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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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父亲失踪后的几天，我记得的事不多，只记得常常担心秋良——特别是担心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该说什么——于是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然而我发现我一直在拖延，不上隔壁找他，有时候甚至还想到，我可能永远都不必再见他——他的父母因为我们做的错事而大发雷霆，此刻正在打包回日本。在那几天里，只要屋外有个风吹草动，我都会立刻冲到楼上的窗前，从那里仔细观察隔壁的前院有没有堆放行李的迹象。

三四天过去了。有个阴沉的早晨，我独自在我家前面的圆形草坪上玩耍，我听到有声音从秋良家那边的围篱传来。我立刻听出是秋良在他家的马车道上骑着他姊姊的脚踏车；他学骑这辆脚踏车的样子我非常熟悉，车子稍嫌太高，我认得他拼命保持平衡让轮子发出的噪音。有时候我听到摔倒的声音，连带着他摔下来的叫声。有种可能是：他从楼上窗户看到我在外头玩，所以下来骑脚踏车，还故意骑得这样惊天动地，好引起我的注意。经过几番内心交战——秋良则在围篱另一侧摔了又摔——我终于大步走出我家大门，转到隔壁，往他家前院里望。

秋良确实正在骑悦子的车，他专心尝试着马戏般的特技，双手不握车把绕着小圈子打转。他显然全神贯注，没注意到我，甚至我走上前去，他也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最后我干脆开口说：

“对不起，那天我没办法过来。”

秋良忿恨地瞪了我一眼，继续玩他的特技。我正想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让他失望，可是不知怎的，话却说不出口。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接着再往前走近一步，我压低声音近乎耳语：

“怎么样？你放回去了吗？”

我的朋友瞪了我一眼，回拒了我语气里表现的亲密，四处骑他的车。我感觉到泪水已经盈眶，不过想起我们长久以来争辩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更爱哭，我只得勉强忍住。我再次想要告诉他父亲失踪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这似乎是个天大的好理由，不但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失约，也可以解释我为何如此自怜。我想像秋良的表情会先是震惊，继而羞愧，只要我说出：“我那天不能来是因为……因为我父亲被人绑架了！”——然而，我就是没说。我记得我只是转身跑回家去。

接下来几天我都没看到秋良。后来，有天下午，他来我家后门，如往常一样，向梅俐问我在不在。我正好在做什么事，但还是丢下事情出来见他。他以笑容相迎，拉着我到他家花园时，还关爱地拍拍我的背。我自然急于知道凌田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不过却更害怕会重揭伤口，于是压下提出任何问题的冲动。

我们到他家花园后头——到我们称为“丛林”的灌木丛那里——不一会儿就说起我们编造的剧本对白。我觉得我们演的应该是《艾凡赫》，那是我当时正在看的书——也说不定我们演的其实是秋良读的武士冒险故事。总之，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的朋友忽然停了下来，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看着我。接着他说：

“如果你要的话，我们玩新游戏。”

“新游戏？”

“新游戏。有关克里斯托弗父亲。如果你要的话。”

我吓了一跳，我不记得我回答了什么。他从高高的草丛里向我走近几步，我看见他以近乎温柔的眼神看着我。

“对，”他说，“如果你要的话，我们玩侦探游戏。我们寻找父亲。我们拯救父亲。”

我这才想到，秋良应该是从哪儿听到了父亲的事——无疑这件事已经在附近传开——才回头来找我。我也明白现在这桩提议，是他表现关心与帮助意愿的方式，我心中对他的感情油然而生。然而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好啊。如果你想玩，我们就来玩啊。”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经历了一整个时代——其实，实际上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我们日复一日地以拯救我父亲为主题，编造并演出变化无穷的情节。

在此同时，警方也在进行我父亲失踪案的调查工作。这点我知道，是因为家里常有一些男士来访，他们把帽子拿在胸前，严肃地跟母亲谈话；加上有一天傍晚时分，母亲表情凝重地过来跟梅俐说话，两人都压低声音；更重要的是母亲在楼梯口对我说的那番话。

我不太记得那一刻之前我们在做什么。我正好要跑上楼去，急着到房间里拿东西，看到母亲从楼上正好要下阶梯。她一定是正要出门，因为她穿了那套特别的米色礼服，会散发特殊的腐朽树叶味道的那件。我想我一定感觉到她的举止里有异样，便停在第三或第四阶楼梯上等她下来。她带着笑容走近，向我伸出一只手。她这时距我还有几阶楼梯，因此我以为她要我扶她走完剩下的阶梯，就像父亲在楼梯口等她的时候，有时会做的那样。不过她只是用手臂揽着我的肩，和我一起走下阶梯。接着她放开我，走向玄关另一头的帽架。就在这个过程里，她对我说：

“小海雀，我知道过去这几天，你不好过。你一定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陷了。其实，我也不好过。不过，你一定要跟我一样。你一定要向上帝祷告，要存着希望。我希望你还记得你的祷告词，你没忘了吧，小海雀？”

“还记得。”我随口回答。

“这真是不幸，”她继续说，“在这样的城市里，不时有人遭到绑架。事实上这种事常常发生。在许多案子里，我只能说在大部分的案子里，被绑架的人都能平安回来。所以我们得有耐心。小海雀，你有没有在听？”

“有，我在听呢。”这时候我背对着她，双臂攀挂在梯栏的柱头上。

“我们必须庆幸，”母亲停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城里最杰出的几个侦探接了这个案子。我跟他们谈过，他们很乐观，认为不久就会有结果。”

“可是那要多久呢？”我怏怏地说。

“我们得抱持希望。我们得信任这些侦探。也许要花上一段时日，不过我们必须有耐心。最后事情一定会雨过天晴，一切又可以恢复到从前那样。我们必须继续向上帝祷告，永远抱着希望。小海雀，你在干什么？你听我说话没有？”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在试一步可以跨过几阶，双臂还攀在护栏上。接着我才问：

“万一那些侦探都太忙了怎么办？他们有一大堆别的事要解决。杀人案、抢劫案。他们又不是万能的。”

我听见母亲朝我走近几步，她再开口时，声音里多了谨慎与小心翼翼的语气。

“小海雀，侦探们‘太忙’，这点是事实。上海的每一个人，我们租界里最重要的人物，每一位都非常担心你爸爸，也都急着找出事情的真相。我是说，像福斯特先生、卡麦柯先生等等，甚至总领事本人也一样。我知道他们都亲口交代过，要把你爸爸尽快安全救回。所以你瞧，小海雀，那些侦探都必须尽全力去办案。他们也在这么做，就在此时此刻。你知道吗，小海雀，孔探长受指派负责这件案子？是的，没错：孔探长。所以我们怎么说都该抱持希望。”

这段对话无疑有些分量，因为我记得接下来几天，我几乎不再担心什么。即使到了晚上，忧虑往往重回心头，上床睡觉时，我也常想着上海的侦探满城在搜寻，愈来愈逼近绑匪。有时候，在黑暗中躺着，我发现自己编织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戏才渐渐睡去，其中有很多便成为第二天我与秋良所用的材料。

顺带一提，我并不是说在这段日子里，我跟秋良不玩与父亲案情完全无关的游戏；有时候我们会沉浸在比较传统的幻想里，好几个小时。不过每当我的朋友发现我别有心事，或者我的心思不在我们玩的游戏上头，他就会说：“老哥，我们玩拯救父亲游戏。”

我们给这些关于父亲的游戏所编的内容，如我所说，有无穷的变化，但不久便建立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基本架构。我父亲被关在租界外的一栋房子里。绑匪打算索取一笔庞大的赎金。许多较小的细节也跟着迅速发展，渐渐成为定案。情节永远是这样，尽管房子的周围是惨不忍睹的中国人区域，父亲所在之处却舒适干净。事实上我还记得这一项特殊的安排是怎么建立的。也许是我们第二或第三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秋良与我一直轮流扮演传奇人物孔探长——他英俊的容貌与那顶戴得潇洒不羁的帽子，我们从报纸照片上早已熟悉。我们正投入幻想中，玩得起劲，忽然玩到了故事里父亲上场的部分，秋良指着我——意思是该由我来演他——并说：“你，绑在椅子上。”

我们原本玩得很顺，这时候我停了下来。

“不要，”我说，“我爸爸才没被绑住。他怎么可能一直被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