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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先秦时代。
在当时,有一种表演形态,既在形式上体现了戏剧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散落,又在内容上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讽喻格调,那就是优的活动。
优从巫演化而来,仍然是祭祀礼仪的产物,但在美学职能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巫既娱神,也娱人,但外层目的是娱神,娱人只是一种“副产品”;到了优,活动的目的已经完全转到娱人上来了。
优的社会地位,明显地低于巫。巫凭借着“通神”的特殊身份,成为古代社会中或大或小的“精神领袖”,优就没有这种便宜了。
优的任务,主要是歌、舞、说笑话。有时候光说笑话不够了,还会来一段滑稽表演。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身材矮小的侏儒,不得已借此来谋生。遇到比较贤明宽厚的主子,优的活动中可以包含较多直接讽谏的因素。即便是苛严的统治者,一般也允许优在嬉谑滑稽中“谈言微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卑贱的优,构不成一种政治势力,所以也构不成一种威胁。他们在独断专行的政治运作中,有优的聪言慧语辅佐着思索和选择,觉得有利无弊。更何况,这种讽谏与艺术相伴,与愉悦合一,听来怡性适情,不便抵拒,也很难抵拒。先秦时代有一些特别机智、敏捷、果敢的优,甚至获得了统治者特殊的信任,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发言权,已成为“殿前弄臣”。例如优孟和优旃,就是这样的人物。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述过几则优的故事。其中一则是说,楚庄王所爱的马死了,要以大夫之礼安葬,左右以为不可,楚庄王生气了,说“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别出心裁,入殿门仰天大哭,说仅以大夫之礼葬马,规格太薄,应以人君之礼葬之。楚庄王问他具体的仪程,优孟洋洋洒洒,极言葬礼之隆重,楚庄王听了,自感失了分寸。
优旃打消秦二世“漆城”的荒唐念头,也用类似的办法。他赞扬“漆城”的主意,却又请秦二世考虑漆成之后把油漆晾干的“荫室”该怎么搭。比城更大的荫室搭不成,“漆城”的主意虽好也难于实现,秦二世只好接受这一逻辑。
这类讽谏驳诘,是以机智的反向逻辑达到政治和伦理的目的,其间并不包含太多审美的成分,因此不宜过分地与戏剧拉线搭桥。优能歌善舞,说他们是歌舞演员则可,说他们是最早的戏剧演员则不妥。
只有优孟扮演孙叔敖的一则,具备了戏剧美的因素。楚相孙叔敖死后家穷,优孟得知,“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优孟把一个已死的孙叔敖扮得惟妙惟肖,去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以为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说要回家与妇商计,三日后假冒妇言对楚王说,楚相不足为,如孙叔敖为楚相,尽忠廉治,使楚大振,“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楚庄王听懂了他的话,也窥破了他的装扮,立即对孙叔敖之子封赠“寝丘四百户”,并感谢了优孟。
扮演,是优孟对于逻辑辩难的补充和升格。他在怀疑自己的逻辑力量是否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便以扮演来触发楚庄王的感性感受,让楚庄王进入一种“恍见故人”的幻觉之中。
但是,总的说来,戏剧美在这件事上只是援助了逻辑性讽谏,自己并没有充分实现。
总之,“衣冠优孟”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戏剧艺术的逼近。把优的活动看得过于戏剧化,理由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