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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被判处了死刑,我的畅儿!
直到报纸和网络上出现“死刑”二字,我才真的相信在法院大门外听到的。网民们已经开始热心探讨死刑的方式:绞刑,枪毙,注射……就像一个世纪之前,赶着去北京菜市口看砍人头的热闹。我瞪着报纸首页照片上的你,瞪着那两个字:死刑。从你犯罪的当晚,一直到三个星期后你被警车带走,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从没闪现过。一秒都没闪过。在那之前,死离你和天一多么遥远!
你和天一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冲突,以至于非得用刀来解决争端?
早在出事的一个月前,就有同学向我报告,你的书包里揣了一把刀,新买的,好品质的西式厨刀。据说你们的高级公寓楼发生过一起盗窃杀人案,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成了那件案子的牺牲品,因此你这个父母常外出的少年必须充当自我保卫者。我批评了你,说我班级里的学生可不允许带刀到校。你不服气地答应我,会把刀留在家里。那天你到我家来补课,一进门我就向你伸手:可以看看你的书包吗?你阴沉地把书包交给我,里面仍然揣有那把雪亮的刀。我正缺一把切菜刀呢,送给我吧,我当时逗你说。你说可以,拿去吧,我再去买一把。我火了,说要是班上四十五个学生一人一把刀来上课,我还当什么班主任!你愣怔地看着我,从没见过我发那么大的火。那天晚上我对你好冷淡,帮你补课的态度就像任何一位家教,尽责而已。临走时我送你到门口,你抱住我,比以往抱得更成年,更野性。这样的抱,我是不该接受的。可是我居然也感到了渴望。难道我一直不了解自己怀有那秘密的罪过的渴望?难道非得一个意外动作发生,一份意外的自我解密才会跟上?!或许根本无法解密,多少人类行为停留在无法破解的黑暗里……我和你僵持了一晚,你赢了,带着那把刀走了。
当时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多好。
在杀死邵天一之后,正是那把刀,把你自己也杀了。即便上诉成功——我现在把自己的生命许给上苍,以换取你的上诉成功——即便法律赦免你不死,你生命的一大半也已经被那把刀杀害了,设想一下多年后吧,走出监狱的将是一个心灰意懒的中年刘畅,背着沉重的档案,劳改犯可以被释放,而劳改释放犯是你永远的称号。真是那样,但愿我已长辞人世。
庭审照片上的你是四分之三的侧面,比我们俩合影上的你要胖,也许因为你那一头浓发被剃短的缘故。你憔悴而呆滞,半年时间长了十年岁数。记者报道说,你的母亲在听到法官宣判你死刑时,人从座位上触电一样弹起来,随后马上又瘫软下去。这位董事长母亲被记者们形容成:“气质华贵,身穿黑色Dior(迪奥)连衣裙,戴Dior墨镜的女老总被秘书和随从搀扶起来,架出法庭。她走在法庭的台阶上,终于全面崩溃,大滴的眼泪从墨镜后流下来,接着便干脆号啕大哭,边哭边喊:‘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们,他才十八岁啊!’”
畅儿,我在你的母亲面前是个罪人。尽管她不是个理想的母亲,但从所有的报道看起来,她是爱你的。她以为把你要的一股脑给你,就是爱,以为你什么也不缺、什么都过剩就是爱。
其实昨天我是看见你母亲被众记者围着从法院大铁门里出来的。那时我已经藏进了法院对面的小吃店,从污渍斑斑的窗子里看到了那个场面。当她的黑色奔驰从停车场开来时,正好邵天一的父母也从大铁门里出来。你的母亲突然挣脱人们的搀扶,向邵家夫妇冲去。所有人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都跟上去阻拦。她也像天一母亲在法庭上那样下跪了。跪下的同时,她还是喊着同样的话:“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天一的母亲本来木木呆呆,此刻又大哭起来,许是想到因为这女人的儿子,自己没了儿子,也许是自己已经没了儿子,却并不能阻挡这个女人也失去儿子。畅儿,你不知道,你母亲伤心到什么程度,脸面尊严都不顾了。当你父亲上前抱她、拉她的时候,她却一把揪住天一的母亲,仿佛她一切希望都在这个面善的、质朴的女人手里,可以求她为她做主。法院门口乱成一团,马路上的车子不断停下来,最不该塞车的地段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梗阻。
我不知怎么已经穿过马路,站在围观的人群外,看见天一的母亲把你母亲推倒。谁都听见了她凄厉的咆哮:“救你儿子?!你先还我儿子!”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哭成那样。我不敢打听,听人们嗡嗡着“死刑、死刑”我根本不信。直到今早的报纸摆在我面前。
当时我看不下去了,向法院后门绕去,也许载你的囚车会从那里出去。
后门也拥堵着人。附近居民渐渐加入了人群,两个老太太东问西问地走过来,都拎着塞满蔬菜的塑料袋。警察开始喝退人们,后门震动一下,里面的锁打开了。人们一下子静了,朝着门翘首以待。我不能站在他们的群落里,跟他们一起翘首以待。我向马路另一边走,此刻囚车拉响警笛。我从小就害怕警笛,这种不知谁发明的音调总是通报人间灾难,而当时的警笛声格外刺耳钻心。
从法院到我父母家,大概六公里,我不知道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拖着僵死的身体,左脚拽右脚地挪了六公里。到了地方,我才发现到了父母家,而不是自己家。我快三十七岁了,可是在心里最不得过的时刻,还是会来找父母。站在父母家楼下,看着三楼第五个窗户里被灯光映照的两盆兰花,突然想到母亲的子宫是个多好的地方,能让人不犯错误,不干不可逆转的事。那是个最安全最温暖的小屋,能让我回到那里该有多好。
我围着那座老式的教职工宿舍楼转了一圈又一圈。天慢慢黑尽了,从晚到夜。我看见母亲的卧室也亮起灯来。
你记得我第一次带你来看望他们吗?邻居们看见我就叫:“小丁老师来啦?老丁老师刚从外面回来!”你笑了,笑“小丁老师”和“老丁老师”的称呼。我走在最后,你跟着叮咚,叮咚最先跑进楼道,一跺脚,楼梯上的灯亮了。我掏出钥匙,母亲却在屋里把门打开了,似乎她一直在等待我。你一进门老太太就说:“哎哟,这么个小帅哥,电视剧里来的吧?”我有个开朗爱逗的母亲,让每个人都自在。你嘿嘿地笑了起来,摘下你的棒球帽,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你已经不认生了。我介绍说你是我们班的新学生,因为父母不在家而跟我回来吃周五的团圆晚饭。我父亲此刻从书房出来,跟我们浅浅寒暄。做了几十年数学教师的老丁老师比较含蓄拘谨,那天晚上好像比你还认生。各种好夫妻都是这样性格相左的搭配,俗话说:一肥搭一瘦。
晚饭时我母亲打听了你全家的情况。你在国外有一个舅舅,在北京有个姑姑,爷爷得过中风,所以让奶奶老是忙不过来,没有工夫管你这个孙子。加上你母亲跟婆婆的关系从你婴孩时期就开始紧张,因为她看不惯你奶奶喂你吃饭的方式:把一口饭先放在自己嘴里含一含,等到不烫了才送进你嘴里。你嘻嘻笑着说:“可不是嘛,确实恶心,一口饭在装了假牙的嘴里过一遍!”然后你龇牙咧嘴,叮咚也跟着龇牙咧嘴,突然问她外婆,是不是也在她婴孩时期对她干过同样的恶心事,我母亲轻轻拍了叮咚一巴掌说:“打你这小没良心的!”
我父亲也笑起来,低声附和一句:“指望现在的孩子有良心啊?”
我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把天一带来,你一下子抬起头。我注意到你的神情突变。老太太提到邵天一的亲热随意口吻几乎是家人式的。下面几分钟,你心思跑了,闷头吃白饭,我母亲给你夹菜,你先是一惊,接着扫视一圈,似乎把餐桌边几个人又重新认了一遍,主要是把我重新认识一遍。
我早该知道,事情就是在那时开始乱的。
饭后叮咚看电视,你拿出书本,问我哪里可以自习。我把你带到父亲的卧室兼书房,笑着跟你解释,老两口已经不能同时作息了,因此他们一共两间屋,两间都是他们的多功能室。你说对不起,因为即临的模拟考让你没把握,只能抓紧时间,尽量准备得充分些。你眼睛太透明了,沉到心底的心事都能让我看到。你眼睛在诘问:“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儿’吗?难道除了老丁老师和老丁师母,还有一个人叫你‘心儿’?并且是插在我前面叫……”我笑了一下说:“快去复习吧,我要去帮我妈洗碗收拾厨房了。”你明白我明白了什么。我也知道,我的明白没有偏差。我们俩离得那么近,生物电的交流都能感觉到。你进了我父亲的卧室,我替你关上了门。叮咚小声问我:“大哥哥怎么了?”我有个跟我一样直觉特好的女儿。我的女儿很宽容,几乎完全把我让给了我的学生,自己去上寄宿学校。她懂得压力:学校和年级的升学压力,家长们给予班主任的压力,一旦带不出升学率高的班级,她的母亲会被压成什么样。班里哪个学生不健康不快乐不能顺畅地走完高三的非人岁月,会对她母亲意味着什么。我摆摆手,不让叮咚作声,让你在门内安静地复习。
你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你先前的学校调访过。你从初中到高二的上学期一直在实验中学就读。那是一所比我们学校升学率更高的学校,在高二下学期突然转学,这做法不合情理,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你转学的背后一定有事,一定不像你父亲一笔带过的“学校太远”。事情很快清楚了:你在实验中学中考时得了考试综合征。医生对你“综合征”的记录是这样:“浑身发冷,以至于五月天穿防寒服参考,在考场高烧、呕吐、满身冷汗……”你撑着考完数学,第二天考语文时竟然昏厥在考场。所有人以为你不是打摆子就是重流感,但你的每项检查结果都正常。假如不是你考英文时的表现,校医不会茅塞顿开。英文考试夹在语文和政治之间,进英文考场前你完全康复,脱掉了防寒服,还吃了一个肉包子,但考政治前你又打起摆子来。校医这才意识到你患的是什么病。这两年来流行的怪病还少吗?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还有学生们得的考试综合征。
你心里远不如你的表面潇洒。就像你的衣着打扮,刻意造成的随意,修饰出来的不加修饰。表面你对很多事满不在乎,包括考试,包括成绩的名次。你不像天一,一看就知道,他活得沉重,过早老成。你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吃苦获得,因此你也不会为学习和考试吃苦。你不屑于吃苦。其实你一直是暗暗地吃苦,应该说你吃的是额外的苦头,那份额外的苦头是用来掩饰你真正的吃苦。天一和你太不同了,除了写诗,他几乎戒掉了一切娱乐、一切喜好,苦巴巴地把所有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和考试上。你呢,所有娱乐都有你的份,足球队、网球队、剧社你都参与,用你的话说是玩玩球,玩玩写戏、演戏,想向人证明什么都可以玩,你是玩大的,玩毕业的,玩进名牌大学的。实际上这是你的虚荣,你宁愿以天资聪颖来击败天一那样的死用功。就是带你去我父母家那次,我更看清你那扮出的潇洒,妒忌轻易就让你挂彩了。
我从法院走到父母家,进了门连叫一声“爸妈”都省略了。老两口还什么都不知道。母亲问我脸色怎么那么差,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母亲在收拾厨房,让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抽屉。我照办了,可是没等自己将手从抽屉里抽回,另一只手就去关,把自己的手指头挤出了血。
我在厨房听到手机响起来。那一刻我不愿意接听任何人的电话。父亲恰巧在客厅,将手机拿进厨房,见我和母亲的手都被占着,就按了答话键。
“记者?请问,哪里的记者?”
我抢先一步,把手机拿过来,关了机。我拿着手机走出厨房的时候,知道父母担忧的眼睛给我的脊背追光。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时间,我都是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记得母亲在为她一直跟进观看的电视剧流泪,我说:“要是我像她那样死了,你和爸要帮我照顾叮咚啊。”
母亲一个激灵转过头。
“要是让叮咚落到她爸手里就惨了。”
我自言自语。还好,眼泪没有流下来。
母亲不止一次见过我这种时候。一个单身女人、单亲妈妈,一个不胜重压的女教师不在母亲面前表现“过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现?所以母亲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膝头上,轻轻拍打。她的巴掌那么软,她就是这样把童年的我拍打进睡梦,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滑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差点要把你的事、我们的事倾诉给母亲,再大的噩耗丑闻,父母从我嘴里听说,比从任何其他途径听来要容易接受得多。但我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
现在他们应该猜出来了。清早读报是老两口的习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惊讶得血压和心脏都出现刹那的失常。当他们看到记者不提姓名地写到一个近三十七岁的女教师,他们会意识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处死刑。而今天还是大晴天,楼下的退休老人们还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双喇叭录音机还照常唱着他们八十年代的情歌:“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打开手机。我知道此刻多少记者拥挤在手机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车还挤,个个录音机就绪,提问就绪,我的回答将为当下最大的丑闻逐一填空补缺。拨开窗帘往窗下看,狩猎我这个丑闻女主角的人有十几个呢,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端着笔记本电脑。一个个邻居被他们拦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摇摇头。几个记者进了楼门,脚步声先响在楼梯上,然后到达了我的门口。门被敲了几下,我盯着门。门这边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垒,也留着你种的大丽菊、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墙壁、门窗。所以我就那么盯着被敲响的门。随他们去敲门,我是不会开的。
畅儿,你为什么选择过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去杀人?你是想在成年的第二天,就做个成年人来对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