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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看莫言，我们发现，他的作品有进行直接批判的，如《祖母的门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消闲，纯为说笑的，如《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酒国》等。
更多是写出了人性的极致，对内容的真实性有所伤害。
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缺乏可信的人性与思想深度。
也许直觉到了这点，他才永远郁闷地挣扎着，在无可寄托时佯狂作文，这种“狂”表现出一种变态、扭曲了的爱美、求真、向善的心灵姿态，它是一个惟有赤子化、童真化的人，才离不开的臆想的世界。
所以，作为作家的莫言，虽一再声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并不“现实”。
不现实的人活在人间，往往都是生活的“失败”者。生活上的“失败”往往促进了作家的情思之力，化激愤为发愤，以作品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没有完全失败。
这种个性心态从而规定了莫言小说的视角——“童心视角”，以能随心所欲地“愤世嫉俗”、“童言无忌”。
“童”者的身份又使得他所要表述的，似出格，其实并未真的出格，走向人性与思想深处，探明历史和现实真相。
和这样的心态相适应的，是他一贯夸张、膨胀的语言，有欠简练与紧凑，更不怎么雅致，给人张牙舞爪的印象。
他曾恭维自己，而不失辛辣讽刺和幽默地攻击别人道：
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不过，“吹牛”有可能使他忘乎所以，一篇文章故事再精彩，只要有几处过分刻意卖弄、斧凿的句子、情节、细节，就很让人倒胃口了。
呼唤“野性”李建军 是大象还是甲虫?
是大象 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李建军
据印在《檀香刑》封底的广告词说，这部小说“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新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喜大悲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全书具有民间文学那种雅俗共赏，人相传诵的生动性。作者用公然(?)炫技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将一个千头万绪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骨悚然，时而又让人柔情万种”，总之，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一个读者想从小说里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全在这里了。
虽然出版社出于商业动机的广告词不是文学评论，用不着拿它句句较真，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它却有着神奇的控驭力量，不仅能刺激读者的参知欲和购买欲，而且成功地挟持了不少“批评家”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给他们 指示出了不容拒绝的路向：给已有的评价和结论，寻找更多的依据和更有力的支持。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好奇而抵挡不住诱惑的人。放下职业和“知识”的重负，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读一部文势跳跃雨覆风翻的好小说，对我来讲，有节日一般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我在阅读《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体验到。这是一部让人失望的作品。除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找不到广告词所许诺的东西。它离“真正民族化”的距离太遥远，因此，“雅俗共赏”、“人相传诵”云云只可以被当作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问题却不应该放过，依据常识和经验，对它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价值批判，应当视为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
《檀香刑》的语言和文体，受一种在小说中被称为“猫腔”的地方小戏的影响，有很明显的唱词化倾向，作者很喜欢用四字一句的成语和句式，同时，如莫言自己在《檀香刑》的《 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也“大量地使用了韵文”。(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以下引用段落或句子，除特别注明以外，全部引自《檀香刑》一书。)(p517)但是，从文体效果和修辞效果来看，这部作品的语言并不成功。它缺少变化的灵动姿致，显得呆板、单一和做作；徒具形式上的“夸张”而“华丽”的雕饰，而缺乏意味的丰绕与耐人咀含的劲道。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本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莫言这部作品的语言病象和问题，作较为细致的例示和分析。
一是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从鲁迅等人的经典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倘能恰当地运用文言语汇和句式，可以增强白话文写作的表达力，甚至可以获得蕴藉、典雅的文体效果。但《檀香刑》中的文白夹杂是生涩的，失败的，有的甚至文理不通，让人别扭。例如：
“钱苍狼，你枪法如神，学识过人，本督赠金枪，委(尔)重任，将(尔)视为心腹，(尔)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想加害本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但可惜(你的)才华，实在不忍(诛之)。但国法无情，军法如山，本督无法救(你)了。”(p232)
莫言让袁世凯在小说中讲的这一番不文不白，忽“尔”忽“你”的话，实在别扭，这与人物的身份及学识修养，是不相符的，与中国古典小说所强调的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的同一性规律，即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所说的“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是不相符的；而“之”是“他”的意思，因此，面对事主说“诛之”是不通的。另，在打铁的孙丙身上，也存在这种忽“余”忽“尔”忽“你”的情况。(p327)
“(知县夫人的)一纸遗书放在身旁。上写着：……不敢苟活，(猪狗牛羊)。忠臣殉国，烈妇殉夫。千秋万代，(溢美流芳)。妾身先行，(盼君跟上)。……”(p506)
“溢美”与“流芳”，一为否定义，一为肯定义，意思并不相侔，故不可并列，而其它两句加点的句子似乎都太白，与上文语体及语境很不谐调，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夫人啊!夫人你深明大义服毒殉国，为(余)树立了(光辉榜样)……”(p506)
“余”与“你”已够别扭，而将“余”与“光辉榜样”放在同一句中，完全破坏了家破人亡的悲剧感，给人一种荒唐、可笑的印象。
“袁世凯笑着说，‘铁路通车之后，高密县就是大清国的(首善之地)了。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能升迁的话，油水也是(大大的)……”(p475)
“首善之地”义同“首善之区”，意指一国之首都，故不宜如此使用，或可改之为“最富的地方”。另，“大大的”似乎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民间的”，出之于袁世凯之口，令人大跌眼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