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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不可取代的，不管生命用什么面目呈现，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人虽然渺小，但只要有慈悲的胸怀，也能够像蓝天与虚空一般庄严澄澈，照亮世界。
哥哥在山上做了一个捕鸟的网，带他去看有没有鸟入网。
他们沿着散满鹅卵石的河床走，那时正是月桃花开放的春天，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过粗野的山林草气，随着温暖的风在河床上流荡。随后，他们穿过一些人迹罕到的山径，进入生长着野相思林的山间。
在路上的时候，哥哥自豪地对他说：“我的那面鸟网子，飞行的鸟很难看见，在有雾的时候逆着阳光就完全看不见了。”
看到网时，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话。
那面鸟网布在山顶的斜坡，形状很像学校排球场上的网，狭长形的，大约有十米那么长，两旁的网线系在两棵相思树干上，不仔细看，真是看不见那面网。但网上的东西却是很真切地在扭动着，哥哥在坡下就大叫：“捉到了！捉到了！”然后很快地奔上山坡，他拼命跑，尾随着哥哥。
跑到网前，他们一边喘着大气，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获不少，网住了一只鸽子、三只麻雀，它们的脖颈全被网子牢牢扣死，却还拼命地在挣扎，“这网子是愈扭动扣得愈紧。”哥哥得意地说，把两只麻雀解下来交给他，他一手握一只麻雀，感觉到麻雀高热的体温，麻雀嘣嘣慌张的心跳，也从他手心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同情地注视刚从网子解下的麻雀，它们正用力地呼吸着，发出像人一样的咻咻之声。
咻咻之声在教堂里流动，他和同学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看着老师。
老师正靠在黑板上，用历史课本掩面哭泣。
他们那一堂历史课正讲到南京大屠杀，老师说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后来进城了，每个兵都执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街头砍到巷尾，最后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来挖壕沟，挖好了跪在壕沟边，日本兵一刀一个，刀落头滚，人顺势前倾栽进沟里，最后用新翻的土掩埋起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你们必须记住这一天，日本兵进入南京城，烧杀奸淫，我们中国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小孩子，被惨杀而死的超过三十万人……”老师说着，他们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轻微地颤抖着。
说到这里，老师叹息一声说：“在那个时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经是最幸运了。”
老师合起历史课本，说她有一些亲戚住在南京，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去寻找亲戚的下落，十几个亲戚竟已骸骨无存，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她在南京城走着，竟因绝望的悲痛而昏死过去……
老师的眼中升起一层雾，雾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后竟掩面哭了出来。
老师的泪，使他们仿佛也随老师到了那伤心之城。他温柔而又忧伤地注视这位他最敬爱的历史老师，老师挽了一个发髻，露出光洁美丽饱满的额头，她穿了一袭蓝得像天空一样的蓝旗袍，肌肤清澄如玉，在她落泪时是那样凄楚，又是那样美。
老师是他那时候的老师里唯一来自北方的人，说起国语来水波灵动，像小溪流过竹边，他常坐着听老师讲课而忘失了课里的内容，就像听见风铃叮叮摇曳。她是那样秀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时代，但那是真实的呀！最美丽的中国人也从炮火里走过！
说不出为什么，他和老师一样心酸，眼泪也落了下来，这时，他才听见同学们都在哭泣的声音。
老师哭了一阵，站起来，细步急走地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见老师从校园中两株相思树穿过去，蓝色的背影在相思树中隐没。
哥哥带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相思林，拨开几丛野芒花。
他才看见隐没在相思林中用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关了十几只鸽子，还有斑鸠、麻雀、白头翁、青笛儿，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鸟。
哥哥讨好地说：“这笼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得不错吧？”他点点头，哥哥把笼门拉开，将新捕到的鸽子和麻雀丢了进去。他到那时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放学就往山上跑的原因。
哥哥大他两岁，不过在他眼中，读初中一年级的哥哥已像个大人。平常，哥哥是不屑和他出游的，这一次能带他上山，是因为两星期前他们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与哥哥说话，一直到那天哥哥说愿意带他到山上捕鸟，他才让了步。
“为什么不把捕到的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的美味。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吼叫：“我做牛做马把你们养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杀来吃！”
“我做牛做马把你们养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了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地说。
做牛做马，对这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都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存活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就常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子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军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那时日本资源不足，据父亲说最后的两年过的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后来会恶性大发。父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被以“日籍台湾兵”的身份遣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着回到家乡的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亲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