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急流涌动 (第1/2页)
马立诚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民粹主义思潮
<h3>民粹主义的六项内容</h3>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1
这一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2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是从列宁那里拿来的,这个定义与俄国历史密切相关。
19世纪下半叶,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否定资本主义道路。如赫尔岑在《俄国》中说,俄国不必把西方道路重复走一遍,不用再次踏入罪恶的、鲜血铺就的资本主义河流,而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理想一致的。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多次批评这种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俄国社会发展不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
1881年3月,俄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开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当天还签署文件,决意推行君主立宪改革。一名法国外交官沉重地说,亚历山大二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一改革就是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暗杀狂潮凸现了民粹主义另一特征,就是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
虽然列宁批判过民粹主义思潮,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用武力消灭资本主义,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又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
根据列宁、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胡绳1999年3月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
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胡绳说:“孙中山就这样看,他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3
胡绳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拿1949-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因为官僚资本很大部分跑到外国和台湾去了,很多民族资本也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和香港。毛泽东在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步骤过激,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另外,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胡绳说:“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人们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
胡绳还说,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当然,民粹主义具有多变的内涵,并非只有上述俄国一解。
学界公认,近代以来,世界上有三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反对垄断资本的激进运动;二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三是20世纪中叶,阿根廷的“拥有巨大魅力”的庇隆上校依靠“无衫汉”推动的“正义主义运动”。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世界,止逢民粹主义复兴高潮,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民粹主义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因此,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
1967年,英国著名学者欧内斯特·盖尔纳等人雄心勃勃,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一个学术会议,讨论民粹主义,试图澄清民粹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和定义。来自不同国家的43位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不乏以赛亚·柏林这样的大牌学者。但是,会议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民粹主义的准确的共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虽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客观来看,只是产生了一些个别贡献。
爱德华·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是地域性团体对于全球化潮流的抵抗。
以赛亚·柏林认为,民粹主义是留恋过去,试图用古代价值对抗现代性。
加文·基钦说,民粹主义是小生产者反对集中化大规模生产的行为。
欧内斯特·拉康说,民粹主义指的是,当一部分精英分子在上层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面临挫败的时候,就煽动广大民众,催生社会运动,以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玛格丽特·卡农范提出了民粹主义的七个范畴,其中主要有:民粹主义是反对代议制的群众运动,它要求实现公众直接大民主,主张公民票决;民粹主义排斥移民;民粹主义往往是穷苦农民和城市穷人运动;政治家玩弄 “人民”概念,以人民的名义实施少数人专制。
彼得·沃斯利说,民粹主义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金融家。
托丘尔多·迪·特拉认为,民粹主义是平民运动,民粹主义运动领导者的特点是,具有超凡的魅力和个性特点。
还有一些学者觉得爱德华·希尔斯在1956年对民粹主义的一个概括比较靠谱。希尔斯是这么说的:当统治者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时候,必然激起怨恨。哪里有怨恨,哪里就有民粹主义。
……
就现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来看,有以下六项内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员和富人的诋毁。4民粹主义者所说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他们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轻视态度,尤其是当某个人持批评意见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虽然反对权威,却容不得反对派。
二是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即直接“大民主”。
三是“均贫富”,要求结果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抢劫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
四是道德至上,而且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民粹主义者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只要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五是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传奇型、道德型、魅力型的卜里斯玛式领袖。民粹主义在反对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同时,又极端崇拜他们心目中的魅力型领袖,并且不容任何人批评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
六是不耐烦渐进改良,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
<h3>火烧赵家楼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h3>
就中国情况来看,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比如滥用暴力,铲除私营经济,甚至消灭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这些做法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以五四运动为例。近年来,除了朱学勤等人引述梁漱溟当年对学生的批评,质疑火烧赵家楼以及殴打章宗祥的暴力行为之外,江苏学者胡传胜又在广州市社科院出版的《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发表文章《五四事件中暴力行为再反思》,这是多年来就此间题反思最深刻的文章。
胡传胜说,多年来,五四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治行为被混为一谈,政治事件的合理性遮蔽了暴力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虽然暴力发生在爱国运动之中,但二者毕竟不同,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作为侵犯具体人的借口,纵火与伤人必须受到惩罚,否则公共生活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当人们以至善的名义对一个被称为“罪大恶极”的人(在五四运动中,类似形容词仅表示人们对他们不赞同而已)进行袭击的时候,社会文明不可能得到提升,这种袭击本身也会使人性善毫无价值。以放火伤人的行为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开端,预示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胡传胜认为,当时为暴力辩护的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等人的民粹主义言论是极其恐怖的。罗家伦说:“这次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制裁,要更多哩!”陈独秀说:“对于社会与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身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绝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胡传胜赞同梁漱溟与胡适。当时梁漱溟说:“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言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于他。纵然是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得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胡适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精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
胡传胜说,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法律秩序高于或优先于政治秩序,这是政治文明的保证,否则,政治上互相冲突的群体就会陷入混战。五四游行者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决策者进行指责,但他们并不具有实施暴力的合法依据。如果认为游行者就是民意代表,他们的要求就是最好的法律,他们说政府如何构成就应该如何构成,那么这不是说理,而是强制。其结果必然是谁能打谁获胜,谁就是民意代表。这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观念,不是公民理论。当赵家楼火光升起,章宗祥被痛打时,人的尊严与自由也就被击破了。采取暴力方式,不论它有多大政治上的必要性,都是不文明的,受到危及的是政治表达本身,这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胡传胜认为,大众的抗议,应该在游行示威和自由言论的范围内表达,超出这个范围的暴力,应负法律责任。
毋庸讳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湖南农民运动存在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酸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5
这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滥施私刑强夺别人生命的民粹暴力,只能导致社会退步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最近,秦晖在《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改革与革命》一文中说:“中国的地主(指构成地主中绝大多数的平民地主)是上千年土地私有制下自然形成的,其土地基本来自继承与购买,靠强夺公产形成的权贵地主很少。”6对于这种产权关系,用杀人抢夺的“砸烂”办法无偿剥夺推倒重来,显然不如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更趋合理。作家、学者阿城曾在《收获》杂志撰文说,大规模消灭地主,等于消灭了农村精英和善于经营农业经济的企业家。另外,就小姐和少奶奶而言,假如“土豪劣绅”的小姐并未成年抑或并无犯罪事实,为什么也要“踏上去滚一滚”呢?这只能表露出性虐待意识和民粹主义攻击人性的破坏性。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左倾思想抬升走高,民粹主义也同步膨胀。除了在农村消灭私营经济之外,在城市中也一步步铲除了私营工商业,随之而来的大锅饭,排除市场竞争,乃至于在农村消除家庭功能大规模举办公共食堂,在城乡无偿征收家庭财产“大炼钢铁”,都是浓墨重彩的民粹主义。
“文革”更是民粹主义大爆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一切“学术权威”,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派工人、农民和军人接管全国大中小学等反智主义行径;在全国普遍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消灭残存个体商业,取消农村自留地,在城市中停发因公私合营赎买政策而给予私营业主的定息等极左行径,以及“全国红五类行动起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砸烂公检法”等口号和运动,都是民粹主义典型表现。
<h3>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事件</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