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弯的树枝:狂飘突进的民族主义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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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思潮
<h3>一把双刃剑</h3>
我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
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飘,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社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态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1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边界不与国家边界重合,这就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中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2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愤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3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民族主义演化至今,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个人对集体完全驯服。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的。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诊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4
在中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民族意义,而且两个字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Bluntehli.J.K)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这就是: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5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近代中国连续遭受西方侵略,亡国的利剑高悬在国人头顶。提倡五族合一的首要目的,是促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主义亦由此诞生。保国保种,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课题和最重大的任务。
自辛亥革命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亡国灭种的危险不复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付诸实现。
但是,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80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飘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h3>激烈的反西方言论</h3>
何新最早在1990年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反击西方颠覆阴谋。萧功秦也在稍后提出,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资源。
《战略与管理》在1994年和19%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季羡林在1992年8月撰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从21世纪开始,东方文化将主宰世界。季先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说,西方国家要克服自身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思想资源。1994年创刊的《原道》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以上这些讨论,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徐友渔说,这是上层的民族主义。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据说发行300万册,骤然掀起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狂潮。徐友渔说,以此为标志,民族主义进入下层民粹层面。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遭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来的。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引起世界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的商业炒作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十余种“说不”著作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谁要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中国可以说不》的创意来自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1989年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的内容,是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和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困心理,改换成情绪化的顺口溜,挑动那些见世面不多、理性欠缺的年轻人脆弱敏感的神经。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人魔,“发炎红肿”。请看这本书提出的口号: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
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