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战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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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整，几颗照明弹升上了夜空，把库斯特林的桥头阵地映得一片通红。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过后，突然间山呼海啸，奥得河畔的凹地延伸至法兰克福的地方都被震得抖动起来。像一个幽灵伸出了它的手那样，从一些地方直到柏林，警报声尖叫起来，电话发出尖锐刺耳的铃声，书籍纷纷从书架滚落到地上。红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集结了二十个军的二百五十万士兵，四万多门迫击炮和重型火炮，以及一字排开的数百门喀秋莎多管火箭炮和三百门自行火炮，发起了这场总攻击。莱岑、泽洛夫、弗里德斯多夫和多尔格林这些地方，处处是冲天的巨大火柱，由炮火构成的火墙，泥土四溅，碎片横飞。成片的森林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有几个幸存者事后曾回忆起这炽烈的风暴，说它席卷着整个大地，把一切都变成了冲天大火和烟尘，风暴过后，留下的是成片的废墟。
半小时后，这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戛然而止，又出现了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听到的只是火焰的劈啪作响和风的号叫声。随后，在苏军的阵地上，一道探照灯的光束直刺夜空，给其他一百四十三盏探照灯发出了打开的信号，它们各相距二百米，分布在开始厮杀的阵地上。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光带首先照到的地方，是一片满目凄凉的土地，再往前几公里，就将泽洛夫高地照得如同白昼，这就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格奥尔奇•K.朱可夫元帅当天的作战目标。开始这场战役的命令是这样的：“抄近路把敌人打回柏林去，占领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在它的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这像戏剧舞台上的聚焦灯光，是在苏军作战处作为朱可夫的“秘密武器”讨论通过的，被证明是带来惨重牺牲的失算。面对某些人的反对，元帅坚持认为，先期升腾起来的大火，会令敌人晕头转向，会把已毫无斗志的敌人“烤得”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这样，就能在第一波冲击中一举占领他们身后那约三十米高的由洼地和山坡构筑起来的高地。可是由烟雾和因猛烈炮击散发在阵地上的蒸气所形成的厚厚烟障，不仅挡住了探照灯的灯光，而且让进攻的士兵们在乳白色的昏暗中手足无措，越发迷惘。此外还表明，苏军的最高指挥官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这个沟渠交错、潮湿泥泞的沼泽，和排水渠横贯其中，在那个季节恰好是春天发水、难以行走的复杂地形。运兵车、牵引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辎重和装备，都陷在了泥地里，而且越陷越深，最后只得放弃。
但最为糟糕的，是熟悉苏军带兵作战军官作战方法的维斯瓦军团的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战役开始之前不久，他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当随后而至的步兵在密集的坦克的带领和伴随下，挥着旗帜，尖声叫喊着从烟雾中冲出来时，远远处于劣势，由精疲力竭的部队拼凑起来的防御士兵，只是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们冲到够近的地方，方才对着蜂拥而至的士兵胡乱扫射一气。与此同时，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不一会儿，成群结队开动着的坦克车，只留下影影绰绰的轮廓。天色放亮时，进攻者损失惨重，这次冲锋被击溃了。
第一次进攻失利后，朱可夫命令发起第二次冲锋。他对失败懊恼不已，几乎陷入绝望，再加上明显地表现出恼怒的斯大林的催逼，他对原先的进攻计划做了修改，命令在后方阵地的两个坦克兵团提前投入战斗。本来是想用它们在德军防御屏障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的，现在它们挺进到了战斗现场，使得原本就乱成一团的身后战斗部队更加混乱不堪。它们行驶在阻塞的公路上，拼命地穿越迷失了方向的部队，因而阻止了炮兵们转换阵地，切断了给养和供应的运输通道。再者，因为它们与其他部队没有任何配合就进入了战斗阵地，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混乱，并马上导致苏军军事行动的全面瘫痪。朱可夫集团军中一名高级军官，大将瓦西里•I.崔可夫在四月十六日晚记录道，苏军未能完成他们的计划，在某些地方“没有前进一步”。在大战开始后的第五天，占领柏林的计划落空了。
设于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室的希特勒大本营，几天来就在不安、焦躁和近乎麻木的屈从等混杂的心态中，等待着攻击的到来。第一批有关暂时取得阻击胜利的报道，再次燃起了纷乱的、像吐火女神那样渴求胜利的希望。希特勒毕竟还在布置着，让政府机构所在地，尤其是总理府的周边地区做好抵抗的准备，部署反坦克大炮和掷弹筒，并到处设置射击孔。中午时分，他发布了《给东线士兵的日令》，该命令发誓要把“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死敌”斩尽杀绝，并坚信来自亚洲的攻击“这次也会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前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在东方的士兵都知道，”命令继续说道，“什么样的命运会特别威胁着德国的女人和孩子。老人、男人和孩子将惨遭杀害，而女人和姑娘则可耻地沦为军营里的妓女。剩下来的人将被押往西伯利亚。”
在早先发起的一月进攻中，红军就已抵达了奥得河畔，在离开法兰克福三十多公里的北方城市库斯特林的多个地方跨过了这条河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它成功地建起了长约四十公里，有些地段纵深达十公里的桥头阵地，形成了对直至尼斯河的整个“尼伯龙根阵地”的巨大威胁。直到三月初，德军方面才开始在柏林城里和城市的外围构筑工事，设置阻挡坦克前进的路障和加固原有的阵地。但在苏军起初停止前进时，这一既是应急也是一直在构筑的防御体系的建设，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工程的停工主要还是希特勒自己的原因，他越发顽固地认为，必须守住奥得河畔的首都，部队决不可以离开指派给它们的前线阵地。“要么挺住，要么灭亡！”这是在无数个命令和坚持到底的呼吁中反复出现的口号。
与苏军对峙的，是赫尔穆特•魏特林上将的第十六坦克师，稍向南一点，主要是特奥多尔•布塞上将指挥的第九军。海因里希大将向属于他指挥的这两支军队指出，朱可夫的部队一旦突破取得成功，他们就有被合围的危险。他还反复警告说，抵抗只能坚持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会缺少经过步兵训练的作战力量，缺少武器弹药，没有足够的给养，尤其是士兵们筋疲力尽，最终导致失败，但是这一切都是白费劲。可希特勒认为意志会弥补任何物质上的劣势，这一坚定的信念，与戈林、邓尼茨和希姆莱等人某些傲慢的、从来没有兑现的允诺一起——至少在眼前——把长时间内被忘却的，只是被希特勒自己人为地维持着的信心又捡了回来。最后，用汽车把新组建的几个人民冲锋队送上了前线，以阻挡朱可夫的军团和摩托化部队。还在电台播报“几千名柏林人随着他们的部队前往前线”的消息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投入战斗就已命归黄泉。控制着整个城市上空的苏军战斗机，发现了已在半路上的长长车队的几辆车，几次俯冲扫射，就把它们给消灭了。
海因里希的预言确实是一言不差。朱可夫在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后，命令他们在黄昏时分再次发起攻击，不顾一切地把他们投入战斗，而此时也传来了他的竞争对手，在南方战线作战的伊万•S.科涅夫元帅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消息。科涅夫不仅成功地在流经劳齐茨山地的尼斯河上的一百三十多处渡过了该河，为进攻撕开了决定性的缺口，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重复他提出的参加攻打柏林的要求，在最后一刻从朱可夫的手中夺去渴望已久的胜利奖杯。一场因斯大林奸诈地暗示其对现在的朱可夫已不感兴趣而挑起的竞赛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在与这位独裁者的一次谈话中，科涅夫请求他同意让自己的右翼部队经吕本和卢肯瓦尔德向北方迂回，抵达那儿后，他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在措森处逼近柏林的城界。谈到这儿时，斯大林插话问，元帅是否知道，措森是“德国国防军的大本营”。在科涅夫简短地回答“知道”后，斯大林说：“好，我同意。让您的两支坦克兵团向柏林进发。”
在北面远处，在奥得河战线的中段，朱可夫的部队在午夜时分终于到达了泽洛夫的第一排房屋前。为夺取马蹄形高地，你来我回，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某些地段力量只有对手十分之一，而且多是由这儿和那儿的预备役军人所拼凑起来的德国国防军终于招架不住，陷入了绝望之中，防线眨眼间就土崩瓦解了。此外，海因里希越来越担心科涅夫势如破竹向前推进的部队会突然间出现在他的身后，从而形成对第九军的包围。当他第二天获悉，他的一支精锐部队，那支驻守在泽洛夫高地山脊上的空降兵师，已如惊弓之鸟四散逃跑了，就马上命令与元首所在的地下避弹室取得联系。
但就像许多其他的建议一样，他十万火急的请求也根本无人理会。把部队撤出法兰克福/奥得河一带的工事，然后投入到数公里长的被拉开的防御口子上去，这一建议被断然拒绝。后来，即使他打电话给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克莱勃斯上将，请求他允许让自己的部队后撤，从电话另一头清晰传来的也只是惊慌失措的喘气声。喘息稍定后，克莱勃斯才说：“希特勒是根本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您给我死守住所有的阵地！”
四月十九日，从泽洛夫往上至符里岑的整个丘陵地带，都落入苏军手中。它们之间的狭长地带，曾让一位旅行者回忆起“远方神奇的国土”，这是不到一百年的事，就像他写的那样，“一切都是那么的和煦，色彩斑斓，遍地飘香”，现在却面目全非，成了凹凸不平的累累弹坑。从此时起，残留下来的德军防御阵线，在伤亡惨重的阵地战中，一段一段地支离破碎了。按照苏军方面的说法，这场大战夺去了三万多名进攻者的生命。根据比较可信的计算，阵亡者有七万人之多，德国方面死亡一万二千人。但从这时起，离开柏林已不足七十公里，在通往首都的路上，已没有连成一体的防御阵线了，有的只是好些个防御据点和零星部队守卫的村庄、小片森林和小山丘。两天后，从匆忙往前开拔的远程火炮发射出的第一批炮弹，就落到了柏林的赫尔曼广场上。它们落在了毫无所知的行人和排在卡尔施泰特商场门口等待购物的人群中，制造了一场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几乎在一周前，美国的部队就到达了易北河边的巴尔比，并在那儿原地待命。“柏林已不再是军事打击的目标了”，美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那些目瞪口呆的部队将领解释说，那座城市归俄国人，这是事先商定好的，这样一来，帝国北面的战斗对他们而言是结束了。在同一时间里，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盟军多次要求他投降并屡次为他所拒绝后，结束了争夺鲁尔盆地的战斗，并解散了他的陆军部队。三十多万士兵和三十名将军成了俘虏。“我们已尽了全力，”莫德尔对他的参谋部长官说，“为我们的行为在历史面前辩解？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他目光无神地看了看远处，然后补充说：“在以往，战败的统帅是要服毒自杀的。”不一会儿，莫德尔也步了他们的后尘。
几周以来，希特勒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惧，一条又一条防线相继失守，从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铁托游击队的倒戈，科尔堡和柯尼斯堡两地要塞的陷落，直到每天到达的数以千计的让人神经不得安宁的可怕报道。此外，还有与现已被撤换的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和固执的施佩尔之间的争执，后者在三月底甚至对“继续打下去会赢得胜利”的说法不再抱有希望。“周围都是背叛我的人，”希特勒因此这样说道，“忠心耿耿伴随我的只有不幸——不幸以及我的狼狗布隆迪。”
接二连三的凶讯链似乎只中断过一次，那是四月十三日晚戈培尔打来的电话，他上气不接下气，尖着嗓子对着话筒喊道：“我的元首，我要祝贺您！星象图那儿写着，四月下旬会给我们带来转折。今天是星期天，已经是四月十三号啦！”然后他告诉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死了。在紧接着召开的将军、部长和党魁们的会议上，通过在方形图上摆弄行星的会合、星体的上升和转移，久违了的希望再次被熊熊燃起。希特勒颤抖着的手里握着一扎纸，他从一个人面前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神情激动，用苍老但有力的声音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个又一个人：“看这儿！你们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的！现在是谁说得对？”他谈到了勃兰登堡王朝在一七六二年救了腓特烈大帝一命的奇迹。奇迹，他高呼，奇迹又要出现了！“战争没有输掉！您看这儿！罗斯福死了！”
就像多次在他的一生中出现的那样，这次似乎又是上苍开恩，在确实是最后的一刻站到了他的一边。多年来，他一再试图让他的下属们相信，敌方国家这种“令人作呕的姘居”很快就会结束，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会在最坏的情况出现以前，承认他是为捍卫共同的文化而与东方的野蛮人进行斗争的先锋战士。罗斯福之死，现在他能保证，是同盟国期盼形势逆转的信号，西方的战事实际上已结束了。在那几个小时里，地下室里情绪高昂，幸免于难的感受先是与信心，随后很快又与对胜利的期待交织在一起。但到了晚上，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都被玩了个遍以后，压下去的沉重心情又冒了出来，尤其是听到红军已占领了维也纳的消息。末了，根据一位在场人的说法，希特勒“疲惫不堪，像得到了解脱同时又神色迷糊地坐在沙发上，只是他看上去已完全不抱希望了”。确实，总统的死并没有给战争的进程带来任何影响。
阿登反扑失败后，希特勒于一月回到了柏林，开始时住在新的帝国总理府里。但持续不断的空袭把他从那儿赶了出来，他被迫搬进地下避弹室，在那儿，根据多名在场者的判断，他终于头脑清醒了些。一段时间内纠缠着他的恐惧综合征，现在已经显露无遗。一九三三年，当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头几个月里，就让人对帝国总理府做了一系列的改建，他所要求的最为必要的计划之一，是在楼房的底下建造一个类似避弹室的地下室。这个要求是多么的病态可笑，可以从他与阿尔贝特•施佩尔谈论建房事宜时说的话看出来，他说：“地下室，除了地下室还是地下室。”他于一九三五年让建筑师莱昂哈德•加尔在总理府后面的花园里建造的礼堂，就建有防空地下室，它的顶部约有两点五米厚，后来予以加固，又增加了一米的厚度。三年后，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建造新的帝国总理府时，再次将地下室做了延伸和扩大。在楼房的最底层，沿着整条福斯街的一面，共分布着九十个混凝土小房间。它们通过一条八十米长的地下走廊与礼堂下面的地下避弹室连结起来。
但是当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城外的那场冬天灾难再次勾起希特勒那种恐惧感时，他自己觉得这宽敞的地下室系统还不够完整。尽管他的军队此时占领着从斯大林格勒和哈默菲斯特直到的黎波里的广大地区，他还是于一九四二年让施佩尔的办公室计划建造另外一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比原先的还要深上几米。它与礼堂下面的地下室相通，原先的这个地下室从此以后也被称为“地下室前厅”，建有希特勒身边工作人员的食堂、几个起居室和卧室，此外还有厨房、警卫人员房间，共计十六个房间。帝国总理府后面那古树扶疏、铺有幽静小径的院子，短短的几代人之前，贝蒂娜•冯•阿尼姆在这儿写信给歌德说，她住在“这儿的天堂里”，现在则进入了许多工人，他们把树木砍去，搬来建筑材料、水泥搅拌机、钢筋以及成堆的板条，动手建起地下室来。一九四五年初，元首地下室的混凝土结构建造完毕，但工人们还花了很长时间来建避弹掩体和瞭望塔，时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工程仍未告完成。
在位于新帝国总理府下方的地下室里，有着希特勒随从们的住处：他那权力极大的秘书马丁•鲍曼，最后一任参谋总长汉斯•克莱勃斯和他的副官布格道夫上将，希特勒的飞行机长汉斯•鲍尔，党卫军小队长赫尔曼•菲格莱因，他是作为希姆莱的代表在元首的大本营值勤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军官，下至希特勒的女秘书们、卫队、通讯兵、报务员、绘图员和其他一些勤杂人员。一部分房间被布置成急救诊所，另一部分作为安置遭空袭伤害的伤员、怀有身孕的妇女和约二百名小孩的避难处。他们的数量逐日增加，没多久就人满为患，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所谓的“地下室前厅”通过一条往深处去的螺旋楼梯与“元首地下避弹室”相连接。混凝土天花板的厚度不得而知，但它的底部是两米厚的地基平面，顶部离开花园约有十二米，考虑到中间还有高约三米的用于排设各种管道的立柱，尽管对天花板的厚度说法不一，但将近四米厚大致是切合实际的。第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康拉德•海登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用一句令人难以忘记的话，概括了“元首”的内心深处和他的行动，那是一盘由好激动、自吹自擂和好斗拼凑起来的杂烩，他把它们称之为“边逃跑边吹牛”。现在，希特勒回撤到了地下避弹室，从那儿发出的胜利叫嚣，这种常被认为是荒谬至极的说法却与现实发生了吻合。
元首地下避弹室包括近二十个小小的，里边放有少量家具的房间。只有希特勒自己住的一排房间前的走廊是个例外，它的两边挂着几幅油画，放着一张铺着软垫的长凳，还摆着几张旧沙发椅。旁边就是会议室，在里面讨论战争形势，给人的印象是特别的逼仄，在这大约十四平方米的正正方方的房间里，每天多次，每次持续好几个小时，挤进来近二十个人，围在摊着地图的桌旁。
希特勒的两间起居室陈设也极为简陋。沙发上方是一位荷兰画家的静物画，挂在办公桌上方的，是一个椭圆形镜框，里面是由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他有时一声不吭，失神地坐在画像前面，好像在与这位国王默默地对谈。床脚放着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希特勒的私人文件，角落里，就像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里那样，放着一个氧气瓶，时不时地用它来减缓一下他那焦灼的担忧。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就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给地下室供电、供暖和提供新鲜空气的柴油发动机发生故障的时候。
所有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一个裸露着的灯泡，发出的冷冰冰白光照在脸上，更让人感到这是个阴曹地府，里面走动着的都是些妖魔鬼怪。在末日来临的那些日子里，水有时供应不上，这时特别是从地下室前厅处飘过来一阵难闻的臭味，是隆隆作响的柴油发电机排不出去的烟雾、刺鼻的尿味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混杂在一起的那种折磨人的怪味。在一些通向地下避弹室的通道里，积着一摊一摊的油渍。一段时间里，只得限制使用饮用水。多名证人说，生活在这个由狭小空间、混凝土和人造光源构成的环境里，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压抑。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他尽可能地不到那些房间去，以避免受“悲哀气氛”的感染。所以有人说，这种在地下世界的踡居生活对一个个非现实的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这些决定中说，要让鬼怪部队投入反攻战役，但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部队；所说的会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也完全是天真的幻象而已。
最引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本人似乎也备受这十米深的地下室生活的折磨。他那十年来就像生面团似的皮肤和近来又肿胀起来的脸部，还有那厚厚的，已经呈灰黑色的泪囊，越来越醒目地向前突起。他佝偻着，走路奇怪地左摇右晃，像是要寻找一个支撑物似的，紧贴着地下室的墙壁摸索着向前移动。一些看得真切的人，觉得他是在为取得戏剧性的效果而有意做出风中残烛的样子。他第一次露出不修边幅的窘相。他一向极其整洁的服装，现在沾上了饭菜的污渍，两边的嘴角，也沾满了面包碎屑。在做形势分析时，他常左手拿着眼镜，用它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笃”的声音。有时他像被人抓住似的把它扔到一边，因为手脚抖动，不听他的使唤了，他坚定的信念已不能决定一切。“即使是我的手抖动，”他在接见一个老战士代表时保证说，“即使连我的头也抖动，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抖动。”一名参谋本部的军官，用下面的话记下了那几个星期里希特勒表现出来的状态：
“他知道，他赌输了，不再有隐瞒真相的力量了。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不妙。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力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二十至三十米）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儿，或者是拉住正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字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
像某些人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希特勒的精力也在日渐衰退。当他开完夜间的形势分析会，大多在早晨六点左右回来时，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给他的某一名女秘书口授关于这一天的相关指示。秘书一走进房间，他就吃力地站立起来，一名女秘书这样写道：“然后又疲惫不堪地坐回到沙发上，勤务人员过来帮他把脚抬高，让他坐得舒服些。他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嘴里念叨的只是：巧克力和蛋糕。他对蛋糕的渴求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以前他最多只吃三块，现在他让人往盘子里装上三回，每回都要装得满满的。”另一名女秘书常常抱怨他的说话特别单调乏味：“从前，他无所不谈，充满着激情，可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只是谈论狗和训狗方面的事、饮食问题，然后咒骂这个世界的愚蠢和沦落。”
只有在客人来访时，他才从迟钝的感觉中找回自我，重新赢回他那咄咄逼人的力量和说服他人的能力。他经常回首往事，借用某一英勇善战的部队首长的名字，或是其他一桩掷地有声的不起眼小事，来为自己和客人鼓起新的勇气。他会抓住偶尔提及的词语，编造出已经征召了大批军队的胡话来，说它们已经在路上，在决定战争成败的这场战役中守卫首都的大门。俄国人只是用些“强盗士兵”来打仗，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们所吹嘘的优势，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神奇武器”，说它将带来转折，羞辱所有胆怯的人。
尽管日复一日地虚弱不堪，但希特勒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历史性的使命感和高度集中的意志力两者混合，总是让他再次精力充沛，而吞噬着他的猜疑也是一种激励：他总在猜想，他的将军们会出他的丑，甚至会让他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对他催眠，将他拉出柏林示众。尽管在总体上他仍有着自控能力，但有时会莫名地暴怒。有一次，他大发雷霆，两个拳头高高举起，浑身颤抖不已，对着他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大声咆哮，后者在三月的最后几天里被他解职了。
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住在地下避弹室的某个人，曾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沿着窄窄的楼梯，费力地往通向花园的出口处爬，但爬到一半时就气喘吁吁，只得转身返回。他还常常来到位于走道中段旁边的盥洗室，那儿放着养狗的狗笼。他表情怪异，总要在那儿和他的母狼狗及五只幼犬玩上好长一段时间，四月初，他把它们全给扔了出去。
外面，数米厚的混凝土围墙的另一边，接近尾声的战争仍在肆虐，人们精疲力竭、备受苦难，害怕遭受报复。这个政权的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抛出的铿镪有力的言辞，没有一句能掩盖现实，消除持久的对死亡的恐惧。虽然来自信仰源头的整套东西、荣誉、忠诚在少数人那里还在起着作用，但是这样一些感情洋溢的套话，已使广大的民众将信将疑。人们只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是在临近尽头时又恢复了识别能力，就不再会相信能挺过去的口号和来自地下避弹室的指示。在这些指令中，帝国视自己为孤胆英雄，反抗由世界犹太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统治组成的新“天启骑士”，发誓要捍卫幸福和因地位丧失而失去的荣耀，并再一次赞美那种理想化了的对生存的鄙视，这种鄙视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对德国人的性情产生了阴暗的吸引力。所有阵地都遭突破的前线，防御手段的欠缺，以及无休无止的担惊受怕，使人觉得这些话是多么的空洞乏味，但这是这些公告所特有的语言。“为我们的道德报仇！仇恨是我们的天职！”一则保卫口号这样说道，“勇敢和忠诚，自豪和无畏，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事变成那帮苏联人的万人墓地……我们与你们一样知道，日出前的时分总是最黑暗的。想一想吧，当你们在战斗中鲜血滴进双眼，周围是一片黑暗时，就是这番情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打倒布尔什维克分子！元首万岁！“
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希特勒发布命令，把所有可使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东线，在奥得河一线设防以保卫柏林，从那以后，柏林城里就几乎没有具有作战经验、有足够装备的部队了。负责保卫这座在二月一日就被宣布为战斗堡垒的城市的指挥官，赫尔穆特•莱曼中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需要至少二十万久经沙场的作战士兵。而实际上，他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可以调用，而且是由一支坦克军的残部、一个守备团、各兵种临时凑在一起的散兵游勇和约四十个人民突击旅拼凑起来的，这些突击旅里，大半是已退休的老者和近四千名未成年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外还有几支部队，以及部署在城区的高炮部队，但集中到柏林来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属他的管辖。对于莱曼要求增派兵力的所有请求，希特勒只是搪塞说，如果要进行一场柏林大会战，是会有足够的部队、坦克和弹药可供调配的。
糟糕的是，从来没有制定过一个步调一致的防御计划。凡需要长时间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之处，只得视具体情况匆忙地临时做出安排。再者，莱曼发现自己不停地被卷入有关指挥权限的争吵之中。一会儿是陆军元帅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发来指令，一会儿又是参谋总长克莱勃斯，有时也会是海因里希发来命令。这还不算，希特勒还时不时地用变幻无常的灵感来打断这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以致这位守卫柏林的指挥官从来都没真正搞清楚，他到底该听谁的。
组织工作的混乱还因戈培尔的干涉更加雪上加霜，他作为柏林的行政头目，同时还兼任着帝国防务专员的职务。他作为“全面战争”的鼓吹者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于来自各方的责难后，现在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已经来到，并在不久前刚获得希特勒的同意，着手组建妇女大队。在商讨构筑阵地和派遣兵力等问题上，他争风吃醋，坚持由他一人独自负责城市的保卫工作。特别明显的是他把莱曼也视作他的部下，在所有的磋商会上，他都强调指挥官应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相互矛盾的权限重叠，人员的经常变动，令出四处，以及对现有力量和物资的情况缺乏了解，这整个乱了套的情势变得一团糟，与其说是使保卫城市成为可能，还不如说是妨碍了城市的保卫工作。
另外，戈培尔还无视军方的各种指令，发布自己的“防守命令”，比如在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战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指挥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头目，此外还有帝国首都的市长、警察局长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他每天都派“搜索队”前往城内的工厂和机关，任务是寻找还可以派往前线的人员。可找到的人员数量，与他所期望的相距甚远，尽管他抓来了一些萎靡不振的平民，最终把他们集中到了一块儿，把这些急不可耐要冲向前线，“为元首和祖国”而战的士兵编成部队，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这时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坦克、大炮和单人兵器，还有燃料和各类挖战壕的工具。人民突击队在蒂尔加滕操练着抗御敌人的方法，他们在各种地形上匍匐前进，而他们的同伴则侧着身子藏在灌木丛中，用棍棒敲击空的铁皮罐，模仿机关枪扫射的情景。在另外的地方，有人在用马粪纸做防坦克导弹发射器的炮筒，或是用铺路的石块、被空袭摧毁的车辆、床架和各种各样的家什构筑着街头堡垒。最后，每一名突击队的士兵，只要他能够得到一支枪，就会领到五发子弹。可他只会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武器大多是德国或捷克造的，但子弹却是曾与德国并肩战斗的意大利或与德国为敌的法国或其他国家造的。在按严格交货规定的猎枪和运动步枪之外，有超过十五种各式枪支，以及难以说清楚生产国的多种子弹。许多根本配不上号。一片乱糟糟的混乱景象，在德国一方四处蔓延。
在几条保障供应的重要道路上，确实有一些人民突击队或德国国防军的部队为保卫城市在向市郊开拔，而道路的另一边与他们反向行进着的，是前去守卫滕帕尔霍夫机场和毗邻市中心的西港口的其他部队。按莱曼将军的说法，只有不能拿起武器打仗的人，才允许离开城市。但在同时，戈培尔却让人在每家每户的门上贴上告示，上面写道，“根据元首的命令，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的所有男子”都有入伍服役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如果有谁胆小如鼠躲在防空洞里，”告示在结尾时威胁道，“就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负责宣传工作的技术人员不知疲倦地开始行动起来。像戈培尔用那阴阴的玩世不恭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马厩里最好的马”赶到恐慌的民众面前：用无数被砸死的百姓、遭强奸的妇女和惨遭枪杀的孩童的照片，详尽地展现出一幅“整个欧洲对布尔什维克化”极度恐惧的画面。鲍曼补充说，人们还会让这台“压路机”“以不断翻新的方式继续滚动”，这些印象深刻的可怕画面会唤起人们高涨的战斗决心，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能瓦解敌方的联合阵线。
自四月下旬柏林的报刊停止发行以来，有针对性地散布谣言，成为鼓舞士气的手段。同盟国所取得的成绩，一次据所谓的“可靠来源”说，不过是元首采用的战争策略，是有意尽可能地诱敌深入，以便在最后一刻有效地“用士兵、骏马和战车”加以歼灭。或者是传播一些消息，说克莱勃斯将军已和俄国人取得了联系，他在苏联的那位独裁者面前，回忆起了自己在莫斯科担任德国武官的那段时光，那时他在公开场合拥抱了他，甚至还吻了他，说到这儿，斯大林“激动”地回答他说，他发誓要维护从前“战友般”的友谊。还有一名所谓“武器专家”的观点传得纷纷扬扬，说是多年来备受争议，现在已被采纳的炸弹战，会在这个时刻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正是它让柏林做好了打“白刃战”的准备。在巷战中，就像各时代的军事史所证明的那样，保卫方要大大强于进攻方。还提到了配备有“平流层导弹”的潜艇，说它能一下子打到纽约，以及能散发出腐蚀性烟雾的“冰弹”。对这些千奇百怪的说法，老百姓疑窦丛生，更多的是表示出明显的不相信。这类宣传，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一支乐队，在越卷越深的旋涡中还在演奏着激励人心的乐曲——因为所有的乐谱都在那海底躺着呢。
关于真实的情况和总的情绪，开着警车的战地军事法庭知道得最清楚，这段时间它们在街道上横冲直撞，闯进住房、工厂或废墟里，不停地搜捕开小差的士兵。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可疑之处，他们就立即开枪杀害或吊死这些“变节者”。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另外又成立了特种法庭，负责处理所有“危害德国战斗力和必胜信念的”犯罪行为，这一法庭由一名刑事法官、一名党代表和一名德国国防军或党卫军的军官组成。十天以后，希姆莱成立了另外一个“特殊临时法庭”执行团，没过几天，到了三月九日，又成立了由鲁道夫•许布纳中将领导的“快速临时法庭”，它只听从希特勒本人的指令。看起来，那最后一点信心似乎只能依靠惩戒来维持了。
安全机构的情报人员在四月中旬也报告说，大多数人对领导的信任已经是“一落千丈”。戈培尔也只得恼火地说，越来越多的机关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空气中蒸发了”，党已经是“大势已去”。尤其让老百姓感到愤怒的是，从三月中旬以来，某些城区把十多个被处死了的人挂在树上和路灯杆上，眼下，为了收到更大的威慑效果，竟把他们挂到了街垒和由坦克设置的路障上。到底有多少具这样的尸体，自然不得而知。根据保守的估计，在最后的那三个月里，被处死的大约有一千人之多。有些指挥官对这种乱抓乱杀的行径也极为气愤，他们指示自己的部队，在不得已时可以用枪与特种法庭对着干，比如“明希贝格”坦克师的师长汉斯•穆梅特少将就是如此做的。
失败是注定的了。接下来会怎么样，人们关心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人们怀有的一线希望，似鬼火般在遥远的地方闪烁。时局让马丁•鲍曼的妻子葛达•鲍曼想起《埃达》中的“世界末日”，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她是这样写的：“巨人和侏儒，芬里斯狼和米特加特蛇，所有强大的恶魔，都向众神的桥头扑来……众神的城堡开始摇晃，似乎一切都完了。可突然竖起了一座新的城堡，它比以往所有的城堡都要漂亮，巴尔图又活过来了。”这是一条最为熟悉的逃亡之路，她走的路，是避开现实，遁入神话的空洞词藻中。可所有的逃生之路已都已不通。它们无法越过城内大火焚烧后留下的废墟堆、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难民流和愈益糟糕的混乱局面，也越不过势如破竹的推进，同盟国军队以这种不可阻挡之势从东面、西面占领了大片大片的国土。抵抗无异于螳臂挡车。在某个什么地方，疲乏的、濒于解体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做着抗击，元首的命令是传递不到他们那儿了。此时的希特勒，只控制着几个杀红了眼的外围阵地，和一块围绕着首都的越来越小的地盘。
但在战争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就似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虽已明显地处于枯竭，却将失败演变为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胜利，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初一次关于将要到来的战争的设想中说过，“那么我们就自己灭亡，并拉着半个世界跟我们一道走向灭亡”。现在是他实践自己预言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