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归纳社会思潮需要建立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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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听到马立诚的这个研究报告。我觉得，他的报告不属于专业性的学院派研究，而是一种观察报告。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于当前中国诸种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寄托着他本人的深思和忧虑。我认为，处于转型社会的今日中国，在纷纷扬扬的各种社会思想场域中，马立诚的这份尖锐、犀利、富有洞见和批判力的报告，是恰逢其时的，我们需要这类简洁有力的路线图分析。它可以戳穿一些所谓深刻思想的假象，把社会真实的面向呈现出来，把某些人的用言辞包装的嘴脸揭示出来。在这份报告中，马立诚秉承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立场坚定，眼光敏锐，富有社会观察家的思想穿透力。鉴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很混乱，从上到下，莫衷一是，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这类作品。褒扬的话不多说了，下面谈几点有待改进的意见。
第一，社会科学不可能有所谓绝对客观的东西。我想，马立诚无意做客观性的定量、定性分析，他的报告想必是蕴涵着他本人的价值立场。然而，我们从他的报告中，只是看到了一种平行排列式的有关八种社会思潮的分析与解读，看似清晰、明确，但追究起来，却是隐含着某种混乱。我要问的是，这份报告是基于何种理据或标准，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分解和归纳为八种，而不是七种或九种呢？也就是说，马立诚需要在导言中给出一个说明或论述，甚或一个标准系统，从而对为什么把中国当前的各种思潮概括为八种，给出一个理论性的交代。进而，我甚至还有一点建议，我对八种思潮的平行排列并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虽然很混乱，但还是有一种隐含的谱系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同位阶的谱系，目前的八种思潮的分析，只是一种片面性的分析，缺乏纵深性的分析。所谓纵深性的分析，就是要有一个立体性的思潮分类的谱系图表，也许最重要的是两个或三个思潮，其他的都是衍生出来的，最后，才是你分类出来的八种思潮。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些思潮产生的时间角度及其先后顺序予以排列，显然有些失之简单。
第二，关于对一些思潮的具体看法，我总体上觉得，马立诚的论述是清晰、到位的，但对个别思潮，我觉得尚需进一步加强描述。例如，关于自由主义思潮，我觉得论述得较为薄弱，甚至有些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于当前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定位，我觉得过于看重一些表面现象了。确实，由于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在主流的媒体上，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打压，处境险恶，思想和理论表达上显然处于劣势，在一些著名的大学讲堂，也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左、右派理论家们的诋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发展演变，很多方面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就，甚至已经转变为一些既成的经济、行政与社会的制度，得益于自由主义的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日的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是自由主义思潮所造就出来的。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底色应该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特色而已，但由于把持着舆论与宣传的机制，强行把特色说成是独特性，说成是中国模式。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就很好地看出了思想纷争中的吊诡。所以，我认为，关于自由主义思潮，要有两重视角，一重是官方视角，一重是民间视角。自由主义思潮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要从这两个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当然不可能畅行无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的制度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30年来自由主义所推销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变成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如果窥测到他们的内心，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权利意识，都赞同一个民主的社会，都对腐败和官僚专制有切肤的痛恨，都希望法治与人权，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东西。你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它就是思潮；你说它是维权运动，它就是维权运动；你说它是改革开放，它就是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30年以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改革思想以及维权活动，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培育过程吗？因此，不能老说自由主义处于劣势。我说，自由主义的表达处于劣势，但是自由主义的观念本身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不是劣势，它是民间社会的主流。我觉得，在这方面，理论家、作家言辞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在30年的变革中，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几乎全都不自觉地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接受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现代资讯和公共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虽说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但互联网上主流的东西是有益于自由观念的传播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赞同一种说法，“互联网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我希望马立诚能在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关涉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对政府的约束，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民主宪政，等等。
第三，我认为，马立诚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论述较为简单，甚至有些片面性。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建立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这些诉求是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历史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制造了很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灾难。所以，马立诚对于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谴责，我是赞同的，并且非常不赞同中国当前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滔滔言辞。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哗众取宠，属于丑恶的民族主义。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还有合理性的内容，被称为“自由的民族主义”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果在当今世界无法彻底消除民族主义，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克服民族主义极端暴戾的色彩，构建一种自由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当今即便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或价值诉求。在各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真正扮演重要作用的，仍然是自由的民族主义，或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如何缕析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觉得要有这样一个坐标系，对民族主义不能仅仅是外在的批判，要予以内部的整合。说白了，就是用自由主义统辖民族主义。中国时下的所谓民族主义，说到底，他们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他们转向国家主义，拥抱中国模式论，其用心不用多言。所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要辨析：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支撑这个民族得以复兴的真正优良的政体制度与文化精神？什么是中国根本性的国家利益？说到这些，自由主义的理念、价值与制度，就成为一个选项，一个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选项就浮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或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向。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