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的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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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的侯赛因于1935年11月14日生于安曼。其父于1952年退位，次年，他宣布继承王位。他的外交政策被国际观察家认为是有争议的。国王主张他的国家向西方开放，但是在国内为了对付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冲突又不得不授予军方所有的权力。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放弃所有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他站在伊拉克一边（由于签署了获得石油的优惠条约），但是不得不在约叙边境线上使自己的军队与叙利亚的军队相对立，因为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后来的几年中，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在国内取缔了军事管制法，允许成立政党。1994年，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签署了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和平条约，该条约的设计者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侯赛因患上了白血病，因并发症于1999年2月7日在安曼去世。之前，为了使他的长子侯赛因·本·阿卜杜拉得以继承王位，他修改了宪法，废黜了他的弟弟哈桑的王位继承权。

国王给人以痛苦、自矜、毫无幻想的印象。你看到他，总感到需要为他做些事情，哪怕只是对他低声劝说：“陛下，放弃一切，离开这里吧！否则，他们将加害于您。如果您遭遇不测，将不会有人感谢您。陛下，这不值得，您冒的风险太多了。您才33岁呀！”你本应对国王大声疾呼，而不是低声劝说。你克制自己，不是担心冒犯国王，而是你知道国王洞悉一切。国王的遭遇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八字胡已经斑白，深深的皱纹说明青春已是遥远的过去。你曾看到过比侯赛因表现得更悲哀的脸吗？他的嘴角常常显露出沮丧情绪，即使在微笑和大笑时，他也好像处在悲哀之中。我不相信国王会笑，也许在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是短暂的例外。无论在何时何地，他的情绪都不能使你相信，生活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当然，国王过的不是苦行僧或圣徒的生活。他喜欢女人、摩托车、赛车、海滨度假和激烈的情感。在捍卫生活方面，他并不是弱者。他会打靶，而且百发百中。他是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着的，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国王坐在他那王宫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穿着一身淡绿色的、不是很漂亮的西装，衬衣倒很合适，系着一条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带。安乐椅很大，这使他只有1.59米的身材显得更矮小。要是他靠在椅背上，他的脚只能刚刚触及地毯。但是他依然靠着椅背，双臂架着扶手，从容地交叉着两手。这表明，身材矮小并没有使他表现怯弱，相反，健壮的体魄使他显得威严。他肩膀宽阔，两臂肌肉发达，双腿粗壮结实，简直像一头时刻在寻找交配机会的好斗的小公牛——要是一时忘记了他的面貌，你很自然地会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这头小公牛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它永不屈服。你用绳索套它，它先逃跑，然后再转身向你扑来。如果你把它套住，关进牢笼，它会撞击牢笼，直到你把它放出笼来赶进斗牛场，投入一场搏斗。挑逗、折磨、伤害，只能使它更加奋不顾身，尽管它的反击——角顶、头撞、脚踢——是犹豫的、盲目的、错误的。这就是侯赛因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他的痛苦和悲伤主要是由此产生吗？也就是说，是由于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一头被推入斗牛场，将不可能活着出来的小公牛吗？国王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有长矛手、短扎枪手、斗牛士、朋友、敌人、以色列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总之，勾结起来反对他是很容易的。对于侯赛因国王来说，掌权并不舒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成为人们暗杀的目标，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

人们一谈起侯赛因，就会想起暗杀、阴谋、冷枪、炸弹和毒药。他自己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反对我的阴谋如此频繁和五花八门，以至我有时感到自己是一部侦探小说的主人公。”众所周知，对他的第一次暗杀，发生在他16岁那年。在他面前，他的祖父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杀害。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门口。左轮手枪的子弹不仅打中了阿卜杜拉，而且也飞向侯赛因的胸膛。是他祖父替他别在军装上的一枚厚实的徽章救了他的性命，子弹碰到徽章后又弹了回去。叙利亚米格战斗机事件发生在1958年。当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飞往欧洲时，两架飞机向他袭来。高超的驾驶技术使他幸免于难。他先是俯冲，然后又拉起，而且按“之”字形的航线飞行，以致险些撞在山上。1960年，有人对他使用更阴险毒辣的手段。那时他患鼻炎，大夫让他用滴鼻剂治疗。一天，侯赛因打开一瓶新的药水，无意间，一滴药水掉入盥洗盆，盆里顿时吱吱作响，药水落下的地方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洞。原来有人拿走了他的滴鼻剂，给他留下了硫酸。还有那个趁他熟睡时投出匕首的侍从，那个把毒药掺进食物的厨师——由于国王的随从让王宫里的猫先尝了食物，阴谋终于败露，国王安全脱险。在侯赛因要去看望哈扎·马贾利首相时，首相办公室里被安放了炸弹。但侯赛因没有死，因为炸弹提前爆炸，炸死了首相和另外8个人。4梭子机枪子弹曾射向那辆看来是他的而实际上是他叔父的汽车。他的军队的最高司令阿布·努瓦尔，曾组织过一次军事叛乱。当时军队驻扎在扎尔卡。侯赛因跳上一辆吉普车赶到那里。他跳下吉普车时，马上有一支手枪对着他。这一次他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比那个人更快地开了枪。国王平时总是在腰带上佩带着科尔特-38型左轮手枪，他睡觉时就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他越是处于危险中，就越要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就是侯赛因最不寻常的地方。我那天到达安曼机场时，看到跑道上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壮实小伙子，长得很像侯赛因。小伙子帮助一位举止文雅的太太领着两个孩子，一直走上一架开往伦敦的班机，然后自己走向停在门口的一辆奔驰牌小轿车。他坐进驾驶员的位置，独自一人驾车向城里驶去。我叫了起来：“那个人真像侯赛因。”有人回答说：“对，他就是侯赛因。他外出总是不带警卫。”侯赛因的勇敢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而且带有鲁莽和令人费解的色彩。1967年，当以色列向约旦进犯时，他是去前线的唯一的国家元首。他是一个人驾驶着吉普车去的。他的士兵们狼狈溃逃，他却冒着枪林弹雨前进。今年1月份，当以色列越过锡法边界，用50辆坦克发动进攻时，侯赛因赶到那里，在现场指挥战斗。这些事是古代的大将干的，今天的将军再也不参加战斗了。因此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喜欢不惜生命地冒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仅仅把冒险当做一种乐趣。他从事的体育活动也只是反映了他的这种嗜好。他喜欢跳伞，喜欢熄灭直升机上的引擎，让飞机自由降落，直到最后一刹那才重新使它升起。他喜欢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驾驶保时捷轿车。他喜欢在他那架猎鹰者喷气式飞机上做鲁莽的特技表演。他还曾化装成出租汽车司机，夜间在安曼的街上招揽顾客，并询问顾客对名叫侯赛因的新国王的看法。

从表面看不出国王能做出上面所讲的那些特殊举动。恰恰相反，他举止稳重，待人亲切，笑容可掬。他从开门跟我握手的那一瞬间起就是这样。他问我在约旦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给我找麻烦。如果有的话，我应立刻告诉他。他暗指谁，这是很明显的。他是以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口气说话的。他要向你表明，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是他，而不是你在这以前会见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讲明了这一点以后，国王递给我一支约旦香烟，并弯着腰给我点上。我说：“人家提醒我要称您为陛下，但这是我第二次忘记了……陛下。”他对我这句强调我在礼仪方面的无知的话感到很有趣，回答我说：“别管它。如今的国王也不过是国家的职员。我认为不必讲客套，我从来不讲客套。”这倒是真实的。他接见记者时经常不穿外套，他住的小别墅里房间很少，侍从也不多，他的妻子穆娜自己做饭。他那时的妻子是穆娜，也就是那位可爱的英国打字员，跟他结婚前名叫托妮·加德纳。侯赛因尽管当时曾多次背叛她另找新欢，但是还是爱她。他们爱情的基础看来正是这位女人的朴素。她并不因为自己做饭而感到羞耻，她拒绝接受王后的桂冠，勉强接受了公主的称号。因此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侯赛因为了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妻子，竟然遗弃了她。他的家庭生活与一般反对离婚的小市民的家庭生活并无区别。

我问国王是否可以开始提问，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他那镇静自若的神态马上消失了。他原来讲话时的那种果断而威严的声音听不见了，听到的是有礼貌的低语：“请，请提问吧！”这使我怀疑他是否有些胆小羞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他的确有些羞怯，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发现你并不伤害它，于是它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后退时的那种羞怯一样。你也可能为此感到吃惊。但你不会对他具有与兽类相似的自卫本能和躲避袭击的灵活技能感到惊奇。事实上，虽然他受的是西方教育（我没有忘记侯赛因是在瑞士接受教育，是由格拉布·帕夏培养的，这个英国人后来帮他建立了军队），但他血管里流的是百分之百的阿拉伯的血液。他敏捷伶俐，诡计多端。听到我提的笫一个问题后，他双唇紧闭，两臂微微颤抖。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这种反应出现过多次，而且每当我向他提出一些使他为难的问题时，他就做出这样的反应。看来他并不喜欢接受采访，因此我的这次采访不是一次了不起的采访。他答应给我40分钟的时间。45分钟后，他看了看表，偷偷地松了口气，轻声说：“很抱歉，我们得中止谈话，我另有约会。”没有任何办法延长这次会见。我们在门口告别时，他答应几天后再继续谈，但事实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难道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继续他自己也知道是不诚实的谈话吗？还是因为他跟我谈的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事情纯属莫大的谎言？他坐在那张大得要把他吞掉的安乐椅上，显得对巴勒斯坦人是多么同情，多么宽容，他是多么渴望和平。他咬文嚼字，“和平”这个词就像口香糖一样在他嘴里转动。可是，5个月以后，是他促使贝都因人反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洗。这就是今天称为“黑九月”的大屠杀。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自卫。战斗徒劳地持续了多天，因为游击队受到突然袭击，不可能对付一支完整的军队。即使在难民营里，也有成千上万的死者。目睹过这些尸体的人，都说侯赛因的军队是惨无人道的。有些人被捆绑起来割掉了生殖器或截去了四肢，有些人被砍了头。在受害者中有老人、儿童……这是一个卑鄙的事件，非常卑鄙的事件。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应都是厌恶地谴责侯赛因。许多人认为，他这个行动恶化了局势。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人们的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幸存者逃到黎巴嫩，在那里重新组织力量，大搞恐怖主义，在欧洲搞得越来越凶，甚至在那些对他们表示友好和谅解的国家里，也同样地搞。于是发生了慕尼黑、罗马机场和苏黎世的屠杀事件。难道我因为侯赛因对我撒了谎而鄙视他吗？我不知道，我想不一定。作为像他这样一个受折磨的国家元首，当然不可能向敌人透露自己的战略，更不可能向一位记者吐露真情。由于他摆脱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办法是基于180度的突然转变，基于预料不到的大屠杀，所以，他除了跟我撒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说谎说得很好，他的谎言说明他是一个可悲的人，也是不可信的人。命运注定他是可悲的，客观需要使他是不可信的。谁愿意处在侯赛因的地位呢？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说他们建立了国中之国已不再是荒谬可笑的了。

约旦的侯赛因（以下简称“侯”）：我知道有许多事情是不行的。他们的过火行为、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我不能允许的，有时还引起摩擦。我为此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并援引他们答应遵守而常常没有遵守的协议。约旦是一个主权国家，约旦是一个为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付出过代价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对我这些话的反应是讲道理的。我相信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但是，我们还远不能说，一切会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然而……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制止巴勒斯坦游击队，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我的回答是：我今后也不会制止他们、赶走他们。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我不愿这样做。说我是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俘虏不是事实，这是以色列的宣传。不是我不能控制他们，而是我不愿意控制他们。因为他们有权利战斗，有权利抵抗。他们受了20年的痛苦，现在以色列还占领着他们的土地。要是约旦不援助他们，那么谁该援助他们呢？您不要忘记，我国人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您不要忘记，难民的悲惨遭遇在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明显。我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

法：但他们并不跟您站在一起，陛下。在巴勒斯坦游击队中，我很少见到对您友好的表示。我常常遇到——该怎么说呢——对您敌视的表示。

侯：当人们受到凌辱而发怒时，他们采取行动是不考虑后果的。这一点使我伤心，但并不使我泄气。我们会达成协议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并不是傻子，我则是个乐观主义者。当然是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但是，在生活中往往需要作出选择，然后忠于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保护巴勒斯坦游击队，我将忠于自己的选择。即使我的态度可能看来是堂吉诃德式的，天真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和平解决方案。

法：陛下，您真的相信会和平解决吗？

侯：是的，我相信。我一直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为实现这个决议而进行斗争，今后，我还要进行斗争。我的态度是明确的。我重申：要实现和平，以色列就应该从它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撤走，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以色列不愿撤走，他们不要和平。

法：您接受安理会的决议，这就意味着承认以色列有权存在。总之，您不否认以色列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抹杀的现实。

侯：不，我不否认。接受那个决议自然包括承认以色列。这意味着我相信与以色列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法：陛下，这正是违背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意愿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要消灭以色列，不承认以色列有权存在。巴勒斯坦游击队把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人都看成是他们的敌人，甚至是叛徒。他们拒绝一切和平妥协，他们不排除战争，他们需要战争。陛下，您的立场怎么能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立场调和呢？

侯：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们相信巴勒斯坦游击队迟早会认为需要达成和平妥协，因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会说服他们承认这个必要性。再仔细想一想，在我希望和平和他们愿意战争之间也没有多大区别。在西方看来这可能是可笑的，但对我们这些思想比较灵活的人来说，这并不荒谬。我和巴勒斯坦游击队都愿意看到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我绝不会接受那种不承认我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权利的和平。我告诉您，要是以色列接受安理会决议，游击队的进攻就会停止，因为到那时，游击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是以色列人的固执才使游击队应运而生，而不是相反。

法：陛下，请允许我表示异议。巴勒斯坦游击队绝不满足于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军队从他们占领的士地上撤走。如果以色列撤军，巴勒斯坦游击队还会继续打下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人才不撤走。

侯：我应该，也愿意相信这不是事实。我应该相信和平，总有人应该相信和平……

法：陛下，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谈到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时，一直重申这个国家将包括约旦河左岸的领土，也就是约旦河西岸。那么这片领土不属于约旦王国吗？

侯：是约旦的，但是那里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巴勒斯坦人。那是巴勒斯坦。因此，巴勒斯坦人迟早会要求对它的所有权，这是正常的，为了忠于我所作出的选择，我不反对这样做也是正常的。当时机成熟时，我会要求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来决定是愿意留在约旦，还是愿意独立。我将对他们说：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你们的未来，我将接受他们的决定。

法：那么约旦还留下什么呢？

侯：留下什么就是什么……我很清楚，西岸是约旦最肥沃的土地。以色列占领了这块土地，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又一次提出了必要的选择：是要利益还是要良心。如果一个国王，即一个国家元首，说他承认人民的自决权，那么，他就应该始终如一。在口头上做个开明人是很容易的，而要切实做到就很难。当这场战争结束时，约旦将是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的国家。

法：陛下，您准备放弃的约旦那部分土地包括耶路撒冷？

侯：是的……但是耶路撒冷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耶路撒冷对穆斯林，对基督徒，对犹太人，都是神圣的。我们阿拉伯人都同意这一点。因此，当前的问题是要使以色列人也明白这一点，承认我们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权利，而不要企图吞并它。您强调阿拉伯世界未来的矛盾，而忘了是以色列人想通过扩张来压倒我们。

法：陛下，这些矛盾不是今后才有，而是现在就有。阿拉伯的团结并不存在。这一点在拉巴特就看到了。

侯：拉巴特会议<small>[1]</small>开得不好。但我一向认为，阿拉伯的团结不是通过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各国间缓慢地、耐心地个别接触才能实现。我们和叙利亚，我们和埃及……我多次去过埃及，以后还会去，因为每次会晤都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有益，棱角磨掉了，细节也澄清了。

法：跟埃及，跟纳赛尔？提起纳赛尔的，总是您。陛下到他那里去，纳赛尔从来也不到您这里来。根据这种情况，能得出您的上述结论吗？

侯：谁比较不害怕旅行就去旅行。因为有的人讨厌飞机，他们把生命看得太重了。可以这样说，我不讨厌飞机。为了寻求朋友，我不害怕旅行。

法：当您的朋友，像叙利亚米格战斗机事件时那样，企图让您摔下来时，您也不害怕吗？陛下，总是您那些像纳赛尔一样的阿拉伯朋友要杀害您。也许是我说错了？

侯：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也不需要谈它……阿拉伯人是我的盟友，是我的朋友……

法：陛下，这我知道。我们意大利人有句谚语，对您颠倒过来用就是“上帝为我提防敌人，我自己提防朋友”。事实上，每当您去会见朋友时，您总是带着手枪。您肯定一把手枪足以保证您的安全吗？

侯：西方人总是担心我被打死。他们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您不害怕被打死吗？不害怕，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敢发誓。我多次面临死亡，以至于我像习惯了白天和黑夜一样习惯了冒险。况且要是我常常想到死亡，那么我甚至连家门也不能出，即使在家里也不会感到安全。我是阿拉伯人，相信天命。应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

法：陛下，那些以自身去冒险取乐的人都讲宿命论。

侯：不是，我并不喜欢冒险。没有一个聪明的人喜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是，冒险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天然要素，就像水对鱼那样。鱼并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水里，因为它不能生活在别的地方。是的，我喜欢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总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否则就不是运动了。我不是为冒险而从事体育运动的，而是我需要活动，需要锻炼。有一次，有人问我最钦佩的人的素质是不是勇敢，我在做出肯定的回答以前犹豫了一下。当然，我钦佩勇敢，缺乏勇敢的人不是人。但是只有勇敢没有智慧是不够的，智慧才是我最钦佩的人的素质。只有智慧和决心才能解决问题。

法：陛下，有智慧也不行，您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陛下，前面您跟我谈了美好的设想，我想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回答您：您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厌烦吗？没有做过比较实际的梦吗？也就是说，让一切都去见鬼吧，还是引退去过平静的生活吧。

侯：有过……我想是有过的。干我这种职业的人，也有认真思考的日子。早晨醒来对自己说：够了……每天早晨都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是否还继续下去？我每天早晨都是自言自语地作出决定：“继续下去，应该继续下去。”您瞧，我不是生来就当国王的。少年时期，我当国王的前景还很遥远，因为我知道祖父死后，王位要由父亲继承。那时我考虑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当律师还是当飞行员，我拿不定主意。要是大家对法律的看法同我对法律的看法一样，那么学习法律是件美事。再说，学习法律就意味着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玩弄公平与不公平的辩证法，有理和无理的辩证法……是的，这要比当飞行员更好些，尽管驾驶飞机是我强烈的爱好，我喜爱辽阔的天空和飞行技术……我驾驶飞机时，从不允许副手进行操作。可是我的祖父死得那样早……我的父亲又得了病，于是就轮到我当国王了。那时我才17岁，多么年轻，很年轻，太年轻了。要知道，这对我是多么艰难啊！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常出差错，出差错……我错了多少年！我很晚才学会。

法：陛下，您学会以后，喜欢它吗？陛下，更进一步说，让我们把问题提得更尖锐和更坦率些，事到如今，您认为当国王值得吗？

侯：这是多么令人窘迫的难题呀！我已告诉您，这个职业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要是有可能选择的话，也许我不会选择它。如果说，当国家元首是有期徒刑的话，那么，当国王就是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我不应该对自己提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应该对自己提出即使不喜欢也要干的问题。做任何工作都会有感到疲倦和厌恶的日子。要是我们屈服于这样的情绪，我们就会成为见异思迁的人，不断地更换工作，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不能那样，只要我国人民需要我，换句话说，只要我还活在需要我的人民之中，我决不放弃国王的职业。我对别人起誓之前，早已对自己起过誓。请相信，这不仅是个自尊心的问题，而且还因为我热爱我们这片国土。我认为，抛弃这片国土去蔚蓝的地中海海滨隐居，是卑鄙的行为，是背叛。所以我要留下来，不管值得不值得，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准备对付任何人，对付任何企图把我赶走的人。

1972年4月于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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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第五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1969年12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会议通过了集中阿拉伯国家的潜力来对抗侵略，加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加强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民的斗争三点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