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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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但一直在关注。所以,很希望能尽早看到马立诚这本书。作者有传媒人的经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30年思想交锋的亲历者,有他特定的表述方式,不需要按学术研究的范式去要求。
社会思潮是与它并存的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我们常提到的制度、规制就是与一种最外显化的制度化结构相关联的,还会与这种制度化结构中的不同人群相对应。对于一种思潮,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对它认可,赞同,反对,也就是说,这种思潮影响了哪批人,哪批人在行动中选择或是呼应了这种思潮?在这里,会有一种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怎样表述中国当代思想史?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张显扬谈过,中国当代思想史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一个叫“指导思想演进史”。在中国,指导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外部别国“社会主流”的“主导”。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潮是不同的,但与它同处的社会思潮又有一种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当年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到与国民党争天下;从作为苏联(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联合政府”构想到“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结束“文革”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提出“四个坚持”到确立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至到提出“三个代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人宪,加入世贸组织,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维稳”,等等。这种指导思想的演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第二维度是“思想改造史”。1949年前后的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进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运动,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要整齐划一,消灭或者最起码是要否定各种不同的思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的思想,“两忆三查”运动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坚决跟共产党走。前两天,我看《冯友兰学术自传》很有感触。冯说:通过参加土改,明白了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问题,改变了以往认为地主和佃农是“互惠关系”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了地主是在“剥削”。冯友兰的这个认识过程,拿到今天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一个方面;而“斗私批修”,思想专政,把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义务”,则是实现改造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个维度是“思想解放史”,始于否定“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之争,等等。思想解放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无疾而终,为什么?也值得思考。
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在独特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质态之下,后总体性社会中各种思潮之所以显现一些脉络,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一直强调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潮并不是多元并存,有一些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为什么?很有必要深入分析。
马立诚所列八种思潮,相互间会有部分主张的重合。就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而言,与这些思潮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地划清对应关系的。在人与社会、民族、国家这些标题之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家)一社(会)本位”,也可以链接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与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反全球化,在某种情境下,也可链接。在文化断裂后,接续“儒家”,既可以针对当下的“礼崩乐坏”开药方,也可以用来反西化、反西方。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潮还是作为制度都是多样的,甚至相互间是不能相容的。仅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而言,它可以和当政者的主导思想,和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新左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诸多的制度、思潮和主义相链接。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的表现,又与当初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信息不公开,事实真相不为多数人知晓,以及教育问题等相联系。现在,40多岁、30多岁、20多岁的人,包括持新左主张的人,对“文革”和前面的事基本上知之甚少,没有切肤之痛;而在底层,很多农村人、工人眼见的新的问题,新的不公正太多了,感受到的现实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人们对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饿死人,对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已淡漠忘记。一方面,有一批留美的博士,把美国具有批判精神的“在美国,批美国”,学成了“回中国,批美国”来。另一方面,改革的停滞、贫富的分化,造就了“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格局。底层太大,生活在农村的人,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城市失业下岗的人,组成这么大一个弱势人群,在某方面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甚至是国家主义相呼应。仇富、仇外国,崇尚暴力,动不动就“准备打仗”,对执政党“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的判断全然不睬,相信一些“不证自明”的说法,很难通过对话、辩论,在认清事实真相后,再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今天,在我们谈及一种社会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它联系着的社会的不同人群,及它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所处的时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许多事,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些话,在座这个年龄的人不去说,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快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一些事的真相讲清楚,以留待更年轻的人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他们所要走的道路。
另外,作者所言的思潮只八种,并没有穷尽。作者没有言及的,还有研究者曾论及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些也应关注。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的世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正波及英国、韩国;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街头行动,联系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北非的、中东的一些事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否可能正在发生一种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潮始终是处于“整体世界”或全球化语境之下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只是走向开放.用也夫的话说是“半开放社会”。因此,对于一个30年于封闭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的中国大陆,外部的人很难真正深入,而且还有他们文化背景的影响,搞不清楚;而内部人又受自身环境的影响,对一些问题,往往身在其中,视而不见,也搞不清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提到一种思潮、一种主张时,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误读和被对方误导的情况就产生了。人们往往带着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去看对方,有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移情”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左派”、“右派”之说,在中国大陆和在国外的指向、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说,在美国,是“左派大学”、“右派政府”。在美国大学里很多人讲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会莫名其妙地从你这里找到一种“希望”,找到一种“批判的武器”。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有。当我们对中国现存问题持批判态度时,也会向外部寻求好的可借鉴或可学习的东西。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积淀,一种人类发展中共通的或说是国际社会主流的、世界公民社会共有的价值理念、基础规制是存在的。正是由于“半开放”,误读和误导就出现了。国外的左派支持中国的新左,误认为既然是’‘左”就一定受到打压,他们不清楚中国的新左只反市场,反全球化,却和政府的关系不一般,这和在国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讲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转型这一大背景,要考虑到内外的交互影响,要考虑到中国发展到这一特定的时段。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