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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蒂斯·派克于1921年8月31日出生在纽约州的里弗黑德。1942年至1946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五枚勋章。194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54年至1960年，任地方治安官。1960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12月，西摩·赫什<small>[1]</small>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揭露中央情报局的内部间谍活动的文章后，国会决定开展一场对整个情报系统的调查，并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从1975年开始起，由奥蒂斯·派克领导。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没有广为传播，但其内容被刊登在《乡村之声》上，引起一片抗议和喧闹。1978年，派克向国会提出辞呈，转而投身于新闻事业，并嗜好垂钓。80岁时，退居佛罗里达的维罗比奇。
必须读了派克议员的报告全文后，才能知道曾经引起和不断引起这位挺身而出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基辛格，反对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勇士的愤慨，尽管到了我们手中的报告经过审查和砍杀已面目全非。必须了解奥蒂斯·派克其人，并被他昔日泪汪汪的模样所感动，才能知道政权的大量丑行。形形色色的政权都一样，无论它是穿着暴君的制服，还是披着行善的外衣。奥蒂斯·派克的例子表明，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同它搏斗只能有助于追忆梦境和纯洁自己的良心。像堂吉诃德那样幻想当英雄而有所收获就会遭殃。
其实，奥蒂斯·派克并不是个英雄。如果他是个英雄，那么，他就会坚持到底，吞下由他的议会调查带来的苦果，就会冒丧失议员席位的风险，甚至会弃官为民，就会不经任何人的允许，不通过审查和自我审定，不玩弄词句和影射，在不篡改原稿的情况下发表报告；他就会继续反对基辛格这一合法行动，看后者受到法庭的判决；他就会变本加厉地受到几个月来国务卿、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折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更妙的是在精疲力竭、厌恶失望到极点时，他投降了。他把全部事情移交给国会，接受了福特的否决，屈服于蛮横和虚伪。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意大利所有被收买的人的名单。祈求和寻觅这些名字毫无用处。我就此作过尝试，但是有绝对把握的只有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米切利将军，另一个是银行家辛多纳，还有第三个人，由于太使我吃惊，我从没有透露他的名字。现在我告诉大家，他是意大利社会党的议员。据说，米切利从基辛格授意的马丁大使那里领取过经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的辛多纳把领取的钱交给了天主教民主党。人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党议员的情况，三人的名字过去（和现在）都记载在被福特没收的原始报告中。向我提供情况的是两位律师，他们都是奥蒂斯·派克的助手，他们收集材料后编写了报告。我会见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秘书。会见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跟踪和监视。
虽然奥蒂斯·派克不是个英雄，但他仍是个与殉难者十分相似的人物。人们应当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应当告诉他说：“您尽了一切可能，做了您力所能及的事，先生，我们同样感谢您。”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勇气进入斗兽场，去填饱狮子的肚子。（有一头狮子，名叫亨利·基辛格。当他张开大口吞食时，绝不是闹着玩的。他拥有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华尔街、现政权和差不多整个新闻界。这还不把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的特殊友谊计算在内。）圣人为了穿上修士的长袍而放弃一切财产，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他们那种不近人情的坚韧性。奥蒂斯·派克本人就是现政权里的人，他并不是个要改变社会和人们思想的革命者，也不是个准备绝食，以示抗议的激进分子。出于他的那种微妙的正直，他力图不以革命者和激进分子的形象出现，而以美国富裕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的面目出现。这样的公民信奉教育他成人的准则，即上帝、祖国、家庭、不挥霍美元和打了折扣的民主。弗兰克·卡普拉<small>[2]</small>早年拍摄的一部影片《迪兹先生进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想。是的，由加里·库珀（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那个人偶然地成了议员，或者说，错当了议员。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前往华盛顿，给大家出了很多难题，后来遭到了失败。奥蒂斯·派克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历史证明了这点：他生于纽约州的里弗黑德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曾有14个月，驾驶飞机轰炸所罗门群岛，有8个月，驾驶侦察机在冲绳和北京的上空进行侦察活动。他共执行了120次战斗任务，荣获5枚勋章，因英勇作战而取得上尉军衔。1946年，与同学多丽丝·奥思结婚后，他对她忠贞不渝，以至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接她打来的电话。他说：“只要多丽丝找我，我总在的。”他有三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进入政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职业律师。他通常在钓鱼或划船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擅长于弹钢琴和打乒乓球。他又是个嗓音圆润的民歌手。从1960年起成为民主党议员。他是在北方白种人最多、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萨福克县里屡次当选为议员的。他是政体的产物，也效忠于政体。多年来，他对越南战争从无异议。只是在1973年，他才站到了尼克松的对立面，投票反对轰炸柬埔寨。他的批评没有触及基辛格，他相信基辛格是个伟大的人。一直到调查时，他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正是进城的迪兹先生式的这种纯洁，他的这种顺从者独有的随风倒使他对政权的指责变得激烈起来。正是由于他事后发现的这个几乎是他有意回避的现实使人们对他产生敬意，甚至好感。我在他的议员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国会大厦。我第一眼见到他时，就喜欢他。我喜欢他那易怒而和善的面容和金黄透白的头发；我喜欢他那高大而不拘小节的形象以及裤子上经常不烫裤缝，或者外衣上少个扣子那样的不修边幅；我喜欢他那洪亮而恼怒的声音，俨如不顾一切，坚信正义必胜的新教布道者的声音；我尤其喜欢他那无声、痛苦和天真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欺骗了我，捉弄了我。”我采访时，对他的态度温和，原谅他言不尽意。他始终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你要知道，他说出的话远比他想说的话要少。他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恐惧心，但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有时，它隐现在他的嘴角上，有时，闪烁在他的目光中。这是他们曾对他施加的，还可能继续对他施加的残酷的家庭讹诈给他留下的烙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他甚至不让我引证我在翻阅《乡村之声》报时指给他看的报告。仅有一次，他接过报纸，读了我用红铅笔标出的两段话：“当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证据。他们交给我们一堆经过大量删改的纸片。如果删改这个词指的是在几页白纸上零乱地写上寥寥几个难于辨认，没有说服力，只是用来欺骗我们的字，那么它是一种极为模糊的婉转说法。”另一段是：“三个声明被改写，比原先的声明更笼统。国名删掉了，只有以美元计算的一个大概数字，加进了无数的一般性描述。”他阅读后默不做声，也许他正在思考着基辛格的朋友们在那页纸上写的那些缩写字母：“3/ND/DOLLVNM/T-0144-6SG/TRANSL-DECRYPT UNJAC/VN-NRIY-30/300G+FM IJB/TO-CQ-INFO/BBM-STOP/CNNB 30119-5610M/LO/22-300”。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派克先生，威廉·科尔比说，您的报告是绝对片面的，完全存有偏见，是怀着诽谤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撰写的。他说，报告里根本没有写进他说的所有的话。
奥蒂斯·派克（以下简称“派”）：对，仁慈的上帝啊！没有。如果我写下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那岂不成了他的报告，而不再是我的报告。我的任务不是编纂一些能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同的东西。显然，科尔比先生不喜欢我的报告。现在告诉你们吧，中央情报局做了令人厌恶的事情。中央情报局没有从事它的主要任务，即为美国提供正确的情报，可以向你们讲述中央情报局的严重滥用职权、低效率和挥霍浪费的情况。实在是一堆垃圾。仁慈的上帝啊！不，当然我不会期待科尔比先生来感谢我。我一点也不在乎他说我的那些话，甚至我还得这样回答他：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我的调查的。在我的委员会面前，科尔比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诚实，也就是说，比那些代表着我们执行机构的人更为诚实。
法：您指的是基辛格吗？
派：是的，我不难承认，与开始调查时相比，到结束调查时，我更不喜欢基辛格了。他不提供情况。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所有的情报来源——不仅仅是涉及外国国家元首的情报，而且涉及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报——都是纯属个人的，因此国会不应该插手。而科尔比先生则……对，科尔比先生是个有才能的人，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时而用字义学作为挡箭牌。但是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正当的问题时，他会给我一个诚恳的答复。他不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与那些让他为大家付出代价的人相比，他的罪过要小些。
法：如此说来，科尔比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
派：我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还相信他甘愿充当替罪羊。有一天，我问他：“您愿意当替罪羊，对吗？”他没有回答，依然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那里。但是很清楚，他乐意扮演自己所选择的角色。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出色地扮演这一角色，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对我们态度恰当，对他的那伙人忠贞不渝。他离开中央情报局时，大家都把他看做一个伟人，因为他拯救了他们。这是个无懈可击的战略，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咳！那个科尔比对我耍尽了花招，他取得了胜利，而我遭到了失败。
法：派克先生，在什么意义上您遭到了失败？
派：最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让我发表报告，扼杀了我的报告。当众议院说，报告未经总统许可不能发表，应由总统确定报告是否会危及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时，我当即就明白自己失败了。他们使用的词句恰好是“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而对他们来说，这种活动就是凶杀、秘密战争、收买外国政治家。我的报告也就是谈这些事。我理所当然地要求发言，阐明福特永远也不可能同意发表这份报告的。我感到遗憾，仁慈的上帝啊！我感到万分遗憾。它本来是份很好的报告，是一份人们为之而骄傲的报告。他们却把它扼杀了。何等可怕的失败！在我的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的失败，但这次失败最为惨重。不幸的是……咳！很简单：他们委托我们做一项工作，我们做得比他们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比他们担心的更好。
法：把一切决定交给总统的投票，是谁要求的？
派：白宫、国务院、政府。当然还有基辛格博士。总之，所有对我们委员会怀恨在心的人，所有不同意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实行监督的人。在这些人中还包括很多议员。他们找了一大堆借口：同总统争执不合适呀，理查德·韦尔什被害的事呀……他们问我：“你的报告中有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名字吗？”我回答说：“当然有。但都是那些作证过的人的名字。”他们仍然担心。“删去所有的名字！否则我们将会为另一个韦尔什事件承担责任！”我解释说，是我首先提出不要写上名字的，但解释也是白费口舌。我进一步说明，在写完报告前，我们委员会的人就发表还是不发表这两种意见进行了一周的讨论。我们删去了名字，删去了其他的事情。写下的报告不包含我们所知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样的说明还是白费口舌。
法：派克先生，还是您的不是。有必要把这件事递交国会吗？有必要取得总统的许可吗？
派：没有必要得到总统的许可，我们不必请求总统的任何许可。但是有必要把它递交国会。事情由此而起。由于受到种种阻挠，如亨利·基辛格的阻挠，我们耽误了时间，没有来得及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报告。我们请求国会再给我们两周的时间，国会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整整两周的时间里，一个编辑小组起草了报告，委员会需要一章一章地，有时甚至还得逐字逐句地进行审查。冒着失实的风险而匆忙发表报告是不负责任的。1月23日，报告审查完毕，并由委员会以九票赞成、四票反对的多数获得通过。这就允许我们印出清样，但是那四个人却强词夺理，不肯罢休。按照规定，他们有五个立法日的权利，以书面形式陈述他们的反对意见。“立法日”指的是议会开会的日子。因此，实际天数不止五天，而是八天。在委员会即将解散的时候，这四位持不同意见的人抛出了他们的书面文件。为了发表报告，进行投票已势在必行。
法：那四个人是谁？是基辛格的人吗？
派：我认为是他的人。您看，因为正是在同一时期，我也投票反对再向安哥拉拨款。在委员会中愿意发表报告的九个人在投票时都反对再向安哥拉拨款，而不愿意发表报告的四个人却赞成继续向安哥拉提供款项。这不清楚吗？
法：清楚。我觉得这是一种掩饰得很巧妙的虚伪。如果他们想破坏您的计划，那么为什么要委托您进行调查呢？为了迷惑美国人和世界舆论吗？
派：我同意您的说法，虚伪是个恰如其分的词。
法：派克先生，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参议员丘奇身上就没有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他能发表自己的报告？他也谈到了智利，谈到了谋杀……
派：丘奇也遇到了后来我遇到的类似问题。他遵循过后来我遵循的类似程序。他同中央情报局就哪些内容该包括进去，哪些内容该避而不谈曾发生过争执。他按照他们的要求删去了一些东西，自己又主动删去了一些东西。结果，他的报告比我们的报告更残缺不全。那个报告中缺了很多内容，很多内容。不予发表是丘奇唯一没有遇上的灾难。那么您会问，为什么他们允许他发表报告？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个临时性的报告，提到的是一个已经陈旧的议题：谋杀企图。议题涉及的是那些已经不再担任职务的人的活动。他们或是已故的总统，或是已经下台的总统。我们报告的议题是眼前的，涉及不久前刚发生的事，牵涉到至今仍在政府里任职的人……
法：包括基辛格。
派：包括基辛格。我还得告诉您：丘奇的总结报告尚未发表。丘奇应该在3月份交出报告。我担心，当他交出总结报告时，将会遇到我已经遇到过的同样困难。即使是他的那种情况，借口也不会少。譬如，他们会再次抓住杀害韦尔什一事……您应该明白，韦尔什的死极大地震动了美国，并给中央情报局和它的人员以无比的同情。
法：耐心等着吧，我们还会从《乡村之声》报上读到丘奇的总结报告。
派：我不能同意把《乡村之声》报说成是美国的官方喉舌。当您在那张报纸上读了我的报告后来谈它时，我不得不回答您说，我不知道您在谈什么。如果是人所共知的事，那么它就不会成为官方的东西。
法：派克先生，我理解您的愤慨。实际上，您的那份报告是被人窃取的。但不管您承认与否，它毕竟是您的报告，不是凭空捏造的报告。掌握这份报告的并非《乡村之声》报一家，但它是敢于向当局提出异议，有胆量发表它的独家报纸。遗憾的是它已经经过了审查修改。谁有未经审查修改的原始报告呢？
派：总统有，基辛格有，中央情报局有。中央情报局往往什么都有，往往什么都有。在委员会成员收到初稿的当天，他们也收到了初稿。我愿意这样做，以防他们将来指责我说其中有错。另外，国会的四个委员会，共计100人左右也有这份初稿。我还得告诉您：每个众议员或参议员只要保证不泄露他看到的内容，那么都能看到初稿。但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法：为什么？
派：噢，多数议员觉得不看报告心不烦。报告中使美国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充耳不闻。水门事件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创伤。但水门事件只是使人们认为尼克松是个可恶的人，而现在的事会使人们认为美国是个罪恶的国家。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恶国家的公民呢？
法：派克先生，最令人不安的事就是这种伪装的纯洁。归根结底，你们的报告无非是证实了在世界其他各地人们基本上知道的那些事，或者说，至少是人们有所怀疑的那些事。但是过去你们不相信。譬如，当卡斯特罗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谋杀他时……
派：确实我们不相信。在柬埔寨和老挝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也许报纸还就此写了些文章，但普通的市民不相信。更糟糕的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不相信，就像我一样，他们只相信政府说的话。需要演这出戏，才能使我信服他们过去对我说的全是谎言。我愿意私下告诉您一件事：开始调查时，我十分敬重基辛格，我相信他是个……是的，相信他是个伟人。在美国，人们相信那些他愿意相信的事，人们听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带来喜讯的人受到称赞，得到晋升；带来噩耗的人受到降级，被逐出政权。
法：派克先生，让我们再回到虚伪这一话题上来吧。在谁那里您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派：来自总统，来自基辛格，来自科尔比，来自联邦调查局，泛泛地说，来自政府。他们一直答应同我们进行各种合作，而后来却不向我们提供情况。这也是为了耽误我们的时间，他们知道委员会的存在是短暂的，因此想方设法来耽误我们的时间。现在我已恍然大悟。当我们说需要某些文件时，他们从不回绝。他们只给我们其中的一份，这样必须再向他们要，他们又只给我们一份，再要，再给你一份。我相信文件，因为它们证明人们曾经说过的话，而不是后来人们随心所欲说的话。为此我只能向他们要文件，而他们每隔很长的时间，像滴水似的给我一份。有时什么也不给。譬如，关于博亚特备忘录。国务卿先生干了什么事呢？他指责我要把国务院所有的次要人物钉在十字架上和奉行麦卡锡主义。他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要了解某些事，那么必须询问“那些制定美国政策的重要人物”，重要人物将乐意帮助我们。于是我向他——基辛格要文件，当然他拥有这些文件，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不准任何人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回答我们说，那个文件需要有行政特许权才能阅读，总统也申请过行政特许权。
法：博亚特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文件？
派：我马上就告诉您。托马斯·博亚特是国务院塞浦路斯科的主管人。据我所知，就美国人在塞浦路斯的做法上，托马斯·博亚特持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他把自己的异议写进了一个备忘录，称为博亚特备忘录或异议备忘录。我们确实认为这个备忘录对于了解我们在塞浦路斯不幸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揭示真相的唯一方法。但是基辛格采取了我上述的那种做法，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还为能阅读到那个文件出了一张证明，可是无济于事。显然，我们邀请了博亚特先生作证，但这也无济于事。博亚特想出席，但基辛格反对。
法：博亚特先生现在何处？
派：他们给他晋了级。我想他现在可能在智利。让我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是的，他现在智利，是我们大使馆的首席馆员。
法：但是基辛格来作了证。
派：只有一天：上午和晚上。不必再由我来向您描述他的行为，因为报告本身已说明问题。我要告诉您的是，我曾想方设法试图让他讲述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事，但是我没有得到成功。他总是以自己的政治特权作为挡箭牌，总是以“纯属个人的”消息来源这一套作为挡箭牌。我要告发他无视国会，三个告发他的决议我都投票赞成。但事情到此为止。议会大多数人不愿意扩大事态。不然，他们将不得不在基辛格和我之间、基辛格和委员会之间作出选择。谁也不愿同他为敌。
法：为什么在美国，人们如此害怕基辛格呢？
派：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替他拉车的马太多了。那个基辛格是个十分狡猾，擅长于社会交际的人。只要事态不按他的愿望发展，他就召集新闻界的伙伴，大造声势，发表社论来同反对他的人唱对台戏。与他相抗衡，尤其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表明我并不怕他。
法：那么您为什么不单枪匹马地把告发他无视国会的事进行下去呢？
派：我本来可以进行下去。但是我放弃了，因为这样做只能白费时间。我们的司法机构像意大利的司法机构一样办事不迅速。在基辛格上被告席之前，委员会就可能已经解散了。这样我就得在受束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掣肘。他们甚至强迫那些次要的证人沉默不言。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能谈“某些事情”。基辛格甚至通知他们，如果审判庭里没有国务院官员在场，他们不能接受审问。没有人违反这个指示。啊！刚才您问我：“那么为什么要委托您进行调查呢？”我说，那么他们为什么需要调查？“虚伪”是个神圣的词，“迷惑”人是恰如其分的表达。人们可以理解科尔比的闪烁其词和中央情报局的阻挠，因为中央情报局处在受审的地位。但是束缚我们手脚的并不总是中央情报局，束缚我们手脚更多的是基辛格，是总统，是国家安全局，是联邦调查局本身。为此我认为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向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工作的。
法：那么谁有权向中央情报局发号施令？是国务卿，即基辛格吗？
派：与其说是国务卿发号施令，不如说是国家安全局的总统特别助理发号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