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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个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去哪里走走?你说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一点钟宵禁吗?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的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注:旧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里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之极,放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和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要去的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儿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儿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母亲这句话使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from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回事,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领事,何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做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留给纳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