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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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和计算</h3>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是，能够随时间推移，通过积累信息、观念和优良传统来实现文化进化。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原始人类也许就有了与现代语言相似的语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有可以发出语音的舌骨和也许能分辨出交谈语言的发音的内耳。然而，过去15万年来智人的进化，才代表着这方面的革命。
几十万年来，信息的传输和储存完全依赖于语言和记忆。最早的通过实体信息符号进行交流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要回溯至将近10万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号洞刻有符号的赭石碎片。然而，这类符号不仅极少，也非常简单，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在所有发现人类的地方突然普遍起来（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标准化）。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最早的明确表示数字和话语的符号，于5 000年前较常出现于亚洲西南部，自那以后这些技术就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相对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数字产生后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因为每一件从古代留存下来的文件，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技术完善和推广的例证。因此，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探查到存储和交流信息的系统是怎样产生的，获取信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是怎样不断完善的。
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掌握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人类写作和计算的自然痕迹有考古证据，但衡量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难的。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勇敢地尝试估计过去两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读、会写以及语言水平。计算能力尽管明显更重要，但得到的关注度不及读写能力，但还是有一些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学家中就有反对量化的声音，许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有那么多种类的语言，计算有多少人能读、会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的前半部分（欧洲有许多种类的语言，因此也就有同样多种类的计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计算有多少人具有读写能力是无意义的）并非必然。只要我们清楚读写和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在问其他问题时也许会选择不同的定义，那么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于在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反对量化之声，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要回答什么问题的质疑之声。
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特性，需要分别计算下列分数：（1）在特定时间点上，技术在东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术的使用范围。然后将两个数字相乘，以得出东方和西方信息技术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分数。
跟考据战争能力的情况一样，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现代时期的证据稀少，而在于20世纪技术成熟度的巨大飞跃，使得公元2000年的信息技术很难与先前时期对比。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指出，摩尔定律称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成本效益自1950年以来每18个月翻一番，也许意味着公元2000年西方信息技术的分数比1950年高出10亿倍还多。公元2000年西方的分数是250分，实际上我们回溯不到1970年时，就已经跌至可衡量的最低分数0.01分了。
我们很多人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卷盘式磁带机和有大型主机的计算机，与我们这个文明时代的音乐播放器iPod和平板电脑iPad等相比，那些简直像是古代的机器；然而假如你认为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太过原始而无法衡量，那也是很荒谬的。计算信息技术的分数要求对不同种类的系统加权，并确认它们之间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或直接的。文字并没有替代语言，电话或推特也没有替代面对面的交谈。新的信息技术形式也许最终能完全替代过去几十万年来发展的形式，但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而且在计算信息技术的历史分数时，我们还必须认清复杂的重叠模式。
有多少人会读、会写、会计算，他们的技能处于什么水平，他们使用什么信息技术，其证据是零散破碎的，也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时代变迁中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变革是各有偏好的，这又增加了计算中的主观性。因此信息技术的分数比另外3项特性争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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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记分牌</h3>
给信息技术分类的困难，要求在计分时采用两段法。
<b>1.技能。</b>遵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范例，我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按照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时的能力，划分为3个技能水平：初步、中等和充分。同样遵照标准范例，我在划分每个类别时都将门槛设得较低。“初步”包括能够读和写名字，或者记录简单的数字；“中等”意味着能够读或写简单的句子，或者用加、减、乘、除来解决基本的问题；“充分”意味着能够读或写更连贯的文章，或使用更高级的数学技巧。
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提出，这样的定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在有些文化传统中，语言和数学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实证研究支持这样的主张。例如，将读写能力划分为初步、中等和充分3级水平，是中国在1950年开展扫盲运动时独立创制的，规定充分的读写能力为认识1 000个以上的字，中等文化水平为认识500~1 000个字，而基本的读写能力为认识300~500个字。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研究成果（如有可利用的专家的定量估计则直接利用，如无则通过专家的定性讨论进行推算），我将不同时期人口中的成年男子按照充分、中等和初步3个类别进行了划分。如果人口中每1%的成年男子能够进入充分技能类，则可得0.5 ITP（信息技术分）；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中等技能类，可得0.25 ITP；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初步技能类，可得0.15 ITP。
这些数字是且只能是掌握信息技术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的武断估计。这也许对于某些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另一些则大谬不然。然而，打分时坚持一贯性似乎比虚伪而高度主观地追求更加精确更为重要。将分数相加起来，会得出每个时期唯一的男性ITP。如果认为我为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类别提出的数字不合理，批评家们当然可以用其他数字做实验，然后看看需要多少数字才能改变结果，并且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女性读写和计算能力的证据普遍比男性要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20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会读、写和进行数学计算的女性要少于男性（通常是要少得多），并且通常都处于较低水平。
史前时代的男女差异无疑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意味着我又一次只能瞎猜，唯一所受的约束是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总体印象。然而，做出清楚的猜测比留下含糊的假设更具建设性，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一系列估计数字，抛砖引玉。然后我将估计的每个时期的性别乘数运用于男性ITP分数，得出女性的ITP分数；将这两个分数相加，就能产生一个东方和西方在特定时间点上的唯一的ITP分数。
在公元20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我将100%的成年男子划入充分技能类，得到的男性ITP分数为50（即100%×0.5）；而女性的技能分数也是男性的100%，于是女性的ITP分数也是50分（即男性的50分×100%）。因此，公元2000年西方ITP得分为100。
西方核心地带的职业文字和计算从业者通常设定的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的标准比历史学家要高得多，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同意我所主张的100%男性都有充分的技能，也不会同意女性的计算技能与男性相当。然而，尽管为初步、中等和充分的读写技能和计算技能设定极高的标准对那些寻求在复杂的21世纪社会提高标准的人非常适宜，对于长期的跨文化比较却无所助益，因为那将使19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都降为零。
<b>2. 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b>计算分数的第二个阶段，是再设立一个能反映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的乘数。我将处理信息的工具分为3个更广泛的类别：电子媒介（2000年时在东方和西方广泛应用），电媒介（1900年时在西方广泛应用，但在东方没有应用），还有电之前的媒介（在西方可能使用了11 000年，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 000年）。
我为公元2000年西方使用的最先进形式的电子媒介赋予的乘数值为2.5。2000年时东方也使用类似的媒介，但不够普及。电话（既包括固定电话，也包括移动电话）和电视在东西方大致同样普及，但电脑和互联网主机在西方更为普及（美国每100人中有62.3台计算机，中国香港为38.5台计算机，日本为34.9 台计算机；美国每100人中有375.1台互联网主机，中国台湾为97.3台互联网主机，日本为72.7台互联网主机）。由于2000年西方的乘数为2.5，我为东方核心地带使用的乘数为1.89。2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信息技术得分为250分（即100 ITP×2.5）；东方的得分为189（即100 ITP×1.89）。
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电子乘数定为2.5，是因为为这一特性所设的最大分数是250分，但为电媒介和电之前的媒介设乘数值就要难多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尝试计算整个20世纪信息技术的功能的总体增长量，但根据专家文献，我的猜测是2000年可用的电子媒介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媒介，功能增长了大约50倍。这意味着19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乘数为0.05。
19世纪的信息技术也有非凡的进步，不过显然与20世纪无法相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子媒介功能比1800年时可用的电子之前的媒介增长了5倍，这样便得出1800年的乘数为0.01。我将此作为所有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基准面，包括大约公元前9000年时出现在西方，公元前6250年时出现在东方的，有记录的最早的用视觉符号所做的实验。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提出的数字，我对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的粗泛分类无疑也存在许多变量。历史学家尤其会注意到我对印刷媒介和印刷产生之前的媒介没有做类别上的区分，尽管印刷机的发明在15世纪对欧洲精英文化、17世纪后对东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印刷的主要贡献是产生更多、更便宜的物质，而不是像电报在19世纪、互联网在20世纪那样改变了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方式，这些纯粹数量上的变化已经作为因素计入了指数。然而，即使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涉及1900年前的信息技术分数的数字也实在太微小——甚至比战争能力的数字还要小——将不会使乘数有太大改变，也不会对最终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太大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区分符号形式，将字母的、章节的、表意的以及其他的文字形式均视为电产生之前的系统的变量。这样过分简化了事实，但是因为：（1）对文字系统相对效率的判断太容易陷入局限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中；（2）公元1700年前所有时间点上的微小分数意味着任何看似合理的调整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索性对于电之前的各种信息技术系统一视同仁，只关注它们的应用范围。
最后，我没有将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单分成一类，比如大约公元前2500年最早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盘，或者其简单形式大致同样古老的印加结绳话。这与我没有区别对待印刷机是同样的原因：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加快了计算速度，改善了精确性，但并没有像计算机那样改变计算过程。
图6.1以线性–线性标尺展示了我计算的分数：1900年西方的分数不过是勉强看得到，但更早时期的分数就都看不到了。图6.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现了同样的数据。不同在于，将西方1500~18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印刷机带来的重大影响，将东方1400~19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这段时期印刷术的巨大扩张，在线性–线性图（见图6.3）上造成不了可见的变化，在对数–线性图（见图6.4）上只能造成极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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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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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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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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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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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方法依赖于一个更进一步的关键假设：采用可见符号来记录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谈和计算几万年后，才开始书写或使用数字符号，我们通过传统、仪式和艺术储存和交流了浩如烟海的信息。然而，很显然的是，所有纯粹口头系统的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指数中自然都是零分。
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
第一，出于生物学的考虑：人脑都是一样的，尽管先前曾提到有人声称文化之间有极端变量，但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不同口头文化的人群在头脑中处理和存储信息，或者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能力有什么重大不同。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出于比较的目的，文字产生以前的信息技术系统实际上都要归零。只有更成熟的文字和计算技术开发出来后，可以衡量的差异才开始出现。
第二，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使上一段所提到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衡量和比较古代没有文字的不同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假如在符号系统最早的证据在两个地区出现（西方为大约公元前9300年，东方为公元前7000年）之前的时代，东方的口头文化在处理、储存和交流信息方面是否强于西方的口头文化，我们无从得知。
第三，出于经验的考虑：使用可见符号来记录述谓性概念和数学概念的革命性的影响已经非常确定了。经常给那些强调直观记录的有效性的人贴上“进化论者”标签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大量理由要求人们当心极端的主张，在解释文字的影响时要持灵活态度；但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后，从纯粹口头转变为口头和文字的信息技术的各种组合，究竟是加强了个人能力，产生了等级层次，还是同时促成了两者，似乎仍然不清楚，这也标志着在增强人的存储、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西方，这方面的证据得到了极其详细的研究，最早的符号可能是用来记账的，从中也逐渐产生了口头形式。在东方，证据不那么清楚，但同样的模式应当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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