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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候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浦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都味道不错。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浦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个用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