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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救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培养对众生的博爱,唯有真正博爱的人才能彻底的无我,唯有无我的人说到牺牲,才能真牺牲;说到救世,才能真救世。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字写得工整朴厚,常常有人向他求字,他最常写给别人的字是“博爱”。如果写长一点的,他就写“礼连大同篇”。我们从这简单的事例中,可以知道在孙先生的内心深处,对博爱,乃至于由博爱而进入世界大同,是充满着期待的。他常说“自由、平等、博爱”,但为什么下笔的时候总写“博爱”?不写“自由平等”呢?
我想,孙先生写博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博爱比平等更难,因为自由平等是人人都会争的,是自利的,而博爱却是纯利他的,利他当然比自利难一些,所以须要鼓吹。一方面则是孙先生的革命是以博爱为出发点,是为了拯救百姓出苦而革命的,革命事业虽不免轰轰烈烈流血流汗,但他希望党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初衷——博爱。他的革命不是只要创建民国,也要革心,他生前常说:“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事,都应革除。”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革除了一切不仁不义,剩下的就是仁义,“仁义”在本质上是很接近博爱的,韩愈在《原道》里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那么,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仁义之师,而他所努力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是博爱的事业。
“博爱”虽然很像儒家的“仁”,如果我们进一步地说,它和佛家所说的“大悲”更接近,因为,“仁”在感觉上有上下之分,是人站在高处来仁民爱物,博爱或大悲则是同体的,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来爱惜、来护念、来付出对众生的又深又广的情感。大悲是佛家菩萨行中最重要的菩提之心,是最根本最伟大的同情,也是最高超最庄严的志向,用孙先生的话来说是“博爱”,用菩萨的话来说就是“大悲”。我们今天回顾当时的革命事业,套用现代用语,那时候的革命党人可以说是“霹雳菩萨”。
革命党的霹雳菩萨是如何组成的呢?事实上,是孙先生深切知道专制、落后、贫穷的老百姓之苦,立下一个博爱的悲愿,希望把中国人从晚清日渐深陷的泥坑中解救出来,这种悲愿与菩萨体会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而济拔之,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世亲菩萨说:“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舍离正法,迷于出路。为是等故,发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救头然。一切众生有苦恼者,我当拔济,令无有余。”在《华严经》里更进一步阐释一切的菩萨行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大慈悲心才是根本。那么我们看孙先生的博爱,何尝不可以说一切的革命事业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博爱才是标本呢?因为如果不是彻底地求博爱,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回了。
事实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也把孙中山先生当做是菩萨来尊崇的,孙先生是基督徒,但并不因而减损他慈爱的菩萨本质。在他生前有一桩和观音结缘的事迹鲜为人知,因为谈到了“博爱”与“大悲”,使我想到这个故事。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孙先生率领党人胡汉民、郑家彦、朱卓文、周佩箴、陈去病等人,同游浙江普陀山,去往佛顶山的慧济寺时,孙先生独自看到许多僧侣合十欢迎他,并且有宝幡随风招展,还有一座伟丽的牌楼,令他看了惊奇不已。因为景象明晰持久,孙先生一直到进了慧济寺,才问同游的人有没有看见那奇异的景象,结果却无人看见。他后来把亲见的异相告诉方丈了余和尚,了余请他留个纪念,孙先生就在寺里写了一篇短文《游普陀志奇》,对于他到普陀山的经历有详细的记载,原文是这样子的: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郑君孟硕,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朝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人了余唤徇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迓送于道者。迂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细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个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及询之同游者,均无所观,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慨,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比清胜者。耳听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声镗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当时,随孙先生一起游普陀山的郑孟硕(又名家彦),也曾为文记述这段经过:
“普陀山者,南海胜地也,山水清幽,草木茂盛,游其间盖飘然有逸世独立之想。至若蜃楼海市,圣灵物异,传闻不一而足,目睹者又言之凿凿。国父是日乘舆先行,次则汉民,又次则家彦、卓文、佩箴、去病,以及舰长任光宇。去观音堂(即佛顶山之慧济寺)里许,抵一丛林,国父忽瞥见若干僧侣,合十欢迎状,空中定幡,随风招展,隐然簇拥,尊神在后,国父凝眸注视,则一切空幻,了无迹象;国父甚惊异之,比至观音堂,国父依次问随行者曰:‘君等倘亦见众僧集丛林中作道场乎?其上定幡飘扬,酷似是堂所高悬者。’国父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少顷,汉民等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嗣是遂亦毋敢轻议其事者。”
孙先生亲笔写的《游普陀志奇》墨宝后来存于普济寺客堂,不久前圆寂的煮云法师在普陀山普济寺任知客时,就曾保管过这幅墨宝,后来又刻石于普陀寺庙的壁间,作为永久的纪念。只不知道大陆岁月沧桑,孙先生的手迹还安在否?
普陀山是中国四大名山,相传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孙先生去游山,菩萨亲来迎接,可见他们在精神和悲愿上有共通的地方,这共通就是“博爱”与“大悲”。
后来,孙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之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可见得,从“救世之仁”的观点,孙先生是最肯定佛教的,救世之仁不是别的,正是博爱!
一个人要救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培养对众生的博爱,唯有真正博爱的人才能彻底的无我,唯有无我的人说到牺牲,才能真牺牲;说到救世,才能真救世。因为无我的博爱,就能舍掉名利乃至身家性命,为救世的誓愿和利他的本怀奋斗到底。我们今天回思孙先生革命时的理想与抱负,许多仁人志士不惜性命的情景,就更能深刻感受到博爱的力量。
《华严经》中说:“菩萨摩诃萨,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但以菩萨大愿甲胄而自庄严,救护众生,互无退转。”“菩萨如是爱苦毒时,转更精勤,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怯,无有疲厌。何以故?如其所愿,决欲负荷一切众生令解脱故。”这就是大悲!也就是博爱!
在今天,自由、平等的理想都逐渐地在达成了,可是孙先生生前最常写的“博爱”呢?想起来是不是令我们十分惶恐?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但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宁可用菩萨的、中国的、更深刻的层次来看“博爱”。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