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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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战争能力</h3>
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呻吟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步枪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技术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战争游戏的研制者们（既有专业军事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要将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简化为可供比较的数值。总的来说，军事史学家菲利普·萨宾（Philip Sabin）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商业化战争游戏通常试图复制过多细节，但与社会发展指数非常相似的是，这些游戏的重大贡献是使得假设变得清楚明确了。
一些游戏发行多个版本，模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战争，为跨越时间和地点思考战争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例如，电子游戏公司GMT的系列游戏“历史上的大战役”，包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南亚的战车大战、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同时期印度的战争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争等各种战役变体。至少在战术层面上，游戏允许启人深思的比较，不过，像所有这样的规则系统一样，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也许仍是系统在似乎运转不灵时提出的问题。
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指数所需要的跨历史比较应当与实际历史背景下的比较没有差异，但实际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譬如所谓的军事革命，就经常是设计出新的作战系统，使旧系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这种装备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钢板的战舰，是英国于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于让以前所有军舰都被淘汰——只是因为海军战术的变化，才使得这种新式武器融入了旧式战舰仍然重要的系统里。
甚至对现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来说，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坏力远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们并非无可匹敌地更具破坏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吨或百万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来衡量的，这一事实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破坏力使先前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1942~1945年3年的轰炸中，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总共才向德国扔下了70万吨炸药；而在1961年万圣节那天，苏联试验的单一一颗炸弹，即所谓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5 000万~5 700万吨炸药。到1966年时，单独一颗苏联SS-9Ⅱ型导弹就可以携带相当于2 500万吨炸药的弹头，是美国“二战”期间轰炸德国的全部炸弹的破坏力30多倍；到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总共部署了255枚这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核武器的破坏力仍然可以和常规武器在同一个天平上予以衡量，正如放射性尘降物的毒害作用能以拉德来衡量，并与毒害作用较小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比一样。而且，像1906年后建造的无畏舰级军舰一样，核武器也被融入了更广泛的作战系统中，而这种作战系统依然依赖于1945年之前就在使用的武器类型（尽管以高得多的效率形式）。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衡量。
社会发展指数在衡量战争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将2000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前阶段的武装力量的关系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战争能力的飞跃实在太巨大，难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战争能力的变化也可称之为飞跃，尽管幅度不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难以衡量。
一方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计分系统内将最高分250分打给2000年的西方，那么在估计1900年的战争能力时，在百分比上就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幅度，更不用说1800年或任何更早的时期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破坏力与以往的差距实在太巨大，1800年前的分数会极低，也就意味着就社会发展指数的实际分数而言，误差也会极小。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意味着1600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作战系统能得到0.2分（也就是说，不到当代分数的千分之一）；而1500年之前，甚至很少有作战系统能得到0.1分。战争能力像城市规模/社会组织一样，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一旦能量获取水平达到了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只需在边缘处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就会刺激战争能力向上激增。衡量战争能力对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工业化的20世纪和21世纪与所有先前的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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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军事霸主吗</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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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变革</h4>
对于现代西方军事实力有很多评估，我主要依赖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该书提供国家投入、军力、素质和后勤等方面的数据。
美国自“9·11”事件后又加大了军备投入，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国的军力就已经傲视所有对手了。公元2000年，美国可以代表西方获得满分250分。有很多国家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军人人数上超过美国，俄罗斯的核武库也比美国大了几乎一倍，但美国在战争所有其他维度上都占有巨大优势，已经远远打破了平衡。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供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得多，训练和领导也强于大多数国家，机动性也很强。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主宰着全球海洋，美国空军在天上也发挥着同样作用。美国的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也更加可靠，一般认为比其对手俄罗斯威力更大。
一旦我们从2000年回溯到1900年，量化战争能力的最大困难就出现了。1900年的西欧武装力量的数据记录很好，也很容易获得，但为1900年的西方计算一个相对于2000年的西方的分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军事系统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2000年的军队比1900年要大，尽管并没有大许多。在某些方面，基本武器是相似的——1895年投入使用的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准确射程为大约5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733米，而M16步枪（1963年装备于美国陆军，但其改进版在2000年仍是常规武器）的准确射程为550~8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948米。然而，差异却超过相似性：M16步枪每分钟能发射700~950发子弹，而李–恩菲尔德步枪通常每分钟只能发射二三十发子弹（在测试条件下，其发射纪录为每分钟38发）。一把普通的M16步枪或者AK47突击步枪，比1900年的最好的重机射速都要快得多（马克沁重机枪每分钟只能发射450~600发子弹）。而最早的大致相当于M16或AK47步枪的德国MP18轻机枪，直到1918年才投入使用。
军事史学家通常将现代大炮的出现定为1897年投入使用的“法兰西75”。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膛线加农炮，配有长驻退机，意味着炮手们不需要在每次发射后都添加炮弹。这种炮的发射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分钟15发炮弹，射程达7.5千米。现代更复杂的大炮射速要慢得多。美国陆军最新式的榴弹炮——2005年投入使用的155毫米口径的M777——每分钟只能发射2~5发炮弹；然而，这种钛炮非常轻，可以装载在飞机上，射程达到24~30千米，而且，当使用“神剑导引炮弹”时，其圆径概率误差可达到24千米内只有5米（也就是说，50%的炮弹将落在距目标只有5米的范围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导武器的革命已经使每一门现代大炮的价值都超过了1900年时的数十门大炮，而运输机械化、通信手段和电子控制方面的先进同样令人惊叹。
在海上，1900年最强大的武器是新式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的战列舰（“战列舰”一词是1892年最早开始使用的），通常排水量达到15 000~17 000吨，航速达每小时30千米，可装载4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能发射400千克重的炮弹，射程将近23千米。1906年后，无畏号不仅配备了更重的装甲，还增加了6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航速还提高到了21节[4]。1911年后，各国海军又纷纷用石油代替了煤作为燃料。所有这些改变都具有革命性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军舰与当代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100 00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56千米，可航行20年无需添加燃料，可载90架飞机，打击范围在700千米以上）之间的差距，使得20世纪早期所有连续类型军舰之间的差异都相形见绌。
20世纪战争革命最惊人的部分无疑发生在空中。飞机最早用于军事是在1911年，当时意大利在与土耳其交战时使用了轰炸机和侦察飞行。这些早期飞机与2000年最精密的军用飞机（即1989年投入使用的B-2隐形轰炸机）之间的差距，足以令人窒息。B–2隐形轰炸机的航程达到11 000千米，巡航速度为大约每小时900千米，且它实际上是无法探测的，能够穿透任何防空系统，发射精确制导的炸弹或者10兆吨以上TNT当量的核武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时期的武器火力、军队机动的速度和范围，以及武装力量的无数其他维度。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从1900~2000年，大炮的威力提高了20倍；从1918~2000年，反坦克火力提高了60倍。但是为20世纪全部变化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却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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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战争能力（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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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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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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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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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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