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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动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不是情侣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的,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部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俩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俩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里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里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衩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分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餐厅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分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于彼得更加死心眼儿,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著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蜡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献给艾莉丝》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唠唠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注:幽会人或艳遇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