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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衣出来。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浦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浦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浦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浦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浦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浦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