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归纳社会思潮需要建立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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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听到马立诚的这个研究报告。我觉得,他的报告不属于专业性的学院派研究,而是一种观察报告。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于当前中国诸种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寄托着他本人的深思和忧虑。我认为,处于转型社会的今日中国,在纷纷扬扬的各种社会思想场域中,马立诚的这份尖锐、犀利、富有洞见和批判力的报告,是恰逢其时的,我们需要这类简洁有力的路线图分析。它可以戳穿一些所谓深刻思想的假象,把社会真实的面向呈现出来,把某些人的用言辞包装的嘴脸揭示出来。在这份报告中,马立诚秉承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立场坚定,眼光敏锐,富有社会观察家的思想穿透力。鉴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很混乱,从上到下,莫衷一是,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这类作品。褒扬的话不多说了,下面谈几点有待改进的意见。
第一,社会科学不可能有所谓绝对客观的东西。我想,马立诚无意做客观性的定量、定性分析,他的报告想必是蕴涵着他本人的价值立场。然而,我们从他的报告中,只是看到了一种平行排列式的有关八种社会思潮的分析与解读,看似清晰、明确,但追究起来,却是隐含着某种混乱。我要问的是,这份报告是基于何种理据或标准,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分解和归纳为八种,而不是七种或九种呢?也就是说,马立诚需要在导言中给出一个说明或论述,甚或一个标准系统,从而对为什么把中国当前的各种思潮概括为八种,给出一个理论性的交代。进而,我甚至还有一点建议,我对八种思潮的平行排列并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虽然很混乱,但还是有一种隐含的谱系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同位阶的谱系,目前的八种思潮的分析,只是一种片面性的分析,缺乏纵深性的分析。所谓纵深性的分析,就是要有一个立体性的思潮分类的谱系图表,也许最重要的是两个或三个思潮,其他的都是衍生出来的,最后,才是你分类出来的八种思潮。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些思潮产生的时间角度及其先后顺序予以排列,显然有些失之简单。
第二,关于对一些思潮的具体看法,我总体上觉得,马立诚的论述是清晰、到位的,但对个别思潮,我觉得尚需进一步加强描述。例如,关于自由主义思潮,我觉得论述得较为薄弱,甚至有些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于当前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定位,我觉得过于看重一些表面现象了。确实,由于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在主流的媒体上,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打压,处境险恶,思想和理论表达上显然处于劣势,在一些著名的大学讲堂,也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左、右派理论家们的诋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发展演变,很多方面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就,甚至已经转变为一些既成的经济、行政与社会的制度,得益于自由主义的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日的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是自由主义思潮所造就出来的。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底色应该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特色而已,但由于把持着舆论与宣传的机制,强行把特色说成是独特性,说成是中国模式。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就很好地看出了思想纷争中的吊诡。所以,我认为,关于自由主义思潮,要有两重视角,一重是官方视角,一重是民间视角。自由主义思潮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要从这两个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当然不可能畅行无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的制度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30年来自由主义所推销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变成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如果窥测到他们的内心,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权利意识,都赞同一个民主的社会,都对腐败和官僚专制有切肤的痛恨,都希望法治与人权,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东西。你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它就是思潮;你说它是维权运动,它就是维权运动;你说它是改革开放,它就是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30年以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改革思想以及维权活动,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培育过程吗?因此,不能老说自由主义处于劣势。我说,自由主义的表达处于劣势,但是自由主义的观念本身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不是劣势,它是民间社会的主流。我觉得,在这方面,理论家、作家言辞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在30年的变革中,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几乎全都不自觉地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接受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现代资讯和公共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虽说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但互联网上主流的东西是有益于自由观念的传播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赞同一种说法,“互联网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我希望马立诚能在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关涉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对政府的约束,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民主宪政,等等。
第三,我认为,马立诚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论述较为简单,甚至有些片面性。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建立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这些诉求是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历史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制造了很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灾难。所以,马立诚对于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谴责,我是赞同的,并且非常不赞同中国当前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滔滔言辞。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哗众取宠,属于丑恶的民族主义。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还有合理性的内容,被称为“自由的民族主义”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果在当今世界无法彻底消除民族主义,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克服民族主义极端暴戾的色彩,构建一种自由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当今即便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或价值诉求。在各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真正扮演重要作用的,仍然是自由的民族主义,或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如何缕析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觉得要有这样一个坐标系,对民族主义不能仅仅是外在的批判,要予以内部的整合。说白了,就是用自由主义统辖民族主义。中国时下的所谓民族主义,说到底,他们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他们转向国家主义,拥抱中国模式论,其用心不用多言。所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要辨析: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支撑这个民族得以复兴的真正优良的政体制度与文化精神?什么是中国根本性的国家利益?说到这些,自由主义的理念、价值与制度,就成为一个选项,一个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选项就浮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或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向。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