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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xx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同时是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地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它,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他让我感到,他非常喜欢自己正做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叛卖了他?还是他叛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样个角度,他的目光始终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出去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