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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译《五卷书》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据版权页上的日期),“译本序”则写于1963年,这是为1964年那一版写的,此版版权页失载。第三次印刷是1981年,我写了一篇“再版后记”,这一篇“序”和“后记”都写得相当长,把《五卷书》在世界上传布的情况,以及我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和本书结构的特色,还有与中国文学之关系,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这代表我多年来研究《五卷书》的心得。到了现在,我已经多年没有再对本书有任何新的研究或思考,重读旧序和后记,觉得其中一些对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自己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还没有过时,对今天的读者还是有用的。
最近若干年以来,时不时地会有人问到《五卷书》,说很多读者愿意读到此书,可是书店,所有的书店,都已久绝此书踪影,追问售货员,则如海客谈瀛洲,惘惘然无辞以对。我作为译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反映。人民文学出版者对广大读者一向是肯负责的。最后决定再出新版。这真如一场“知时节”的“及时雨”,广大读者,再加上我这一个译者,如沐春风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再写一篇新序。我个人也感到有这个必要。上面谈到的本书一版再版,都已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如今,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已经降临到人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个新世纪和新千年抱有新的希望。这些希望能不能变为现实,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人们的愿望和希望却是绝对真诚的。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新时代来临之际,再版《五卷书》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我认为,人的一生主要任务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也包括在里面;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两种主要任务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同时又逐渐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古今中外,人们之所以要读书,其目的不出两端:一是从书中寻求智慧,寻求真理;二是从书中寻求娱乐。在过去许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只敢谈第一个作用,而第二个娱乐性,则有点谈虎色变,不敢涉及。连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也着重鹦鹉学舌式地大谈所谓思想性,而于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性,则敷衍潦草说上几句扯淡的话。至于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则宛如禁区,无人敢问津矣。
把我上面谈到的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再看《五卷书》,我认为,它既能给我们以智慧,又能给我们以怡悦。在二十世纪是如此,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如此。
从文体上来看,《五卷书》属于寓言一类,所谓寓言,就是从多数以鸟兽为主人公的小故事中归纳出来一个教训,教导人们以做人处事的道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即属此类。印度和古希腊的寓言颇多相似之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中必有模仿或者直接影响之处。至于哪一个是主,则意见颇有不同。我个人浅见,印度为主的可能性最大。印度人民富有幻想力,是民族性使然。鲁迅先生就曾对印度人的幻想力大加赞赏过。
不管以哪个为主,《五卷书》中从鸟兽小故事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人类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教训全是精华,有一些糟粕也是难免的。究以正面的精华为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教训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也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依然是云谲波诡的国际关系,这一点对大人和小孩都是有用处的。此外,从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机智和神奇的石破天惊的幻想力的小故事中,人们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美感享受和娱乐。人们之所以至今还探听《五卷书》的消息,切盼此书能够再版,其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写上一篇新序,我当然乐于满足这个愿望。我考虑到原有的“译本序”和“再版后记”,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含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内容的说明以及理解,对今天的读者还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决定加以保留,前者排在这一篇“再版新序”的后面,后者仍然排在正文的最后面,这样对读者会有好处的。
我已届九十高龄,这在古今中外读书人中颇为少见的。但是,我耳尚能半聪,目尚能半明,糊涂极为难得,这不知是托了什么人的福。现在又逢上《五卷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因而意气风发,心旷神怡,这一篇新序一挥而就,真不知老之已至了。
200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