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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出现,与音乐直接有关。隋唐时代,音乐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中原的主导音乐是传统的清商乐,那么隋唐音乐就包含了三种成分:一种是从南北朝以来,就不断传入中原的周边民族的音乐,以西凉乐和龟兹乐最为盛行。一种是本土保留的传统音乐,所谓华夏正声,以雅乐和清乐为主,但在唐代宫廷中日趋衰落。一种是民间新兴的里巷歌曲。到盛唐时,朝廷用乐除了继承隋和初唐的十部乐和内外教坊以外,玄宗还创设新的内教坊和梨园。来自域外、边州的胡夷之曲和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汇集到教坊,并经过教坊传播开去,教坊曲因此而成为盛唐乐曲的总汇,也是唐五代词调主要的乐曲来源。中晚唐俗乐流行,新声竞起,曲调更趋繁衍。其中一部分被配上曲辞歌唱。当时选词配乐的曲辞,称为“声诗”或“歌诗”:因声度词、根据曲调节拍填词的曲辞叫做“曲子词”、“歌词”,或简称为“词”。这两种曲辞不是一个概念,在唐代并行于世。它们为词的产生提供了曲调的条件,是词的先行阶段。但在唐代各种诗体都可以配乐,关于长短句的词怎样从流行的音乐中产生出来,虽然从宋代以来就有学者研究,目前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但由于对唐宋音乐的结构和曲词的配合情况不十分明了,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词的滥觞最早可追溯到隋唐之际的民间曲子词。现存数百首敦煌曲就提供了民间词的初期形态,其中一小部分可确定产生于唐初,大多数是中晚唐及五代的作品。这时的词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词的内容和调名本意比较符合,曲体曲式也丰富多样。这批词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作者众多,多出自下层。风格清新质朴,但也较俚俗粗拙。它们为后来的文人词开了先河。
一般认为文人词起于中唐。刘禹锡首先在他的《忆江南》二首自注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让我们知道词的创作是根据乐曲的节拍来决定句式的。这说明此时的词已进入按曲谱填词的阶段,以后经过不断改进,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则,词体便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了。
词是合乐的歌词,它在体制方面的特点,是由曲谱和曲调来决定的。
根据20世纪上半叶发现的唐代敦煌琵琶谱和日本保留的唐乐谱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当时凡是配歌词的乐曲都是均拍谱,即按均等时值划分音乐节奏段落〔2〕。词乐里“均”的概念即由此而来。这是按谱填词的基础。词人依照乐谱所定的乐段乐句和音节声调来写作歌词。所用的谱就是曲谱。曲谱是以乐音符号记录曲调的声乐谱,唐宋时作词主要根据曲谱。后来的词人不懂音律,加上乐曲变动,曲调失传,就只能以词调谱取代音律谱。词调谱是分调选词,以前人的作品作为填词的声律定格。明清时词谱只求字数、平仄、句读,就完全失去原来倚声填词的本意了。
词的体裁与诗不同,种类很多。每一种词调的长短、句法、韵位、分片等都取决于曲调。一经定型,便可脱离曲调而独立成体。唐宋词调有千百个,其基本特征是:
(一)每个词调都有调名,如《蝶恋花》、《菩萨蛮》、《浣溪沙》等,又叫词牌。词调类别按音乐或体段的不同,分为令、引、近、慢等体裁。令又称为小令、歌令、令曲、令章,一般调短字少;引本是古代乐曲的一种名称,在曲中有前奏曲、序曲之意,一般较小令要长;近和引相近,也是乐曲的一种,唐代一般是六均拍或八均拍曲(即每个节奏段落有六个或八个时值均等的小拍),到南宋变成六均拍曲;慢是慢曲子的简称,原来特点是节拍较慢,曲子长短不定。到宋代逐渐演变成调长拍缓字多,与长调混为一谈了,而且都是八均拍曲。除此以外,词调还有许多异体变格,如转调,犯调,是本调转为别调,新翻成曲。偷声、减字是本调在音乐上减短乐句或简化节奏,在歌词上减少字句,推出新调。添声、添字、摊声、摊破是在本调上添人乐句或加繁节奏,在歌词上增多字句,推出新调。从词调的发展来看,唐五代词以小令居多,北宋词调大增,创制的新曲很多,为极盛时期。南宋词调音律更严,讲究高雅,除词人自度曲外,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趋向衰落。
(二)根据乐曲的遍数分片:唐宋时曲谱往往不止演奏一遍,各遍乐曲中有部分旋律相同。与一遍乐曲相应的词叫做一片。分片方式有一片、二片、三片、四片这四种。一片一调的称为单调、单遍;两片一调称为双调,这是词曲的基本形式,双调分为两半,叫上下阕或上下片;三片一调的称为三叠;四片一调的称为四叠。
(三)押韵方式因调而异:各种词调的押韵变化很多。从姜夔词来看,每一大句的押韵和乐曲均拍所在的位置是一致的。但是唐代的词就不一定,早期词甚至有不押韵的。宋词中也有押韵不限于大句的许多例子。因此各种词调的押韵方式并不相同。但词的押韵较近体诗宽,可以平仄互押,中间转押。
(四)句式长短不齐。用字继承近体诗声律特点,分出平仄,严格的更讲究四声、阴阳、轻重、清浊,使字声与乐声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