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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科尔比于1920年4月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志愿者入伍，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两次越过敌人的防线，空降在法国和挪威。战争结束后，他先在哥伦比亚法律学校完成学业，之后在纽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后，搬迁到华盛顿，进入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他在罗马领导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59年到了越南的西贡，在那里待到1962年。1968年因执行凤凰计划<small>[1]</small>重返越南。1973年至1975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国会的殷勤和远离白宫的立场促使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建议下于1975年让赫伯特·沃克·布什接替了他的职务。从此他致力于咨询活动和书写回忆录。1996年4月27日，他在马里兰离他家不远的罗克波因特死于一起水上事故，看来似乎是一起意外事故，也许是在驾驶游艇过程中掉进水里。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令人恼火的争吵。它既可悲又可恨。虽然采访是在文明的气氛中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但也不能改变其争吵的实质。除了表面上玩弄问答游戏和借用了新闻采访的名义之外，实际上双方都意识到充当着矛盾的一方和互相敌对的角色。他代表着权力，代表着主宰和扼杀一切的无孔不入的无形吸血鬼，而我则是他的牺牲品。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监视、干预和收买政府，策划种种阴谋和行凶杀人，甚至监视我的行动，例如窃听我的电话。我认为自己有权平静地生活和享受属于我的自由。于是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他发动进攻，当面正告他说我的国家不是他的一块殖民地，不是他的一个香蕉共和国<small>[2]</small>。我的怒火很快引燃了他的怒火。于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相互容忍。我们像两只格斗厮杀、浴血奋战的昆虫，面对面地相互非难、指责，彼此使用着刻薄的语言（他把这一切称之为思想上的防范措施），持续了几个小时。这出戏包含着一些荒唐，甚至近于疯狂的成分。冲动和愤怒使我的声音有时发颤，而他的声音则始终保持不变，既有节制又显得自信。唯一的敌意来自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那样一动也不动，时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可是即使在他射出凶恶的目光的瞬间，他的嘴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手依然平静地去倒咖啡。这个折磨着我的冷酷的男人像谁，答案很容易找到。他像宗教裁判所的神甫，或者像苏联共产党的官员。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我曾在报纸上见过苏斯洛夫<small>[3]</small>的照片。威廉·科尔比的目光与苏斯洛夫相同，鼻子和嘴巴也与他相同。他们甚至都是修长、干瘦和优雅的身材，都是那样严峻无情。最后，我失口说出了他使我想起了库尼亚尔。其实他与库尼亚尔的共同之处仅仅是狂热和缺乏一种所谓的美德——怀疑主义。（他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表明他那不仅对共产党人，而且对所有左派人士的无法抑制的疯狂仇恨。）
威廉·科尔比当中央情报局的显赫官员达28年之久，还当了两年半的局长。他的自我叙述是其真实的写照。他是这么说的：“怎么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出于偶然的机会。为什么进中央情报局？为了智力冒险，也为了爱国主义。我的父亲是陆军军官，他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从他身上既继承了爱好旅行的传统，又继承了热爱美国的传统。我父亲的家庭于1600年从英国迁居这里。两百年之后我母亲的家庭也从爱尔兰迁来。我母亲在巴拿马怀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小时候曾在中国的天津住过几年。18岁时去法国学习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毕业于法律系，本来想当个律师，为什么最后成了侦探？肯定不是为了消遣。我从来没有看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书，只读过政治、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著。事情就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军官，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我不愿意留在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关注战争的进程，于是自愿加入了伞兵队。那时我22岁，一天，战略情报局来了一个人。他正在物色适合空投到欧洲去支援抗战的人员。这个差使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曾先后把我空投到法国和挪威。在那里我与游击队一起并肩作战，进行破坏活动。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解散，我当了律师。但是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又进了秘密情报机构组织，到了中央情报局。朝鲜战争后我在意大利待了几年，然后又去华盛顿和世界各地。在吴庭艳执政时代和1969—1970年间，当我领导‘凤凰’行动的时候，我曾两次去越南。”当然他没有谈到凤凰行动经常采用暗杀手段，消灭了两万名越共游击队员。当我提醒他这一点时，他认为两万人不算多，在一次战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没有谈到近几年来发生的悲剧无一不与他有关。他与智利、塞浦路斯和库尔德族人的悲剧都有牵连，这仅仅是随便提到的两三个例子。但是他承认自己是那些资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采访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报局在我国进行的行贿活动。
采访—吵架是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普通别墅里进行的。那里是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居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结婚。最大的34岁，是个律师。）我采访了他两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个下午。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失礼或表现出不耐烦，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催促过我。他始终彬彬有礼，举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谓完美无缺，就像他在回答参议员丘奇<small>[4]</small>或众议员派克代表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质问时的表现一样，甚至在谈及中央情报局的罪行所产生的丑闻和他被迫辞职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当然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当几乎全世界都报道了我的采访记从而引起轰动时，他依然保持着镇定。这次轰动同我发表对基辛格和库尼亚尔的采访记后引起的轰动程度不相上下。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报刊上，他都宣称这篇采访记说明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是如何取得辉煌胜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惨败的，并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克格勃的头头？后来，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并说明他对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还给我写了几封短信，对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联合公司所属的香蕉共和国。科尔比先生，使某个政治阶层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认为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佩尔蒂尼有权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
威廉·科尔比（以下简称“科”）：不，因为我们的众议院通过表决规定对那些人的姓名必须保密，因为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护它的合作者，必须保护与它一起工作的人。当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国政府来决定。我现在不是代表政府讲话，而是代表中央情报局讲话。我的意见是否定的，我的建议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协同工作的人同我缔结的协议方面，这是我起码应做到的事。你们的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不是有专门从事调查的警察吗？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只要说“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接受钱”就行了。我认为这样做就很好。我不能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怀疑而牺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应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会找不到这样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对六个人的名字回答说“不是”，而对第七个人的名字回答说“无可奉告”，您就找到了您想找的人。为什么不到俄国人那里去打听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去问苏联政府那些从莫斯科领取酬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名字叫什么？苏联人所干的事与我们所干的事完全相同。他们存在与我们同样的问题。
法：科尔比先生，我们以后再谈俄国人，现在先来谈中央情报局。如果我这个外国公民来到这里资助美国的一个政党和你们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们的一些记者，那么会发生……
科：那您就干了一件违法的事。要是被我知道，我就会向联邦调查局去告发，让它逮捕您。
法：说得好。那么我应该向意大利警方告发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员，将你们逮捕。
科：我可没有这么说。
法：怎么没有？如果我贿赂某位派克先生或某位丘奇先生是非法的，那么您贿赂某位米切利先生不也是非法的吗？
科：我没有说您贿赂。我说您的做法触犯了我们的法律。
法：科尔比先生，您的做法也触犯了我们的法律！您可知道我还要说什么？在各种堕落的人中最令人厌恶的是行贿者。
科：我们中央情报局不进行贿赂。如果你们的社会里存在腐败现象，那是早在中央情报局出现之前就有的。贿赂就意味着送钱给某个人，让他为我们效劳。但我们送钱给人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钱是送给那些想有所作为而财力不足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支持民主政权。意大利是理应了解这点的国家之一。30年来，是美国的援助阻止了意大利沦为独裁的共产主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一直给予意大利的中间民主政党以支持。
法：科尔比先生，他们是你们的“顾客”，就像您在派克的报告中所用的称呼。在英意字典里，“client”一词译成意文是“顾客”，对您来说“顾客”是什么意思？
科：嗯……就是……您为什么聘请律师……律师为他的“顾客”做些什么？律师帮助顾客……是的，是律师的顾客。
法：那么您把自己当做意大利天民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律师喽？
科：是的，就是说……不，我不愿意评论任何的特殊情况。
法：为什么？难道您给我的回答是谎言？
科：我不撒谎。当有人指责我撒谎时，我很痛苦。真的没有对您撒谎。我有时避而不谈某件事，有时拒不提供情况，严守秘密。但我决不撒谎，即使我想这样做也不行。不论是众议院和参议院，还是新闻界，它们都不允许我撒谎。美国情报机构的首脑不像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的首脑那样可以否认事实。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法律的监督下活动，而不是逍遥于法律之外。有时为了摆脱困境，只能说“无可奉告”。但是，我想就我们资助民主党一事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帮助民主党来反对希特勒，那么它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法：科尔比先生，我马上可以回答您，在意大利根本不存在希特勒。受到基辛格颂扬的格雷厄姆·马丁大使想给米切利将军的80万美元最终根本没有落到民主党人的手里，而是落到了希特勒的走狗们的手里。
科：我不想讨论中央情报局的某个特殊行动。但是我告诉您我很尊敬马丁大使。我们一起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持公正立场和真正负责的人。此外，我认为在这一类活动中，中央情报局可以有一种观点，而我们的政府可以有另一种观点。决策不是中央情报局作出的，是总统作出的。请不要忘记中央情报局的每个行动都是为政府服务的，是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的。虽然政府的指示有时可以接受有时则不然，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央情报局都严格执行。至少在一年前，也就是在通过新法律之前是如此。总统可以召见中央情报局局长，指示他说：“去做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法：如此说来，恰恰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要把那些钱给米切利，而中央情报局确实是反对的。如果您见到他们，请您向他们致谢，因为法西斯分子用这些钱制造了炸弹。
科：我不能谈这个。但是我知道新法西斯分子只拥有8%的选票。尽管他们中间有极端分子，但是不存在“向罗马进军”的危险。我知道你们的危险来自共产党人。我知道战后我们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帮助各种民主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这已经延续了25年，甚至30年了。
法：其结果是共产党人目前已经到了政府的大门口，而且他们在每次选举中所得的选票都有所增加。您认为那些钱花得恰当吗？您认为你们的情报机构明智吗？
科：一般来说，我们不乱花钱。有些事情不能只根据某个因素来判断。对这件事就不能根据共产党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得到33%的选票来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意大利的介入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是有益的，积极的。我讲的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马歇尔计划。当我住在罗马时，即1953年，人们乘坐摩托车去旅行，而如今人们旅行时乘坐汽车。如果1948年或1960年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那么你们今天就不会生活得这么好。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要比一个普通的波兰人生活得好。由此看来，美国的对意政策不是错误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当你们说日子不好过时，你们是在重弹1955年的老调。那时候你们叫嚷过政府糟糕透顶，一切都要垮台。在意大利你们总是把一切都看成是灾难性的，你们总觉得自己处于悬崖上。但是1955年并没有发生灾难，现在也不会发生，因为有善良的意大利人。
法：科尔比先生，当然他们不是您的“顾客”。
科：我指的是一般老百姓。
法：您在意大利时最喜欢哪一位政治家？
科：我想是德加斯贝利。但是我不能点名，我不应该点名。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我并不认识……我是一个青年官员，我的工作是收集情报，并与政治团体保持接触，因为我会讲意大利语。我只能告诉您，那时候，我主张向左派开放。是的，向社会党人开放。过去我尊敬他们，现在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社会党人是西方人，是欧洲人，他们确实信仰自由和民主。早在50年代，我就认为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是犯了一个大错。但是我也认为那样的联盟是不会长久的。为此，我确实主张向他们开放。但是，这并不是美国当时对意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法：是的，那时的大使是克莱尔·布思·卢斯。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人，您过去和现在与美国大使馆的合作达到了什么程度？
科：显然，过去我与大使馆进行过很多合作。我那时是政治专员。中央情报局总是同各使馆一起行动，大部分情报来自我国的各驻外使馆。卢斯太太工作得很出色，好极了。我至今还是卢斯太太的朋友。她是一位风趣而能干的妇女。
法：在干涉我国的事务上尤其能干，尽管我的国家不是她的殖民地。但是你们在意大利的活动不仅仅通过使馆。谁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的真正立足点是国防情报处。请问，您有什么权利擅自利用我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监视我在家里的行动？比如说，您有什么权利来监听我的电话？
科：因为这可以使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至于监听电话……我可以肯定我的电话在很多国家多次受到监听，但我从来就不在乎。即使现在受到监视，至少在感情上，我也毫不在乎。但是我排除监视的可能性。试图去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去了解人们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这又不是去窃听别人的隐私，只是为了弄清您是否有一支要向我瞄准的手枪或者用来对我下毒手的其他武器。总而言之，您要问我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在另一个国家通过地下活动来使用它的情报机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法律回答说不行，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行得通。因为从道义上说人们有权利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借以保护自己。它是不合法的，但是人们有权利这样做。
法：让我们来看看我是否理解得对。您承认是不合法的，但是却又认为通过别的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活动则是合理的，例如通过我国的情报机构。
科：并不尽然，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一种情况是，一个外国的情报机构帮助我们，这是由那个国家的政策决定的。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这是两个邻近的盟国，他们都担心受到入侵，于是就一起工作。
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最杰出的行动是斯维特兰娜·斯大林<small>[5]</small>从莫斯科的叛逃，对不对？
科：我不能说，特别是在调查期间，我不能谈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与外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如果我这样做，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这样做，那么人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们的情报机构了。一个情报机构不应该谈论它的伙伴。您无法想象曾经发生过的事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多大危害。大极了，其影响遍及整个世界。现在就有人对我们说：“我怎么能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能把生命交给你们吗？或许你们会把一切都告诉参议院和国会。”很多人和我们翻脸，很多过去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不再继续干了。”甚至某些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们过去给过你们那么多的秘密材料，从今以后我们什么也不给你们了。”我们失去了很多合作机会和很多代理人。
法：仅仅是代理人呢，还是还有顾客？
科：也有顾客。有些人对我们说：“请你们不要再给我们什么了，否则你们过后会说出去。”这些人中有新的顾客也有老的顾客。他们感到被出卖了。为了不泄露他们的名字，我们中央情报局进行过多次的斗争，我认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围绕这种事所做的宣传仍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克格勃身上。在意大利有大批克格勃的代理人，很多。当然，其中也有意大利人。克格勃在意大利除了依靠意共以外自身还做了很大的努力，非常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求克格勃透露它的代理人的名字、它的主顾的名字和它的活动情况，没有一个人要求它以民主和自由的方式来行事。人们既不指责克格勃的罪过，也不透露克格勃的任何内情，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谁指控过克格勃干涉了你们国家的内政呢？
法：科尔比先生，您错了。事实的真相恰恰是我们既不要你们也不要他们。我们已经受够了你们和他们的罪。
科：好，好。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谈论意大利共产党人从同东欧的贸易中赚到的钱呢？所有同苏联以及其卫星国做生意的来往物资都是通过代理公司引进的，而这些代理公司按一定的比例把它们的一部分利润分给意大利共产党人。这是个好办法，虽然很复杂，但是很好。他们这种办法在过去30年中日趋完善。如果美国与意大利进行政府间的贸易，并把利润分成给意大利某个政党，那么您会怎么说呢？
法：难道中央情报局不想这样做吗？马丁那样的大使不想这样做吗？洛克希德航空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难道不想这样做吗？
科：您的论理方法和间接论证的方法与众不同。您说其他的人都是棒小伙子、好人、纯洁的人、出众的人。苏联人把与意大利做买卖挣得的钱分成给某些人，然后再由这些人转交给意大利共产党，而您却说：这同我们是一回事。是的，过去他们在波兰就做过这样的事，以便使波兰共产党能进入政府，从而能掌权。开始的过程总是这样：资助共产党，然后促使它进入政府，从而掌权，并且留在政府里掌权。如果它不按苏联要求的那样留在政府里掌权，那就会祸从天降！莫斯科就会派一个代表团来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坐在谈判桌旁，并告诫说“要表现得好一点”。您想让意大利也落到这步田地吗？假设意大利的腐败只是某个方面独有的现象，假设意大利的共产党人都是纯洁的棒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您愿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吗？您愿冒这个风险吗？请您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而现在已经不是。您只要能找出一个就够了！在这个国家里，共产党曾掌过权，后来又根据民主的原则自行引退，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请您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只要说出一个，只要一个！
法：科尔比先生，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选举中取胜，你们美国人将会怎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