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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于1939年7月2日出生于格利法达。就读于雅典国家工学院。从年轻时起，就从事政治活动。1967年4月21日政变后，他反对帕帕多普洛斯军政府，创建了希腊抵抗运动组织。1968年8月13日暗杀帕帕多普洛斯的企图失败后，他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他被转移到了博亚蒂监狱，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1973年的特赦使他重获自由。翌年，军政府下台，在首次的民主选举中，帕纳古里斯以中间联盟党选入国会。为了驱除那些曾与军政府合作却仍保持权力的政治家们，他进行了斗争。但是他是孤立的，而且为此受到死亡的威胁。1976年5月1日，他成为一场神秘的车祸的受害者。他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典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一天，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他看起来比他34岁的年龄要老些。苍白的双颊上深深地刻着几道皱纹，乌黑的头发间露出了几绺银丝，他的眼睛像两潭忧郁的水。也许是愤怒的水？即使他笑了，你也不会认为他在笑。况且他的笑也是勉强的，就像打出一发子弹那样，一瞬即逝，他马上又紧闭双唇露出痛苦的怪相。在那张脸上你找不到健康与青春的痕迹。当他第一次被绑在受刑台上并听人说“现在你会受尽痛苦以至后悔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同时失去了健康和青春。但是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没有后悔来到人间，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后悔。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是那种把死亡看做另一种生存的人，因为这种人没有白白浪费生命。最残酷的刑罚，判处死刑，三天三夜等待被枪毙，最不人道的监狱生活，五年被囚禁在1.5米宽3米长的水泥牢房里，都没有使他屈服。两天前，由于帕帕多普洛斯对300名政治犯实行特赦，他出了博亚蒂监狱。他没有说一句可以使帕帕多普洛斯放心的话。相反，他轻蔑地声称：“我没有请求赦免，是他们强加于我的。我准备好马上再被关进监狱。”事实上，关心他的人们比过去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在狱外对上校们来说太不方便了，漏网在外的老虎总会带来麻烦。对付这种老虎的办法或开枪，或设下陷阱使它重归笼中。他能在外面待多久？这是我在1973年8月23日见到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时想的第一件事。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朋友们和警方都称他为阿莱科斯。他1939年生于雅典，是军队校官巴西利奥·帕纳古里斯和雅典娜的儿子。前者曾在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进行的战争和1950年前的国内战争中屡建战功。阿莱科斯是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非凡的三兄弟中的老二。他是上校们始终未能破坏的希腊抵抗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于1967年8月13日进行的暗杀活动差一点使帕帕多普洛斯丧命，并使军政府垮台。为此他遭到了逮捕和酷刑，并被判处死刑。这个刑罚是他自己在使法官们都屏息静听的两小时的辩护词中提出的。“你们是暴君的代表。我知道你们会把我送往行刑队。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真正的战士的美妙歌声是他在行刑队面前的最后呻吟。”那是一次难忘的审判，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告成了原告这种事。走进大厅时，他那被戴上手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警察解下了他的手铐，可是死命地抓住他的肩膀、手臂和腰部，但是他照样跳起来，伸出食指，愤怒地喊着。为了不使他成为英雄，他们才没有枪毙他。当然他还是个英雄。因为有时候，死要比像他那样活着容易。他们把他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总对他说：“行刑队在等着你。”他们冲进他的囚房，狠狠地鞭打他。整整11个月，尽管他的手腕已变得血肉模糊，但仍然被扣着手铐。后来他们不时地禁止他抽烟和阅读书籍，不给他纸笔书写诗句。但他还是写了，用自己的鲜血当墨水，把诗写在纱布的包装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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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火柴当笔，</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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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在地上的鲜血当墨水，</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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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被遗忘的纱布包装纸当纸张。</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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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写什么呢？</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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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只有时间写下我的地址。</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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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墨水凝固了。</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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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监狱里给你们写信，</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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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blockquote>
他竟能把这些用鲜血写成的动人诗句带出监狱。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获得了维亚雷焦奖，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人们对这本书写了评论性的文章，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其说他是位诗人，还不如说他是个象征。他是勇敢、尊严和热爱自由的象征。现在当我站在他面前时，这一切都使我局促不安。应该怎样向一个刚从坟墓里出来的人问候？应该怎样向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说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咬着指甲，不知如何是好。我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那个8月23日星期四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到达雅典后，我担心找不到他，尽管我已通知他我的到来。我坐着出租汽车到格利法达区的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寻找他的住所。司机终于看到了小别墅，他欢叫起来，一面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炎热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花园里、凉台上和别墅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还有记者、喧嚣声和拥挤不堪的场面。他挂着他那张像基督的脸坐在一片混乱中间。
看来他很疲劳，简直是筋疲力竭了。但是他一看见我就像只猫那样跳了起来，跑过来拥抱我，似乎他早就认识我。即使他不是早就认识我，至少我们也是相识的。在监狱当局同意他看点报纸的日子里，我的文章就成了他的伴侣。他的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及他的表现便我产生了勇气。因此，那种要去对付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的担忧便消失了。我也拥抱了他，说了声“你好”。他也回答说“你好”。彼此再也没有其他表示欢迎或祝贺的话了。我简单地补充说：“我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耽搁在雅典进行采访，然后得去波恩。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静地进行工作？”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带我穿过人群，进到一间屋子，那里有许多希腊文版的我的著作。此外，还有一束为我准备的粉红色的玫瑰花。这束花已被送到过机场，后来又被带了回来，因为负责去接我的他的朋友没有找到我。我很感动，直率地向他道了谢。看来，他理解了我的直率，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的忧郁从眼睛里消失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使我迷惑不解的光芒。这一有趣的闪光使你感受到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无限的温柔和熊熊的怒火，一个得不到平静的灵魂。我能理解这个人吗？
采访开始了。他深沉的，几乎是从喉中发出来的声音富有极大的诱惑力，立刻打动了我。这是一种善于说服人的声音。语气是平静的、带有权威性的。用这种语气说话的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不允许别人反对自己的话，因为他对自己所讲的话从不产生怀疑。对了，他就像一个领袖那样讲话。他一面说一面抽着几乎从不离嘴的烟斗。这样，你会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烟斗上而不在你身上。这一点使他显得那么强硬，从而令人生畏。这种强硬不是新近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摧残而产生的，而是天赋的。正是这种强硬使他能战胜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同时他待人体贴、温柔。当你不知所措时，他会像一艘直线前进的摩托艇突然掉过头，来个急转弯，变强硬为温情。那种温情犹如儿童的微笑，逗人喜爱。例如他给你斟啤酒的样子，又如他为了感谢你的某个看法而触摸你的手的动作。这一切改变他的面貌。此时，他的面部表情不再是痛苦的，而是无戒备的了。他的脸不美：奇怪的小眼睛，一张大得出奇的嘴，短下巴颏儿，还有那些布满在嘴唇上、颧骨上使他变得极丑的伤疤。然而，很快你又会觉得他简直是个美男子。这种美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与他美好的心灵无关。不，也许我永远理解不了他。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出其不意、利己主义、慷慨、不合逻辑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他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这个人的价值远远超过政治人物的范围。也许政治只代表他生命中的间隙，他才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早把他害死，如果没有把他囚禁起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不知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传说。
我们在放着书和鲜花的屋子里交谈了多久？这是我唯一记不起来的细节了。当你听他叙述时不会感到时间的消逝。首先是关于酷刑的故事，也就是他的伤疤的来源。他对我说，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疤。他让我看他手上、手腕上、胳膊上、脚上和胸部上的伤疤。胸部上的伤疤正在心脏的位置，也正是基督受伤的地方。他们是当着科斯坦蒂诺·帕帕多普洛斯，也就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兄弟的面，用一把有缺口的裁纸刀给他留下这些痕迹的。但是他向我显示这些伤疤时满不在乎，丝毫没有自我怜悯的心情：一种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残忍的自我控制力使他变得铁石心肠。当你发现他的神经经过五年地狱生活后，并非没有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觉得更为残忍。当他的牙齿咬着烟斗或他的眼睛被蒙上一层仇恨和无声的鄙视的云雾时，都表明了这一点。他陈述着折磨他的人的名字，沉浸在不可捉摸的冥想之中，以致他的母亲进屋问他还要不要啤酒和咖啡时，他也不回答。他的母亲不时地进进出出。她已经老了，穿着黑衣服，就像希腊的寡妇们从来只穿黑衣服一样。她脸上布满的像蜘蛛网一样的皱纹，道出了她的痛苦。当阿莱科斯在监狱时，她的丈夫由于伤心而死去。她的大儿子失踪了，第三个儿子进了监狱。她自己也坐过牢，被关了四个半月。但是，无论是威胁还是敲诈，都没能使她屈服。在一封给伦敦一家报纸的信中，她曾写到过她的儿子们：“树是站着死的。”树指的是她的儿子们。六年前就死了一棵树：乔治。
六年以来，几乎谁也不知道乔治的音讯。乔治是大哥，他步父亲的后尘，升到了上尉。1967年8月他拒绝在希腊军队里服役，像阿莱科斯一样开了小差，由埃沃罗斯河逃往土耳其。到了伊斯坦布尔后，他去意大利大使馆要求避难。意大利使馆竟拒绝了他的要求，托词必须通知土耳其政府、意大利政府，还有不知道什么人。这是我们的耻辱。乔治又逃跑了，这次去了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又一次向意大利使馆求援，遭到了同样的拒绝。但是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使馆比较近情理，他们接待了他，并让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他上街被叙利亚警察发现没有护照而被抓。后来他又从叙利亚警察手中逃跑到黎巴嫩。从黎巴嫩本来想去意大利，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阿拉伯国家承认了希腊军政府。他选择了与希腊军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的以色列，打算从海法乘船去意大利。而在海法，以色列人逮捕了他。乔治信任他们，说出了自己是谁。他们便把他抓起来交给了希腊政府。他们甚至没有审讯他，就把他押上了一艘往返于海法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希腊船“安娜·玛丽亚号”。从此他就销声匿迹了。当轮船进入埃季纳和比雷埃夫斯这一段航程时，似乎他还在船舱里。但是当船驶进港口时，船舱是空的。是他从舷窗里跳出去逃跑了，还是有人把他从舷窗扔出去了呢？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从海上不时地飘来一具具尸体，当局招来雅典娜认尸，她总是回答说：“不，不是我的儿子乔治。”
到了夜间某个时刻，我们中断了采访。来访者逐渐散去。雅典娜邀请我在她家里宿夜。她还准备了晚餐，铺上了最好的桌布。阿莱科斯看来已不那么拘谨和严肃了，很快打开了他的那扇给人带来无穷意外的门：他竟在谈话中开起玩笑来了。比如说称他的囚房为“我在博亚蒂的别墅”，把它形容成一幢十分豪华的别墅，设有室内外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私人影院和金碧辉煌的会客室，备有去伊朗购买新鲜鱼子酱的厨师，还有女奴们献舞和擦洗手铐。在这样的天堂里，有一次他进行绝食，“因为鱼子酱不新鲜，不是灰颜色的”。接着以同样的语调，叙述他与奥纳西斯、尼亚库斯<small>[1]</small>、洛克菲勒和亨利·基辛格之间的“众所周知的友谊”，或形容他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以及前一天“借给英国安娜公主”的游艇。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难道在水泥坟墓里他竟保存了幽默和笑的能力吗？可能是这样，甚至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当我饭后继续进行采访时，阿莱科斯又严肃起来了，并神经质地咬他的烟斗。这一次我们一直谈到凌晨3点。3点半，我疲惫不堪地倒在他们为我在客厅里安排的一张床上。床头墙上挂着巴西利奥穿着上校军服的照片，镜框边上挂着金质、银质和铜质的勋章：这是他1950年以前参加过数次战役的见证。在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张阿莱科斯在工学院工程系当学生时的照片，他那时还是中间联盟党的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张绝顶聪明伶俐的脸蛋，没留胡子，但并不因此能帮助我揭开他这个谜。我站起来仔细察看，同时想起了在旁边房间里看到的两兄弟小时候的照片。乔治长得英俊、乖巧，有教养地坐在红色天鹅绒上。而阿莱科斯在照片中看来像只怒目而视的小老虎，站在一块红色天鹅绒上，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的独立性，好像在说：“不，不！坐在那个玩意上我不干！”东歪西斜地穿在身上的那件针织衣，说明他对自己的仪表毫不在意，妈妈的责备和请求也无济于事，他还是我行我素。他还表现出拒绝一切建议、命令和干预，小小的右手自豪地、挑衅地插在腰间，左手抓住裤子上掉了一个纽扣的地方。我对着照片凝视了多久？这一点，我真的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一件正方形沾满了尘土的东西。我把它抓在手里，心里有一种揭开秘密的感觉。我发现这是一本17世纪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证件说明是阿莱科斯·帕纳古里斯的财产。这个证件已有300年的历史。这里所指的阿莱科斯是曾与土耳其人打过仗的曾祖父。后来我得知从1600年至1825年，帕纳古里斯家族出了很多英雄。有的叫约尔戈斯，也就是乔治，就像1823年死于法利埃罗战役的年轻的约尔戈斯。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叫阿莱科斯。
第二天我去波恩。当然，这不是永别。阿莱科斯送我到机场，他要我答应再回来。几天后，当他住进医院治病时，我回去了。我发现了一些略能帮助我解开这个捉摸不透的人的秘密的东西。特别是他献给我的长诗。诗题是《旅行》，叙述一艘永不停航的船只，它从不屈从于诱惑，也不感到有必要靠近港口或驶往河岸去下锚。水手们要求、恳求船长，但是他迎着暴风雨的袭击，继续驶向一盏明灯。船，指的是阿莱科斯，船长也是他，水手们也是他。航行是他的生命，这是一次只有死亡才能使其告终的航行，因为这艘船从来不会抛下铁锚。无论是温情、欲望或应得的休息都不会使它停泊。任何说理、诱惑和威胁，都不能使它回头。因此，如果你相信这艘船，珍视这艘船，你就不应该挽留它，不应该用岸上绿洲和人间天堂的幻景使它停止前进。你应该随他去进行他所选择的疯狂的航行。在他众多的矛盾中，有一点是绝对不变的。“连尤利西斯到了最后也得休息，到达伊塔卡后，他就休息了。”我读完了长诗以后说。他回答道：“可怜的尤利西斯。”然后，又给了我另一首这样开始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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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伊塔卡登岸，</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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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你将感到何等不快？</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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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面临的是另一种生活，</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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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何必匆匆到来？</blockquote>
我认为在医院里听他讲话的那一天，我真正成了他的朋友。后来我又多次去雅典，如果说每次都使希腊当局感到不快，那也没有办法。尽管他们不敢阻止我入境，但边防警察要我填写别人从来不用填写的表格。我在雅典停留的日子里，他们非常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监视我并不困难，因为我住在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的住宅里，那里的电话是受控制的，还有四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不知道多少便衣警察，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这所住宅的每一扇门窗和整条大街。
从心理上来说，好像阿莱科斯还在坐牢，而我与他一起进了监狱。有一次他陪同我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待了五天。整整五天，始终有人跟踪和监视我们，并且向我们进行挑衅。我们去伊腊克林参观克诺索斯<small>[2]</small>，警察的汽车在半米的距离盯着我们。我们进餐厅吃饭，他们便把汽车停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去参观博物馆，他们守在门口等我们。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从相反的方向过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装置获得信息。真是一场噩梦。在干尼亚机场，我遭到一名便衣警察的侮辱。在去雅典的飞机上，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两个座位上，整个旅途受到监视。回到雅典后，我们不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享受一顿不受监视的晚餐，因为警察马上就会发现和跟踪我们。甚至在一位因心脏病而去世的民主党部长的葬礼上，他们还折磨我们。还有，帕帕多普洛斯一直没有同意我采访他，但是根据希腊驻罗马使馆的说法，似乎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多么遗憾！如果能问问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大赦，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如果能告诉他，无论阿莱科斯走到哪里都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欢迎，那就更有趣了。人们在路上拦住他，拥抱他或者试图去吻他的手。出租汽车司机让他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上车。汽车司机停车向他致意。咖啡馆不让他付钱也是经常的事。一句话，大家都支持他，与他站在一起，只有为军政府服务的人才反对他。看到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使我终于对这位难以理解的人有了一点认识。我明白了一些问题，例如他的烦恼和不悦，他对永远得不到的平静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无法控制的愤怒表现出来，还有他那无济于事的大胆，生气地给国内最强有力的人约安尼迪斯打电话，对他进行挑衅，唆使他再次逮捕他。或者他效仿尤利西斯的狡黠和尤利西斯的心血来潮，从各种含义上说，他跟尤利西斯越来越相似了。还有当他看见卫城时，竟热泪盈眶，因为卫城是他所信仰的一切的象征。他的沉默是忧郁的，但是也有短暂的欢乐使他重新得到几小时或几分钟的青春。有时他突然爆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有时也意想不到地开玩笑，但这种玩笑会由于情绪的突变而立刻消失。他对给他写情书、向他公开发出邀请或对他施展诡计的女人所表现的端庄是过分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而且，无论是他过去的风流事，还是目前的私生活，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因为“一个正经的男子汉不这样行事”。他是个胆怯、顽固、自豪的人。一千个人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总能想方设法为他开脱。关于他暗杀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想杀人，我也不会杀人。我要杀的是暴君。”他的话多么令人高兴呀。
与此同时，他申请护照。对他来说，弄到申请护照的必要证件就很不容易了。无论他到哪个机关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碍。例如格利法达市政府证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从注册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没有他的名字。为此，他毫不掩饰地苦笑着说：“我没有出生，注意到了吗？我还没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跳着说：“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七天后，一个星期一，他们发给了他护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护照。三小时后我们乘上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动身了。但是我们离开时的情景也是不寻常的。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行李检查后，我们来到候机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衅性地把我们围住了。后来，扩音器通知旅客登机，我们来到第二号门，出示了我们的登机卡。他们把我们推到后面。“为什么？”阿莱科斯问道。没有回答。“我们有护照和登机卡，我们已经办了一切手续。”没有回答。其他旅客都进去了，搭上了大轿车，又从轿车上下来进了机舱。飞机就等着我们两人了。但是我们无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人向把我们当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作解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30分钟过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过了30分钟后，他们又允许我们上飞机了。也许他们给公安部的头目打了电话。也许这个头目又报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认为在最后的时刻阻止阿莱科斯动身的错误做法，就国际上来说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关上机舱的门以后，飞机在跑道上还停留了40分钟。那天地面指挥塔并没有出什么毛病。机舱里笼罩着窘迫不安的气氛。但是当我们飞上了天，飞上了世界上最蔚蓝的天空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
后来发生的事是另一本书<small>[3]</small>了。因为阿莱科斯成了我生活的伴侣，伟大的爱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直到1976年5月1日晚上他去世。他是被人为的车祸杀害的，但当局很快把它定为一般的车祸。为了更好地了解下面他十分重视的采访记，很有必要知道从飞机在罗马降落到他们把他杀害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构成他的存在的主要事件。请看下面。
同我一起离开希腊后，阿莱科斯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斗争基地。这里有我们居住多年的家，从这里他出发去法国、德国和瑞典旅行。在流亡期间，他还从这里多次秘密回国，从没有被约安尼迪斯的警察发觉。1973年11月工学院的暴动以及屠杀学生的事件，造成了政变中的政变：约安尼迪斯夺了帕帕多普洛斯的权，把他抓了起来，并自定为希腊当然的主子。于是阿莱科斯的头号敌人成了约安尼迪斯。他使用一张假护照到达雅典机场后，马上采取自杀般的冒失行动向约安尼迪斯挑战。约安尼迪斯知道了，他寻找阿莱科斯，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红花侠”<small>[4]</small>一样，阿莱科斯总能逃过警察的罗网，在离开希腊前，甚至还寄了嘲弄约安尼迪斯的明信片。他在雅典停留的时间很短，只待24到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同志们组织起来，爆炸几颗示威性的炸弹。他重新组织了希腊抵抗组织，特别重视以“老挝人民”命名的小组。这个小组从事最危险的行动，但是十分注意不伤害无辜者。他们投放的炸弹从没有造成牺牲者。在欧洲，他通过移民、民主党、新闻界、广播、电视和与他有明显联系的社会党的关系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夏季，即军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和无能而倒台。帕帕多普洛斯是狡猾的独裁者，是有政治头脑的人。约安尼迪斯却是一个无知的大兵，对政治懂得甚少。他们想通过推翻马卡里奥斯实现希塞合并，但马卡里奥斯却奇迹般的没有被杀害。这件事导致了土耳其入侵这个岛国。后来，当希腊几乎要与土耳其交战时，约安尼迪斯又劝说军政府辞职，作出了无可奈何和自相矛盾的决定，把政府交给了1967年帕帕多普洛斯推翻的反对派。卡拉曼利斯重返雅典，成立应急政府，形式上重建了民主。
在与阿莱科斯一起度过的11个月中，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他没有被害的情况下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他会怎样行动。我认为政治只是他非凡的才华和势不可当的个性的一个方面。在他身上存在着民众的保护人和领袖的特征。这是千真万确的，是难于否认的。但是据我看，他的价值来源于文学才能，他真正的才华是诗的才华。他说“政治是义务，诗歌是需要”。他喜欢重复地说这句话并非偶然。总而言之，我认为他的民众保护人和领袖的才能在紧急的情况下要比在民主的正常状态下发挥得更好。他可能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卡拉曼利斯重返国土后，他没有马上回希腊。直到8月13日，他谋杀帕帕多普洛斯未遂周年日，他才决定回去。这次回去使他重新与战斗结了缘，而与文学分道扬镳。雅典正在准备政治选举，中间联盟党马上给了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他接受了。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包括他的去世，总是与日期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巧合：他是11月17日当选的，正好是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日。当然，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多大的鼓舞，一星期后他又在意大利了，而且一如既往，继续频繁地回到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的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标准，能无误地用意大利文书写。他穿意大利式的服装，吃意大利式的饭菜，用意大利的家具布置他在雅典的住所，把它布置得与我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一模一样。
在议会中，阿莱科斯很快就表现出他是个最好斗的议员。他不给任何人安宁，尤其不给国防部长埃万盖利斯·托西特萨斯·阿韦罗夫安宁，因为此人与前政权的关系不清。阿韦罗夫的权力超过卡拉曼利斯的权力，因为他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里存在着发动政变的危险。阿莱科斯认为他对国家是一个威胁，因此每次发言时总是从这个含义上指责他。阿莱科斯知道有文件可资证明阿韦罗夫与前政权存在着勾结，以及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把暴政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上校和上尉们清除出去的原因。这些文件保存在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在军政府倒台后神秘地消失了。1975年，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阿莱科斯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找这些档案。对帕帕多普洛斯、马卡雷佐斯、帕塔科斯、约安尼迪斯以及对军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审讯，还有后来对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和哈齐齐基斯的审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保了密，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那几个月里，关于阿莱科斯人们只是谈论他对被告们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一直为帕帕多普洛斯和其他人免于死刑而奋斗。他说：“在专政时期杀死暴君是责任，在民主时期宽恕是需要。正义不能通过挖掘坟墓来取得。”对曾经如此惨无人道地折磨过他的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作证时，他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的证词只持续了40分钟，以冷漠和毫不在乎的口吻提到了几起最严重的事件。他甚至宣布他的敌人已经不是戴着锁链、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而是新政权中的可疑的代表人物。
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阿莱科斯掌握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文件。他还找到了有关他的党的一位议员德梅特里奥·察佐斯的材料。这件事使他决定退出中间联盟党，并以独立左派的身份留在议会中。可是，自从他把自己放在高傲的孤立地位时起，他始终面临的危险就成百倍地增加了。他成了希腊最令人不快的人了。对于奉行假的和不稳固的民主的主子们来说，他知道得太多了。再说，他又是如此勇敢而难以被吓倒。那么就得消灭他。他们就在他向议会提交文件的前夕消灭了他。地方法官在阿韦罗夫的唆使下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于是阿莱科斯只得采取引人注目的举动，在议会里把文件交给卡拉曼利斯。他本应于5月3日星期一交出文件的，5月1日，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间，当他去格利法达妈妈家的路上，两辆汽车紧跟着他。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以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