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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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但一直在关注。所以，很希望能尽早看到马立诚这本书。作者有传媒人的经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30年思想交锋的亲历者，有他特定的表述方式，不需要按学术研究的范式去要求。

社会思潮是与它并存的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我们常提到的制度、规制就是与一种最外显化的制度化结构相关联的，还会与这种制度化结构中的不同人群相对应。对于一种思潮，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对它认可，赞同，反对，也就是说，这种思潮影响了哪批人，哪批人在行动中选择或是呼应了这种思潮？在这里，会有一种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怎样表述中国当代思想史？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张显扬谈过，中国当代思想史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一个叫“指导思想演进史”。在中国，指导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外部别国“社会主流”的“主导”。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潮是不同的，但与它同处的社会思潮又有一种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当年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到与国民党争天下；从作为苏联（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联合政府”构想到“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结束“文革”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提出“四个坚持”到确立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至到提出“三个代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人宪，加入世贸组织，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维稳”，等等。这种指导思想的演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第二维度是“思想改造史”。1949年前后的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进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运动，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要整齐划一，消灭或者最起码是要否定各种不同的思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的思想，“两忆三查”运动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坚决跟共产党走。前两天，我看《冯友兰学术自传》很有感触。冯说：通过参加土改，明白了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问题，改变了以往认为地主和佃农是“互惠关系”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了地主是在“剥削”。冯友兰的这个认识过程，拿到今天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一个方面；而“斗私批修”，思想专政，把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义务”，则是实现改造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个维度是“思想解放史”，始于否定“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之争，等等。思想解放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无疾而终，为什么？也值得思考。

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在独特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质态之下，后总体性社会中各种思潮之所以显现一些脉络，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一直强调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潮并不是多元并存，有一些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为什么？很有必要深入分析。

马立诚所列八种思潮，相互间会有部分主张的重合。就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而言，与这些思潮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地划清对应关系的。在人与社会、民族、国家这些标题之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家）一社（会）本位”，也可以链接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与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反全球化，在某种情境下，也可链接。在文化断裂后，接续“儒家”,既可以针对当下的“礼崩乐坏”开药方，也可以用来反西化、反西方。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潮还是作为制度都是多样的，甚至相互间是不能相容的。仅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而言，它可以和当政者的主导思想，和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新左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诸多的制度、思潮和主义相链接。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的表现，又与当初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信息不公开，事实真相不为多数人知晓，以及教育问题等相联系。现在，40多岁、30多岁、20多岁的人，包括持新左主张的人，对“文革”和前面的事基本上知之甚少，没有切肤之痛；而在底层，很多农村人、工人眼见的新的问题，新的不公正太多了，感受到的现实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人们对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饿死人，对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已淡漠忘记。一方面，有一批留美的博士，把美国具有批判精神的“在美国，批美国”，学成了“回中国，批美国”来。另一方面，改革的停滞、贫富的分化，造就了“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格局。底层太大，生活在农村的人，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城市失业下岗的人，组成这么大一个弱势人群，在某方面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甚至是国家主义相呼应。仇富、仇外国，崇尚暴力，动不动就“准备打仗”，对执政党“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的判断全然不睬，相信一些“不证自明”的说法，很难通过对话、辩论，在认清事实真相后，再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今天，在我们谈及一种社会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它联系着的社会的不同人群，及它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所处的时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许多事，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些话，在座这个年龄的人不去说，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快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一些事的真相讲清楚，以留待更年轻的人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他们所要走的道路。

另外，作者所言的思潮只八种，并没有穷尽。作者没有言及的，还有研究者曾论及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些也应关注。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的世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正波及英国、韩国；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街头行动，联系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北非的、中东的一些事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否可能正在发生一种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潮始终是处于“整体世界”或全球化语境之下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只是走向开放．用也夫的话说是“半开放社会”。因此，对于一个30年于封闭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的中国大陆，外部的人很难真正深入，而且还有他们文化背景的影响，搞不清楚；而内部人又受自身环境的影响，对一些问题，往往身在其中，视而不见，也搞不清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提到一种思潮、一种主张时，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误读和被对方误导的情况就产生了。人们往往带着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去看对方，有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移情”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左派”、“右派”之说，在中国大陆和在国外的指向、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说，在美国，是“左派大学”、“右派政府”。在美国大学里很多人讲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会莫名其妙地从你这里找到一种“希望”，找到一种“批判的武器”。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有。当我们对中国现存问题持批判态度时，也会向外部寻求好的可借鉴或可学习的东西。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积淀，一种人类发展中共通的或说是国际社会主流的、世界公民社会共有的价值理念、基础规制是存在的。正是由于“半开放”，误读和误导就出现了。国外的左派支持中国的新左，误认为既然是’‘左”就一定受到打压，他们不清楚中国的新左只反市场，反全球化，却和政府的关系不一般，这和在国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讲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转型这一大背景，要考虑到内外的交互影响，要考虑到中国发展到这一特定的时段。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