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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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天下午秋良到我家的时候，我立刻看出有点不对劲；他心事重重，什么事都无法专心。我怕是他父母已经发现我们昨天做的事，有一会儿我还忍着不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到头来我还是憋不住，便要他把事情告诉我，再糟也得说。然而秋良说他父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神情却变得更加凝重，经我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
原来是秋良憋不住心头的得意，便向他姊姊悦子透露了我们的壮举。他没想到悦子竟会惊恐万状。我说他没想到，是因为悦子——大我们四岁——从来不附和我们认为凌田有什么邪恶一面的说法。不过听了秋良的故事，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他会在她眼前扭成一团死掉。接着她告诉秋良，我们能逃出来已属万幸；她还说，以前家里雇的用人，有几位是她亲身认识的，这些人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后来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尸骸几周后才在租界边上的巷子里找到。秋良对他姊姊说，她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他一秒钟也没信过她的话。不过显然他已经吓坏了，而我听到有人“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凌田的恐惧——悦子已堪称权威——也觉得一股寒气窜过全身。
这时候我才了解秋良烦恼的事：有人得在凌田回来之前，也就是在三天内，把瓶子放回原处。然而毋庸再提，我们先前的勇气早已消失殆尽，要我们再回到那个房间，根本不可能。
我们没办法再定下心来玩平日的游戏，于是决定走到我们在运河边的老地方。一路上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把瓶子放回去，结果会怎样？也许药水非常珍贵，他们会报警处理。或者，也许凌田对谁也不提瓶子失窃，但是决定亲手对我们施以毒计暗中报复。我记得我们完全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么想保留对凌田的幻想，又多希望理性地想出法子，尽量避免不可收拾的后果。我记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也曾想过那药水可能是凌田存了几个月的钱才买的药剂，而且少了它病情就会恶化；可是下一秒，心里还抱持这个想法，却也想着其他假设：也许那药水的用处，是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
我们在运河边上的老地方，离我们家步行约十五分钟，就在怡和洋行所属的仓库后面。我们一直不确定这样算不算非法侵入；要到我们的老地方，得经过一扇从来不关的大门，然后走过一片水泥空地，经过几名中国工人，他们会狐疑地注视我们，但从不阻止。接着我们绕过一个摇摇欲坠的船坞，走过一段防波堤，然后沿着阶梯下到运河岸边那块深色的硬土地。那块地只够我们两人望着河水并肩坐下，不过即使是酷热的天气，背后的船坞也保证那里有块凉荫，而每当有船或舢板经过，水波便会轻抚我们的双脚。河对岸还有更多仓库，不过我记得，差不多就在我们正对面，两栋仓库之间有段空隙，透过去可以看到一条马路，夹道种满树木。虽然我和秋良常常到那里去，但我们还是尽量守紧口风，绝不让父母知道，免得他们不放心我们那么靠近水边玩耍。
那天下午在岸边坐定以后，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试着要忘掉一切烦恼。我记得就像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秋良又开始问我，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我会游到当时停泊在附近水域的哪条船上。但他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让我吃了一惊。
我难得看到我这个朋友哭。老实说，我印象中看到他哭，也只有今天这么一次。就算是上回我们在美国教会后面玩耍，有一大块混凝土砸在他腿上，尽管他面白如纸，还是没哭。可是那天下午在运河边，秋良显然已经乱了方寸。
我记得他两手拿着一块泡过水的朽木，一面啜泣，一面把木头剥成一片片扔进水里。我好想安慰他，只是心中的言语不知都躲到何处去了。我记得我起身去找了更多这样的朽木，帮他剥成小片递给他，仿佛这是急救良方。后来再找不到木头让他丢，秋良也渐渐止住泪水。
“如果父母亲查出来，”过了半晌他才说，“他们这么生气。到时候他们不让我留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全部回日本。”
我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接着，有条船驶过，他喃喃说：“我永远也不要住在日本。”
“我也永远不要去英国。”我以这句话回应，这是每次他提到这件事，我都会接口说的话。
说完这些，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可当我们凝视着水面时，我愈想就愈觉得，只要我们做了某件事，这一切可怕的惩罚就全都可以避免了，最后我很简单地告诉他，只要我们及时把瓶子放回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秋良好像没听见，所以我又说了一次。他还是不予理会。我这才明白，他对凌田的恐惧，从我们上次冒险之后，已经更加真实；没错，我看得出，他现在的恐惧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巨大，只不过现在碍着面子不能承认。我看得出他的难处，他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脱困。最后，我平静地说：
“秋良。我们一起再进去一次。就跟上次一样。我们手勾着手，再进去一次，把瓶子放回原处。如果我们像这样一起行动，我们就会很安全，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也不会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好事。”
秋良想了想，转身看着我，我在他脸上看出深刻凝重的感激之情。
“明天，在下午，三点钟，”他说，“母亲会出门去公园。假如女仆又睡着，那么我们有机会。”
我向他保证女仆铁定又会睡着，然后再提一次：如果我们一起进房间，就什么也不用怕。
“我们一起行动，老哥！”他这么说，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并且站了起来。
回程路上，我们把计划敲定。我答应第二天在他母亲出门之前，就早早到他家伺机而动，只要她一出门，我们就到楼上，一起等候，把凌田的瓶子准备好，就等女仆睡着。秋良的心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不过我记得那天下午分手时，他勉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转身提醒我第二天可别迟到。
第二天又是同样炎热而潮湿的一天。多年来，我把记忆里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反复想了许多遍，试着把各种不同的细节依序排列。那天早上的前半段我记得不多。我脑海里有那么一幕，是我送父亲出门上班的影像。我先到了外头，在马车道附近晃来晃去等他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身着白衣白帽，手上拿着公事包与手杖。他眯起眼睛，往大门望一眼。接着，正当我等着他朝我走近的时候，母亲出现在他背后的门阶上，并跟他说话。父亲往回走了几步，跟她谈了几句，笑了笑，轻吻她的脸颊，接着就大步走向我等候的地方。那天他怎么离家的，我就只记得这些了。现在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握握手，他有没有拍拍我的肩膀，他到了大门有没有转身再临别挥手。我所记得的一切，都显示那天早上他出门上班的方式，跟任何一天的早晨没有两样。
那天早晨的后半段，我只记得我都在我卧室的小地毯上玩玩具士兵，心思则一直想着那天稍晚些等着我们的艰巨任务。我记得母亲后来出门去了，我便和梅俐在厨房吃午餐。午餐过后直到三点，还有一些时间要打发，我走了一小段路，到了两棵大橡树矗立的地方，树虽然不是种在路边，却正好在邻近花园围墙的正前方。
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在心头鼓足了勇气，那天我在其中一棵橡树上，爬到了以前不曾到达的高度。我满怀欣喜地趴在大树岔出的分枝上，看到附近所有住户的围篱草坪全在我的视野之内。记得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风吹拂着脸，但我心里却为下午的任务不胜焦急。我忽然想到，我虽然心中害怕，可是秋良此时对凌田房间的恐惧则更强烈，这次得由我来当“头头”。我明白此举将带来的责任，于是下定决心到他家的时候，要把最有自信的一面表现出来。不过在树上坐久了，心头不禁浮现几种可能让我们无法得逞的结局：女仆也许没睡着；她也许正好选择今天来打扫凌田房间外面的走廊；要不然就是秋良的母亲改变想法，当天没有如预定计划出门。当然，我心中那些旧日不理性的恐惧还是萦绕不去，怎么也忘不干净。
过了许久，我爬下橡树，想回家喝杯水，顺便看看几点钟了。走进大门，我看见车道上停了两辆汽车。我心中有点好奇，不过这时候我自己心事重重，没有太理会。接着我走进玄关，透过客厅打开的门，我看见三位男士，手持帽子站立，跟母亲说话。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也许在跟母亲讨论她推动的那些事——不过这气氛却让我在走廊上驻足。我一站住，谈话也跟着停止，他们全看着我。我认出其中一位是辛普森先生，父亲在摩根洋行的同事；其他两位则没见过。接着母亲冒了出来，她探头看到我在那儿。我想，我也许感觉到了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在进行。总之，我立刻往厨房跑去。
一进厨房，我就听见脚步声，母亲随即走了进来。我常常想要回忆她当时的面孔——脸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怎么也想不起来。也许某种本能要我别看她的脸。我记得的是她的身影，如泰山压顶，仿佛我又回到了幼儿时期，还有她那天穿的浅色夏装。她以压低却极其冷静的声音说：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先生旁边的两位先生是警察。我得先跟他们谈完。请你先到图书室等我好吗？”
我才想说不，不过母亲凝视的目光让我不敢多说。
“那就到图书室等我。”她说完转身就走，“我跟他们一谈完就会去找你。”
“爸怎么了吗？”我问。
母亲转过来对着我。“你爸爸今天早上根本没进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事情一定很单纯。到图书室等我。我马上来。”
我跟着她走出厨房，往图书室走去。我在我做功课的书桌边坐下等着，心里想的不是父亲，而是秋良，还有我一定会迟到。不知道他有没有勇气自己把瓶子放回去，就算放了，他还是会非常生我的气。当时我也想到秋良的情况实属火急，我认真考虑了要不要违抗母亲的指示，溜了再说。在此同时，客厅里的讨论似乎没完没了。图书室里有个钟，我盯着指针看。有一刻，我跑到走廊上，希望引起母亲注意，这样我就可以请她准我离开，不过我发现这时候客厅的门已经关上。接着我便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再度想到开溜，此时梅俐出现了，严肃地指着图书室。我一进去，她就把门关上，我可以听到她在门外踱步的声音。我又坐了下来，继续盯着时钟。指针一过三点，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满腔怒火地怨着母亲与梅俐。
接着，我终于听见送客的声音。我听见有位男士说：
“我们会全力协助，班克斯太太。吉人自有天相。”
我听不见母亲回答什么。
客人一走，我冲出去请母亲准我去秋良家。可是母亲无视我的怒气，完全不理会我的请求，只说：“我们进图书室去。”
尽管我好沮丧，但还是听话跟了进去，到了图书室里，她要我坐下，然后蹲在我面前，以极为平静的语气告诉我，父亲从早上就失踪了。警方接获办公室报案，正在进行搜寻，可是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获。
“不过他可能到了晚餐时间就会出现。”她带着笑容说。
“他当然会。”我这么说，希望她听出我已经为这样小题大作感到十分不悦。接着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再问她我可不可以离开。不过这次我没有那么热切，因为我看了时间，这时候去秋良家为时已晚。他母亲可能已经回家；他家的晚餐再过不久就要开动了。我心中对母亲极为不满：把我留半天，为的就是要告诉我一个半钟头前，我在厨房里多少就猜到的事情。她好不容易才说声准，我却直接回我房间，把玩具士兵排在小地毯上，尽量不去猜想秋良此时对我的感受。不过我却不断记起我们在运河边所说的话，还有他对我充满感激的眼神。更何况，不只是他不想回日本，我又何尝希望他离开？
我到了晚上还在闷闷不乐，不过大家当然都以为这是我对父亲出事的自然反应。母亲整晚都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先别担心。我相信一定会没事。”梅俐帮我洗澡时，简直温柔得不像她。不过我也记得随着夜色渐深，母亲有几次表现出“恍惚”的神情，那是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司空见惯的。事实上，我相信就是在那天的夜里，我躺在床上，烦恼下次碰到秋良的时候要说什么，母亲喃喃自语，眼神茫然望着房内某处：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能以他为荣，小海雀。你永远都能以他所做的事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