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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不可取代的,不管生命用什么面目呈现,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人虽然渺小,但只要有慈悲的胸怀,也能够像蓝天与虚空一般庄严澄澈,照亮世界。
哥哥在山上做了一个捕鸟的网,带他去看有没有鸟入网。
他们沿着散满鹅卵石的河床走,那时正是月桃花开放的春天,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过粗野的山林草气,随着温暖的风在河床上流荡。随后,他们穿过一些人迹罕到的山径,进入生长着野相思林的山间。
在路上的时候,哥哥自豪地对他说:“我的那面鸟网子,飞行的鸟很难看见,在有雾的时候逆着阳光就完全看不见了。”
看到网时,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话。
那面鸟网布在山顶的斜坡,形状很像学校排球场上的网,狭长形的,大约有十米那么长,两旁的网线系在两棵相思树干上,不仔细看,真是看不见那面网。但网上的东西却是很真切地在扭动着,哥哥在坡下就大叫:“捉到了!捉到了!”然后很快地奔上山坡,他拼命跑,尾随着哥哥。
跑到网前,他们一边喘着大气,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获不少,网住了一只鸽子、三只麻雀,它们的脖颈全被网子牢牢扣死,却还拼命地在挣扎,“这网子是愈扭动扣得愈紧。”哥哥得意地说,把两只麻雀解下来交给他,他一手握一只麻雀,感觉到麻雀高热的体温,麻雀嘣嘣慌张的心跳,也从他手心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同情地注视刚从网子解下的麻雀,它们正用力地呼吸着,发出像人一样的咻咻之声。
咻咻之声在教堂里流动,他和同学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看着老师。
老师正靠在黑板上,用历史课本掩面哭泣。
他们那一堂历史课正讲到南京大屠杀,老师说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后来进城了,每个兵都执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街头砍到巷尾,最后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来挖壕沟,挖好了跪在壕沟边,日本兵一刀一个,刀落头滚,人顺势前倾栽进沟里,最后用新翻的土掩埋起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你们必须记住这一天,日本兵进入南京城,烧杀奸淫,我们中国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小孩子,被惨杀而死的超过三十万人……”老师说着,他们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轻微地颤抖着。
说到这里,老师叹息一声说:“在那个时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经是最幸运了。”
老师合起历史课本,说她有一些亲戚住在南京,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去寻找亲戚的下落,十几个亲戚竟已骸骨无存,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她在南京城走着,竟因绝望的悲痛而昏死过去……
老师的眼中升起一层雾,雾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后竟掩面哭了出来。
老师的泪,使他们仿佛也随老师到了那伤心之城。他温柔而又忧伤地注视这位他最敬爱的历史老师,老师挽了一个发髻,露出光洁美丽饱满的额头,她穿了一袭蓝得像天空一样的蓝旗袍,肌肤清澄如玉,在她落泪时是那样凄楚,又是那样美。
老师是他那时候的老师里唯一来自北方的人,说起国语来水波灵动,像小溪流过竹边,他常坐着听老师讲课而忘失了课里的内容,就像听见风铃叮叮摇曳。她是那样秀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时代,但那是真实的呀!最美丽的中国人也从炮火里走过!
说不出为什么,他和老师一样心酸,眼泪也落了下来,这时,他才听见同学们都在哭泣的声音。
老师哭了一阵,站起来,细步急走地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见老师从校园中两株相思树穿过去,蓝色的背影在相思树中隐没。
哥哥带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相思林,拨开几丛野芒花。
他才看见隐没在相思林中用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关了十几只鸽子,还有斑鸠、麻雀、白头翁、青笛儿,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鸟。
哥哥讨好地说:“这笼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得不错吧?”他点点头,哥哥把笼门拉开,将新捕到的鸽子和麻雀丢了进去。他到那时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放学就往山上跑的原因。
哥哥大他两岁,不过在他眼中,读初中一年级的哥哥已像个大人。平常,哥哥是不屑和他出游的,这一次能带他上山,是因为两星期前他们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与哥哥说话,一直到那天哥哥说愿意带他到山上捕鸟,他才让了步。
“为什么不把捕到的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的美味。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吼叫:“我做牛做马把你们养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杀来吃!”
“我做牛做马把你们养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了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地说。
做牛做马,对这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都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存活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就常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子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军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那时日本资源不足,据父亲说最后的两年过的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后来会恶性大发。父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被以“日籍台湾兵”的身份遣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着回到家乡的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亲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