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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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首都乱作一团。每天早上，特别小分队匆忙集结起来，前去加固街垒，挖阻止坦克前进的壕沟，或用木板和水泥搭建临时性的掩体。尽管在市郊处处都竖起了“难民不得进入帝国首都！”的牌子，可见头不见尾的人群还是蜂拥而来，他们牵着马匹，推着小车，赶着驮有家什物品的牲畜，穿过近郊还未设卡的街道，常常就闯进了交火的区域。火车站里，满载着食品、给养和伤兵的货运列车堵塞在那儿，无法发车。虽然自红军接近城市以后就停止了轰炸，但城里处处是火光熊熊，火红的烟尘时不时地被风卷起，纷纷扬扬地飘浮在空气之中，给房屋的立面、树木和人都撒上了一层灰白的尘埃。就连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让人处于紧张之中的警报声也还在继续响着，只是此时换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刺耳的“防坦克警报”声。处处可见烧得只剩下残骸或是因缺少燃料而被遗弃的军车。进入城市周边工事里的苏军炮兵，几天来，他们的炮火已经能打到每一个城区。为给步兵开道，他们用炮火轰炸着某些街上的一幢又一幢房屋。就像那几个星期里的记录所写的那样，废墟都被炸得又窜出了火苗。
每天都有工厂、作坊和后勤单位在不断地招收工人。常常几个小时断水断电，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凡用电来烧水煮饭的，一律判处死刑。已被炮火烘软了的沥青路面上，是小山似的瓦砾和垃圾，与无处不在的焦肉味掺杂在一起，散发出一阵阵让人掩鼻的恶臭。特别是在市内的中心区域，人们整日整夜地待在地下室或运行地铁的通道里。有些胆大的跑到外面来，他们用湿毛巾护着脸，抵御着灼热的由磷燃烧而产生的热气。渴望生存的努力在继续着。最后几天的报纸以及贴在广告柱上的告示，既有即将胜利的连篇废话，也有威吓性的语言，经常有稀奇古怪的各种建议穿插其间，比如怎样来规避这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巨大危险。其中的一个建议说，为“改善蛋白质基础”，市民们可以到市内众多的河边去抓蝌蚪，最好是做一个“彩色的布拖把”，“在岸边的水面上一路拖过去”就行了。
什么都没有。集合起来的人民冲锋队，是用那些勉强还在开着的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运送到前线去的。由于俄国人很早就占领了城外的三个武器和弹药库，要把位于格鲁内瓦尔德和蒂尔加滕的城内仓库的物资运出去又缺少车辆，所以大部分的守卫者只是套上个袖章，接了指令就奔向敌人一方，他们在阵亡者和负了伤的士兵那儿捡个卡宾枪或是防坦克手雷，把自己武装起来。希特勒全然不顾这种缺少武器弹药的情况，这时还让一九二九年出生的男孩上前线打仗，可是已无人可供调配了。
由于知道毁灭已无法挽回，所以长期以来为类似司法的机构所掩饰的、要清算这个政权的要求也公开地爆发出来。监狱里人满为患，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的展开，涌进了大批的政治犯。四月上旬，希姆莱命令不得让一个在押犯活着出去，因此，死亡机器就在为自己的军队所控制的所有地方开动了起来。在苏军先头部队接近时，设在勒尔特街的监狱把门打开，释放了少数几个人，然后向留下来的人保证说，设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宫殿的盖世太保大本营会来释放他们的。夜里一点钟左右，一支全副武装的党卫军护送队前来押送犯人，说是抄近路，来到附近的一处堆放着碎砖乱瓦的地方，执行事先商定的命令，枪击颈部，把他们一个个都打死了。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克劳斯•邦赫费尔、吕迪格尔•施莱歇、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佩雷尔斯和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
在此同时，德国国防军军内处处传来报告，说士兵们个个意志消沉，都在谈论着一个像传染病一样传播的话题，即怎样才能最为稳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报告说，高炮部队的女炮兵英格•多姆布洛夫斯基请求她的中队长开枪打死她。年轻的中尉考虑了半天，经过了痛苦的踌躇以后，满足了她的要求，随后自己也立即自杀了。说“元首”长期以来就准备的大规模反击的谣传，现在已经无人提起。人们更多的是在私下里谈论——正像所记载的那样——温克将军的部队，说该部队已经抵达波茨坦，并为生死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还有人说，美国人已经在易北河那一边集结了空降部队，来帮助德国国防军抗击红军。可这样一些那样一些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烟幕，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多少代人以来，柏林人的民间幽默都是用尖刻的宿命论巧妙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窘境，对这次即将来到的末路，人们相互戏谑说：“天不会塌下来……”邻居们把它配上曲在街上当口哨吹。另外还流行着一句套话：“您待在那儿别动！”它成为走散时大家相互寻找的信号。
在此期间，大厦将倾的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周围的人中间。当阿尔贝特•施佩尔于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时分回到地下避弹室，“怀着矛盾的心情”与希特勒告别时，他越往里走，就越是感觉到严厉的纪律中所出现的微小但却极明显的松懈现象：前室里烟雾弥漫，横七竖八地躺着喝了一半的酒瓶。希特勒进来时，房间里只有很少的人立起身来，他从身边走过时，也很少有人停下来中断正在说着的话题。
希特勒本人郁郁寡欢，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即使施佩尔承认，说他几个月来没有执行破坏城市的命令，希特勒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大发雷霆。就像他们多次会面中的那样，看上去他更像是沉浸在遥远的思索之中，但两只眼睛却是噙着泪水。当他发现已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时，几个小时后他毫无表情地送走了他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就像施佩尔所感觉到的那样，好像他现在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他往回走，穿过帝国总理府被毁坏的大厅，这座房子，是他六年前所建，曾是“这大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建筑学上的标志”，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生命面临着怎样一个适当的结局，如果希特勒像施佩尔起初所期望的那样，叫来一支枪杀小分队来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有些事情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为自希特勒开始，到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数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贴身护卫队员”和被包围在柏林的无数杀红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个同样的想法，即生命已无足轻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称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德国人，傻乎乎地在这几乎已是最后的时刻，还在已垮台的帝国的废墟上继续战斗。由于德国人自己不会回忆此事，因此他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挖苦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说守卫市中心地区的部队只是绝望和顺从地迎着死神而去，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乱的思维方式，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鏖战中他们已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看来，为他们义无反顾地抗击来敌做出解释的，不仅是深植于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东西只有通过捐躯和灭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之物。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到在这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悲剧的最后一幕中，自己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参与的一员，这甚至是一份责任。他们知道，这样规模的悲剧，会给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赋予崇高的意义。即使局势无望，也要坚定不移，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德国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种思维痕迹。长期的哲学传统，用零乱的理论宣告了“德国人负有走向极端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并称“英勇的悲观主义”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之一。这个把明显是宣传性的文学加工为小钱币的传统，认为此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外，从海德格尔的“有勇气面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也可以推导出殊死抵抗背后的原因。
在走向穷途末路的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和地下室里，所有激烈、损失惨重的战斗的参与者们，从上面所述的认识中得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超乎寻常的高昂士气。”一名德国军官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有着难以描述的顽强，必胜的信念，随时准备付出生命……即使现在朱可夫用拳头抡向这座城市，即使我们只能用手枪与他们抵抗，他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必须考虑的是，至少在包括党卫军在内的精锐部队里，意识形态方面仍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信任希特勒和他肩负的使命。他们大家都为这危急关头做好了准备。生活在以悲剧的形式为结局的“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政权在它统治的年代里，都是通过有意识的操纵，用“生存或死亡”这迫近的危机感来制造出高涨的热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搞的“周末打击”就属此类。但直到战争期间举行的讲究排场的死亡庆祝会上，尤其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他和他的部下才做到了表里如一：斯大林战役失败后，戈林在一次欢呼崩溃的讲话中，谈到了“由火和血组成的尼伯龙根大厅”；还有由戈培尔导演的、最后以“杂乱无章的急速语调”结束的要求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吁。这些当权者从来没有像在设想中和事实上已临近崩溃深渊的这个时刻，把自己和国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不应忘记提及人们从着魔状态中醒过来的震惊，它很快四散传播开来。多年来，直到那最后的几个星期，这个政权精心编织起来的宣传骗局，向老百姓隐瞒了战争的真相，甚至把遭受的重大挫折说成是设的陷阱，是为了诱惑仅是数量上占优的敌军。现在，这一骗人的体系突然垮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面纱被撕开，现实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一种自杀性的、漠视生命的气氛就四处传播。除此而外，还有极难加以描述的、对红军要实行报复的恐惧感。自古以来就对“野蛮的东方”所抱有的害怕心理，模糊地猜测进犯苏联时众多德国部队犯下过暴行，以及自己宣传中的可怖画面，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祥之兆，突然出现在每个角落。
使得神经高度紧张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受其折磨的是希特勒本人。现在几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在这紧要关头玩杂耍。战争初期在波兰、挪威和法国取得的势如破竹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也许在他决定进攻苏联时——他在战胜法国的那些天里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在这游戏中包含了最终真正对命运做番考验的要求。现在的他仿佛是到达了目的地。在四月底的最后几次形势讨论会上，他翻来覆去地重复着，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陈述着他为什么一反以前的所有打算，执意不离开柏林，并要在帝国总理府内殉职的理由，这种种动机现在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
尽管，或是像曾经说的那样，要感谢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涌来的“有关鞑靼人的报告”，给他带来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觉：再次身陷绝境的幸福。一次开会时，他以难以掩饰的热情说到在所有的指望中应选择“光荣的结局”，“在羞愧和耻辱中继续生存几个月或几年”；另一次，他祝贺被围的政府部门所在地成为一座“最后的小岛”，它会“英勇地”反击；或者对围着地图的人保证说，“如果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死去，那么就是死得其所”。交织着疯狂、反叛和屈从等感情的整个情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势分析会上的多次插话中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次战役已在这儿（柏林）达到了高潮。如果在旧金山会议上同盟国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会产生的——那么只有在我给布尔什维克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个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后其他人或许这时才会相信，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制止布尔什维克这个巨物的前进步伐，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党，就是这个今天的德意志国家。”
“如果命运是另一种选择，”晚些时候他这样说，“那么我将作为一个丢尽脸面的难民，从世界历史这块版图上消失。但在上萨尔茨贝格自杀，而不是站在这儿，在这儿阵亡，对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行为——不该让人们说：您作为领袖……”
“只要我还能领导，我仍是领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挥。对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为了那些本该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枪杀其他的人。只是去保卫贝格霍夫？我不是单为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甚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希特勒在一次总的回顾中做了说明，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文件吧。按照他身边人的说法，他自从回到柏林后，在二月里，与戈培尔和莱伊一起，在地下避弹室度过了多个夜晚，后来一次是在四月，有几次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也在场。在这些聚会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一生，不只是检验他政治上碰上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一一历数他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接下来，围桌而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就会给这总是冗长而又混乱的滔滔话题提供些佐证和相关情况。
希特勒思索的第一点，是他想建立德英联盟这一“王者想法”的失败，这让他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年复一年地向大英帝国主义示好，他也这样做了，是想以此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让俄国和美国插手这旧世界事务。就这点而言，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可以成为“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全世界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指责奉行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酷和残忍。“可欧洲，”他补充说，“并不是可以用优雅和说服力来征服的，必须使用暴力来拥有它。”这也包括去强迫不恰当的、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是落伍的罗曼语族的世界大国法国和意大利，让它们放弃它们那不合时宜的大国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他说，可英国在那些短视的、怀有偏见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抱怨说，如果命运给衰老的、头脑僵化的英国以“第二个皮特（指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偏向犹太人的半个美国酒鬼，那么，这个岛国就会倾其全力来维持这个帝国，为它的幸福而战斗，而德国就可以在背后无忧的情况下，去遵循自己的目标：“我的人生目标，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得以强大的原因：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为向东的征战，正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德国历来所推行的政策。放弃东征，要比永远都难以避免的冒一场失败的风险更要糟糕：“（我们）注定是要打仗的！”他这样说道。不幸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军事上的准备太晚了，而心理上的准备必须更早就开始。因为德国人民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伟大的命运之争远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此我该有二十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一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材。”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自古以来，德国人的悲剧就在于“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其引发的，比如缺少内部的平衡。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领导了一个如此反复无常又易受影响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般变化无常，在它的过去以少有的冷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他继续说道，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做了过多的妥协，是根本没有利益所在，也是没有必要那样做的。头脑清醒下来后，他认为须将他与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友谊看作是众多错误之一，正是这一系列错误现在有可能让他丢失胜利。与后者的友谊，妨碍了他在北非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在墨索里尼可笑地让领着赏钱和专搞恐吓的奴才们宣布他为“伊斯兰之剑”之后。更为糟糕的是在军事方面。意大利的参战眨眼间就为敌人拱手奉上第一场胜利，并因此给他们注入了新的胜利信念。再者，极为“愚蠢的”入侵希腊行动，使对俄作战推迟了六个星期，而且导致了莫斯科城外寒冬突然降临这一灾难的发生：“一切都完全变了样！”他叹息道。是理智让他与意大利建立起“残忍的友谊”，可是他出于对好盟友的感情一再做出了退让。
最后，希特勒认为，是他自己不够强硬，这使他输掉了到手的胜利。只有一点他感到自慰，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与犹太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清除了德国人生存空间中的犹太毒素”。但在其他方面，他太过优柔寡断：他没有无情地清除德国的保守党人，而是打算与这些“温文尔雅的政治家们”一起来推行革命的政策；他在西班牙和法国时，没有把工人从“化石般冥顽的市民阶层”手里解放出来。他本该在世界各地策动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整个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在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胜利”，他解释道。发动他们起来暴动，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桩事：“想想我们的前景吧！”如果他失败，他说，这并不在于他的极端和激进，而是在于他的半心半意，在于他没能坚持到最后。他早就持有的，数百次宣布过的观点，就像他现在看到的那样，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坚定地照着它去做，这就是：“生活不会同情弱者！”
因这一失败，最后几次的形势分析会的记录表明，他到末了感到深深的自责。在夺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说，在兴登堡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去世的前几个月里，他常常被迫做出妥协。他应该是更激进一些的，他一脸悲愤，如果没有这以往的“围着这个老家伙的小集团”，是可以多“干掉”“几千人”的。戈培尔附和着说道，遗憾的是奥地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吞并时没有举行反抗：“我们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他的这番话，对我们了解希特勒政权的深层推动力量是颇有启发的。
希特勒借机重申自己“不离开柏林”的这一决定，他回答戈培尔说，他之所以要留在首都，是为了将来用更好的法律去对付任何形式的软弱。就是在这同一个话题里，希特勒说出了一句悲伤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他时时感到绝望的真正原因：“表现得这样好，事后会后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