堆放的二三十年代的彩色玻璃器皿、灯具、花瓶和其他缤纷精美的玩意儿，它们经历了战乱而得以保全。一张桌子上摆着不少书，大多是德文版平装书，满布黑体德语字母。其中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褪色的布封面，英文，那是些英文教科书，代数、高等几何、机械和流体静力学。这些书都是二十年代印刷的，当时经济不景气，用的是颜色灰暗的廉价纸张；可能是某个学生或教师从英国带到柏林的。威利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数学。他喜欢逻辑，对推理着迷。此刻他突然觉得这些书正是他在丛林中所需要的。它们能使他保持头脑清醒；它们不会重复，而是一课接一课、一阶段连一阶段地推进，也不会有令人厌倦的、过于简化的社会里的男男女女让人心烦意乱的照片。
现在，威利待在火车站附近的印度旅馆里，还要过一天一夜，他才能坐上火车去约瑟夫所在的城市。他从小小的帆布手提箱里拿出那些书，开始钻研他的新课程。头一本是几何书。从天花板上洒下的灯光很昏暗。他几乎看不清灰白色的旧纸上的模糊字迹。他努力分辨，眼睛开始疼。解题需要纸和笔。他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他也无法否认，这本几何书还有其他那些书，对他来说都太艰深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他应该从更初级的程度开始；此外，他显然还需要有人教他、鼓励他。他倚在床上阅读，或者说是努力尝试阅读；这个狭小的房间里连桌子也没有。他把书又放回了帆布箱里。
他想：“我得把这些书处理掉。否则它们会把我搞得很惨。”
这个失败如此直接，迅速，彻底，一切还没开始，他已经满怀沮丧。他难以忍受待在污迹斑斑的墙壁所包围的狭小房间里，却又更加难以走向外面那个热烘烘、闹腾腾的城市。那些书曾令他感到自豪，感到安全。现在，他感到被剥光了。他听着每隔一刻钟的报时挨过了一个晚上，又挨过了第二天。去约瑟夫那儿的路上，他越来越沮丧；但是火车一刻不停地载着他前行，经过一整夜，经过所有喧嚣的小站，不管他是否愿意，载着他奔向他已承诺献身的对象。
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行驶的列车投下完完整整的影子，从车厢顶部到轨道上的车轮都清晰可辨。他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找到后和它玩了一会儿，晃晃头，挥挥手，看看影子的回应。他想：“这就是我。”这仿佛是一种古怪的安慰，这样远远看着自己，拥有人人都有的生命。
约瑟夫所在的城市很大，可并没有大都市的感觉。车站外面的那条路上乱成一团，到处是急切的喊叫和吵嚷，但就是谁也动不了。人人都在挡别人的路。脚踏三轮车、三轮摩托车和出租车都在同马车、骡车抢道，那马车和骡车十分惊险地向后倾去，几乎快要把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女人和孩子倒出去了。附近有许多旅馆代理人在招徕客人，威利随便选了一个，跟着他去了一家里维埃拉宾馆。他们上了一辆马车。“现代化，十分现代化。”里维埃拉的代理人反反复复地说，可刚把威利带进宾馆逼仄的大堂，立时就无影无踪了，好像害怕被人抓住要他为什么事情负责似的。
这是一幢位于市场区的小小的两层混凝土建筑，虽说是混凝土结构的，看上去却很脆弱。安排给威利的那间屋子有一股通风不良的霉味，然后，威利试图打开窗户，由于用力过猛，窗钩——一种软得不可思议的金属——似乎在他手心里变弯了。他可不希望损坏任何东西，于是轻轻地松开窗钩，将窗户打开了。小桌子上竖着一本客房服务手册，上面保证全天供应食物，菜品来自“我们面包师的篮子里”、“渔夫的渔网里”和“屠夫的砧板上”。威利知道这些全是空话，只不过是从某家外国宾馆抄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善意的姿态、取悦客人的尝试及其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他想他应该给约瑟夫打个电话。可是床头的那个红色电话，虽然一旁的卡片上印着“您的朋友和爱人就在几个数字之外”，却没有拨号音。他跑到楼下——瞥见那个狡猾的代理人就在里面一间屋子里——借用服务台的电话。服务台后的那个人非常亲切。
接电话的可能正是约瑟夫本人，声音明朗清晰，让人放心。这是威利到达印度以来第一次清晰的交谈，第一次感受到亲近，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落泪了。
约瑟夫说他那天上午有课，下午就有空了。他们于是约了傍晚见面。威利回到房间，突然间觉得筋疲力尽。他和衣倒在铁床承载的薄薄的床垫上，自从离开柏林和法兰克福，第一次陷入了熟睡。
炎热和刺目的光亮把他搅醒了，而他远远没有睡足。大概三点钟的光景，阳光射在打开的玻璃窗上，令人目眩。因为醒得太早，他的眼睛和脑袋都疼得厉害。他觉得自己受了重伤。但现在离他和约瑟夫约定的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约瑟夫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于是他强迫自己从薄薄的硬毛床垫上坐了起来。
三轮摩托车司机接过威利递过来的地址，说道：“在新区。”威利仍然迷迷糊糊，头和眼睛仍然因为突然醒来而隐隐作痛。他们出了市区，沿着主干道在卡车和公共汽车扬起的热烘烘的灰尘、浓烟和轰鸣中开了十五或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分钟。他们拐上一条没浇过柏油的燧石路，摩托车上下颠簸起来，最后来到一片住宅区前。若干混凝土结构的公寓楼建在一片寸草不生、坑坑洼洼的泥地上，建造商似乎忘了或者不愿意在房子完工之后把地面收拾平整。好些楼都有混凝土柱子支撑着，复杂的楼号或地址用大大的数字和字母滴滴答答地涂抹在上面。
约瑟夫那幢楼的电梯通道位于两根柱子之间，没有一直通到地面。它在离地三英尺的地方打住了，停在洞穴岩层似的夯实的土地上，在土里凿出几级台阶通向电梯。这样处理也许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也许是为了省钱；或者仅仅是因为有人——设计师、建造商或者电梯制造商——测量有误。尽管如此，威利想，这还是电梯：住在这幢楼里的人就是这么看的。他们会自以为住在一个有钱人聚居的新区，住在一幢有电梯的现代化混凝土公寓楼里。
他想：“我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约瑟夫提起这个。他可能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不好说话，但我绝对不能和他聊这幢楼，聊他住的地方。除非是我太累了。我得多加小心。”
电梯装的是金属折叠门，黑乎乎的，沾满油污，打开和关上时都震天响。住在非洲边远角落的时候，威利已经习惯了粗糙的房子。当地人在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卷铺盖上路。但是，他从未见识过他来到约瑟夫家所在的楼层时见到的这种半成品。这房子似乎在最初的阶段就已经被弃置不顾，混凝土墙面上没有任何修饰，走廊墙壁顶端钉着许多电缆，粗的细的都有，积满了隔年的灰尘。而令威利心烦的是，院子里的土堆间不断传来孩子们在午后热烘烘的尘土中玩闹欢叫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严厉的呵斥声。
开门的是约瑟夫本人。他身材魁梧，和他的声音和举止很协调，穿着白色或是米白色的长外衣或者睡衣。大约五十岁。
他问威利：“你觉得我们的大学住宅区怎么样？”
威利没有中计。他回答：“应该是你来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