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