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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贵宾:
这一次召开的庆祝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大会,实为空前盛举。我因年迈龙钟,双目又在不久前动过手术,遵医嘱不许远行,因此不能亲临祝贺,实极愧疚,务请诸位原谅!
由于藏经洞的发现,中国文坛上,以及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有人认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先生说:“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列举了许多没有被外人盗走的敦煌卷子,说我们还大有可为,其说甚辨,颇能鼓舞人心。然而,事实却是,在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在建国后最初的三十年中,在我国,除了少数学者在敦煌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外,敦煌学几乎是一片荒漠。某国一敦煌学者曾大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国。”这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吹绿神州大地,敦煌学,也同别的学科一样,从悠长的寒夜中苏醒过来。正在此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又应时而成立,对鼓吹升平,起了一些作用。于是一批中青敦煌学者,踔厉风发,脱颖而出,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蜚声中外。事实胜于雄辩,外国同行们不能不刮目相待了。此举实含有雪耻的意味,不仅为敦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亦为祖国增光添彩,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上,我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了与会的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成。以后世界以及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证明了我那一个口号的准确性。这一次有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空前的盛会,也说明了我那一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在这次大会上表扬了十位对敦煌学有贡献的学者,中外都有,我有幸滥竽其中,既感且愧。我对于敦煌学贡献不大。如果真有的话,也不过是啦啦队中的一个成员而已。我把这一个崇高的荣誉看做一个鼓励和鞭策。我虽已年届九旬,但身体尚称顽健,脑筋还难得糊涂,做啦啦队员,尚有资格。古人诗云:“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一定竭尽绵薄,为敦煌学的发展尽上自己所能尽到的责任。敦煌学在中国,在全世界一定会有无量光辉的前途!
200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