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

约阿希姆·费斯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这一问题自那以后屡屡被提及，即这一结局是否是可以预见的，坐落于威廉大街上那历史性皇宫的旧日普鲁士漂亮立面的后面，是否早就可看出会变得如此荒凉破败，并在里面建起混凝土结构的正正方方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换言之，是否一定该把希特勒看作这个国家历史上必定会出现的事件，以至可以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他是一场德国的浩劫，毋宁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

希特勒上台过程中，全国一片狂热，尽管是由诡计多端的导演所制造和不断地抬高形成的，但确是如痴如狂的如潮压力，让所有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幸的看法在第一时刻就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在高亢的欢呼声中，在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中，在白天的列队游行和晚间燃着冲天火光的群众集会上，在这些一九三三年春随处可见的场面中，能够觉察到不安的预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即这个国家是否在新人们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疯狂的赌博，或至少是在做一场毫无把握的冒险。但这一步登天的力量——正是有了它，他们才得以闯入政治上的要害部门——拥有独特的、蛊惑民众的如簧之舌。很快，魏玛共和国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与它告别时，没有留恋，没有一丝的怀念。国家政权在那么多年连连失误后，一种敢于重新开始的意志横空出世般凸现出来，在拥护者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将所有的顾虑一扫而光。同时，很快显出雏形的新的国家政体，不仅赢得了支持者——尽管平庸浅薄——而且正像它的鼓吹者滔滔不绝所叫喊的那样，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这就是希特勒取得政权时的附随现象，它使德国人在多年被迫去适应民主、法制国家和“西方”的价值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归自己，也就是重新回到令人不齿的角色，做了铺垫，这是他们历来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所做出的最初解释，常常是与一长串前人连在一起的，从谢鲁斯克部落的首领阿尔米纽斯、中世纪的皇帝们，一直到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将他们一一加以勾勒，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希特勒之前处处可见潜在的希特勒身影。结论是，就像人们通常看待事物那样，德国的历史上并没有“无辜的”事件和“清清白白的”人。即便在三月革命前那个“比德迈耶尔”式的宁静安逸时期，顺从和狭隘意识的幽灵也在到处游荡，这个民族暗中的野心，并不能逃过睿智的目光，世界对这个民族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迫不得已时，要对它群起而攻之。在那以后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在许多表面看起来柔情脉脉的画面背后，躲藏着对暴行的嗜好和对世界的憎恨，对回归“森林”的思念。这种残暴对这个不寻常的民族来说，从现在起，似乎比起文明、宪法和人权来得更为耳熟能详。喜欢演奏小提琴，为舒伯特奏鸣曲的魅力所折服的党卫军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一段时间里，全然成为展示德国人这一固有特征的代表。

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历史大多简单化的描绘，总的来说，基本都能自圆其说。因为它们最终会再补充一些纳粹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希特勒不仅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在这期间做了无数次研究但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如何将过去与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他的崛起成为可能，或是确实帮了他的大忙。

在寻找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时，人们追根溯源，一路寻去，直到踪迹消失在历史的某个沙堆里为止。在那儿，人们看到德国远离现实的思想和它高傲的文化概念，它蔑视政治，总之未将其放在眼里。此外，还有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自由元素、极权国家反射性作用，以及并不少见的专横的权力精英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严重的反动秉性，他们的优先地位是如此的毫无争议，以至德国的市民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一种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也可以说，这些和其他一些特性成了社会纪律的一种传统，它总是以一种前期极权主义的蛰伏形态存在着。再加上这个国家政治机构原本就存在的先天不足，恰恰是德国人最容易为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人物所蛊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自然，通常的前提是，来自那儿的命令，都是紧随德国先前的思想运动的：一方面是现实的困难和一些为被他国合围情结所助长的时代气氛，另一方面是原则性倾向，把每天的寻常小事提高为决定最后命运的大事，在所有的政治事件中都加入神秘的内容。

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些和其他一些说法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关于德国走的所谓独特之路的辩论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是可以与出现希特勒这一现象联系起来的。但其中必须考虑的是，所有的历史，对总是事后再做评论的寻踪访迹者来说，似乎更为敞开。他的观点最后肯定为一些问题所左右，若他不了解事情结局，是永远也不会提出那些问题的。末了还应考虑的是，尽管分量各不相同，但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里，是找得到可资比较的情况的。一个说得通的、并非用推测性的理解而制造出来的与希特勒的相互关联，肯定并不能在德国的情况中推导出来，充其量只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反对他崛起的力量丧失了活动能力。没有得到回答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纳粹主义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比起大多数和它同样激进的运动来，更加激进且惨无人道？

如果对这一事情和相关的所有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做一更为仔细的思考，就会发现，完全突然地从现实掉进一九一八年秋天的那场失败之中，从狭义上说也属于德国特色。这个事实上直到停火的那些日子里还在做着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那个大国和“辉煌时代”美梦，并向着它们迎面走去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状况的突变：一场革命，它被大多数人只是称作“下等人暴动”，还带有“兽类尸体的臭味”，它把所有为人们所熟悉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准则搞得一团糟，此外还有街道上的混乱状态、持续的饥荒、从未有过的大批失业和席卷全国的社会动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充斥着动听的和平词藻，但实际上却为虚伪、报复和恶意且目光短浅所支配的《凡尔赛和约》，通过有关战争罪责的第二百三十一条款，有意地羞辱德国，而这确实也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把这个国家从为人们所尊重的国家之列中驱逐出去，比起战胜国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所有物质重负来，更是导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对此，一位观察家说，当时就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民众团体”，在期待着一位领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没几年后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地激化了这种愤怒的心态，每一次这样的失败，以及无数次其他方面的屡屡受挫，都把责任推到了本已是四面楚歌的魏玛共和国身上。

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三十年代初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控诉这一危机，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激化这种危机。它是他取得政权的可靠保证。如果不考虑他是在这个民族遭受心理创伤的时期获得成功的这一因素，那么就不能寻根问底地回答他为什么能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了无数次，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此外，他和他的运动所吸引的群众，完全不同于那些糊里糊涂逃离不幸的魏玛共和国的人们，正如一位拼命捍卫它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逃离的是“戴着一顶滑稽帽的国家”：被外部力量驱来逐去，成了内部为数众多的、对存在的共和国有的只是蔑视和憎恨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笑柄。

这是妨碍人们意识到深刻道德决裂的一点。在今天，当无数的观察家们在了解了一九三三年的政权后来所犯下的暴行后，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或很少感觉到这一点。但要更准确理解这一过程的话也需明白，几乎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者能对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专制做出合适的判断，判断政治权利剥夺、专横和暴力在属于领先的高度文明国家之列的这样一个国家会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新当权者的反对者们，也不会想得那么远。大多数人只是设想会出现一个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般的独裁政体，像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火车会再度准点开出。在经历了魏玛的混乱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许多德国的“准点”重新归来，他们已经很不耐烦地等了将近十四年的漫长时光了。

但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从历史和社会中得出的惊人结论和分析，最终都要回归到他这个人身上，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正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

然后才可以说，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与某些强权政治方面的遗愿联系起来，这些遗愿或是很早或是最近的：比如可以与这一想法联系起来，即这块大陆的东面，是自然的，仿佛是为帝国准备着的有待垦殖的生存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关于战争目标的辩论中，确实也要求将居民迁移至狭长延伸地带，以进行“民族的田亩归并”。同样地，希特勒怀有“理想的”结盟想法，就是与大不列颠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便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这个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把轮廓定下来，就像某些先前就考虑好的事情一样。

自然，摆在德国政治家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希特勒在争取那些年迈的、对破碎了的大国梦痛心疾首的领导阶层时的突破点。一九二六年德国国防军给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陈述了德国外交应追求的中期目标：首先是收复莱茵兰和萨尔地区，然后是打通连接帝国和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夺回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并吞奥地利，最后占领非军事区——撇开排列顺序不看，这些都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所奉行的外交纲领。这些团体认识到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尽管他喜怒无常，举止与痞子无异，但却是一个能人，似乎有能力实现他们对修正这一切的要求。总之，没有人像他那样懂得去利用《凡尔赛和约》，利用处处弥漫着的受人侮辱的情感，跨越了种种障碍，使它们成为发动整个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帮凶们没有想到的，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希特勒的果断，他们没能从根本上去理解他那由幻想和“冰冷的”算计奇特地掺和而成的想法。他有关战争、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直至乌拉尔山脉，甚至更为辽阔的庞大帝国的长篇大论，并不像他们所猜测的那样，只是情绪冲动时的灵感闪现。他们想克服由战胜国带来的“屈辱”，并想要收回老的疆界，尽管也带些附加条件，可他的政策目标既非老的也非新的疆界。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间，要去占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就像他在某些场合提到的那样，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来一场“魔鬼的杰作”。其背后是对空间的渴望，是一种贪得无厌，每一次获得的土地只是下一次推进时列队前进的前沿阵地。

许多看法认为，即使是这些想法也没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因为它们原则上已由泛德意志协会和一九一八年鲁登道夫的东进计划提了出来。但确实与这关联搭不上边的，是希特勒给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种族”，或是将他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等级：他们是“新人”，不停地在平整土地，在破坏，在迁移，他们聚集在运河岛上“力量来自欢乐”休假组织的大众旅馆里，挪威海岸边的狭湾里，克里米亚半岛上，大家一起又唱又跳，寻找着完成历史重托前的轻松。这是与世界上已定下了的所有规则决裂，人们在事后仍成为这个政权宣传机器的牺牲品，因为说它有着革命的因素，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怪异的宣传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来源。无论如何，都从来没有人想得如此之远，也没想到会如此荒唐可笑。所以并没有通向什么地方的连接线，肯定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中世纪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希特勒与每一位可以想到的前人相比，尤其缺少的是超越个人的责任感，缺少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历史风范。他带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正如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指责他的那样，把国家的安危与自己的一生等同起来。开始时更多的是莽撞和轻率，从一九三六年收复莱茵兰，当时他在二十四个小时里因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浑身颤抖不已，到一九三九年春占领巴黎，末了他承认说，他只是个赌政治的赌徒，押上了“所有的东西”，但输了个精光。他的背后是空空如也。

激进的党内将军之一，希特勒的副官长威廉•布格道夫，一向因他对“元首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理想主义”而颇感自豪。可在最后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吵了起来。在大声吵闹中，布格道夫高声怒骂“元首”的这位拥有无比权力的接待室官员，说自己因无条件地献身共同的事业，而招致军官同僚们的鄙视，不得不忍气吞声，吞下被人骂作“叛徒”的指责。今天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对手们说得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他自己是太“天真和愚蠢”了。当这场争吵的见证人，忠于元首的克莱勃斯将军来劝架时，布格道夫不依不饶：“不要管我，汉斯，总有一天要把这一切都统统说出来的！”布格道夫继续嚷道，年轻的军官们“成千上万地送了死”，可他问自己，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既不是为了祖国也不是为了未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你们才死去的……几百万无辜的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党的领导，你们却在搜刮着民脂民膏，发着横财。你们挥霍浪费，聚敛钱财，将贵族地产占为己有，到处建造宫殿，纵情享乐，欺骗和压迫百姓。你们践踏了我们的理想、道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人只是你们的工具，是实现你们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你们消灭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责。”

据说，在说完这些话后，地下避弹室里一片寂静。然后，鲍曼“沉着审慎但又油滑”地回答说：“可我亲爱的，你不该人身攻击啊！即使大家都富了，可我却是毫无责任的……祝你一切顺利，我亲爱的！”

在威廉•布格道夫几天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同样还被希特勒剋了一顿。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结束后，希特勒援引黎塞留的一句话，谈到了他必须面对的死亡、他的伟大计划和“最珍贵的回忆”。然后出现的是一副他一生都在上演的赌徒面目，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最后成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人，还呆坐在那里，准备在留下大片废墟的巨大痕迹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算什么？”他对着在场的军官们，轻蔑地用手一挥，说道，“总得有把这堆垃圾抛在脑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