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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哈巴什于1926年8月2日出生在莱达（特拉维夫东南15公里）的一个原籍为希腊的东正教家庭。1948年，为了确保对连接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战略控制，以色列军队清除了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对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驱赶。哈巴什和他的家人逃亡到贝鲁特，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就读于美国医科大学，并于1951年取得小儿科专业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67年，从其巴勒斯坦分部诞生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他成为了总书记。哈巴什拒绝承认以色列国，主张在反对犹太国的战斗中进行武装斗争。很多年来，他成了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激进反对派的后盾，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1975—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2年，他在突尼斯得了脑溢血被送往巴黎治疗。同年10月，宣布因健康原因退出政坛。2008年1月26日，在约旦的安曼去世。
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曾经在欧洲发生的大部分谋杀事件的元凶。在雅典的以色列航空公司里，一枚炸弹炸死了一名12岁的男孩。慕尼黑机场的交火使一位旅客丧生，其他那些奄奄一息的旅客被送进了医院，一位空中小姐腹中三弹。汉堡犹太教堂里的一桶汽油烧死了七名可怜的老人。一个被藏在从法兰克福起飞的一架快帆式飞机行李架上的装置在空中爆炸，仅仅出于奇迹，飞机才得以返航并安全降落。而另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却未能幸免，它爆炸后坠落在德廷根森林里，47名受害者粉身碎骨。来自不同国家的这47个老百姓，他们的过错就是去特拉维夫。这是最卑劣的事件。它是如此卑劣，以至于人民阵线在通过他们在贝鲁特和安曼的发言人表示对此负责以后又否认说：“不是我们干的。”还有，邮包里放炸弹，到伦敦商店里纵火，在大马士革、阿尔及尔和科威特劫机，更不用说菲乌米奇诺的大屠杀。连巴勒斯坦联合指挥部也称这些事件为“应该受到谴责的罪行”。法塔赫的智囊，阿布·洛蒂夫以厌恶的口吻评论道：“这不是战争，是野兽的行径，是胡闹。但是您是否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
我还没有问过，而这个问题就在我嘴边，同时我还有一番话要讲。我要讲的是：我是来了解你们的，试图通过弄清我的疑问来了解你们。我到过你们的阵线，到过你们的游击队战士中间，倾听过他们的诉说。我尊敬他们就像尊敬那些为了一个理想或为了争取某种权利而战斗的人一样。我接近过他们的领导人，我询问过他们。当他们明智地、老实地讲话时，我钦佩他们。我曾经为宣传你们和你们的立场作过贡献，但是现在我感到泄气。我自问，如果你们使用某种卑劣手段袭击我们，那么尊敬你们，有时钦佩你们，在一切场合宣传你们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中间也有扔炸弹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炸弹扔到你们家里去，我们也没有把他们看做英雄，而是看做杀人犯，把他们抓起来进行审讯，投入监狱。而你们把同样的事情看做英雄事迹，要求我们理解你们，与你们同谋。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当我们在欧洲打仗时，难道我们在你们的火车里放了炸弹，把爆炸装置放在你们的邮包里，放火烧毁你们的集市，向你们的儿童开枪，然后要求你们谅解和合谋吗？只有你们在中立国家里如此为所欲为，而像越共这样的组织从未想过要干这类事。我们还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既然说开了就把它彻底说清楚。在行李里放一颗定时炸弹以便使飞机坠落不需要任何勇气；纵火焚烧穷苦老人收容所，破坏住满了病人的医院里的供氧设备也不需要任何勇气；把两个装满炸药的果酱瓶拿到一个超级市场里去也不需要任何勇气。诸如此类的事在世界任何角落，包括在以色列，都可能发生。可是，攻打一个兵营和一支摩托化部队，或面对一挺向你瞄准的机关枪就需要勇气。像许多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那样的真正的战士越过布雷区，与装甲车和幻影式飞机作战也需要勇气。但是通过设陷阱和搞欺骗来残杀手无寸铁的人，并把矛头指向不能自卫的人，这算得上是战士和好汉吗？
此人知道我去找他主要是为了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并指责他。他以坚定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似乎在说：“我准备好了，开枪吧。”他的眼睛下面是疲惫的双颊，满脸胡须同头发一样灰白，不知有多少天没有修刮了。他留平头，两鬓灰白，身体健壮结实，长着摔跤手的宽肩膀。看起来他不修边幅：穿着没有裤线的长裤，套头的毛衣，蓝帆布上衣。他不像个阿拉伯人，你会说他像个意大利北方人，一个冶金工人或小工。他的每一个举止都带着极大的忧郁和尊严。因此当你细看他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同情心会向你袭来。我不希望产生这样的情绪，我克制着。但是这种同情心的强烈简直无法自制，只是感到恼火和震惊。看来凡是遇见过乔治·哈巴什大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个阵线以恐怖手段与以色列战斗。我称哈巴什为“大夫”，因为他在屠杀人们以前拯救过他们，是一名医生。他不是一个以经济标准来对待病人的医生，而是一个会为病人的死感到伤心的医生。他曾开设过诊所，与一群拿撒勒的修女一起工作。诊所设在安曼，收容的大部分是儿童，因为他是儿科专家。除了儿童外，诊所还接纳那些连一片阿司匹林也买不起的穷人、老人和被遗弃的人。因为哈巴什大夫不仅不收费，而且给病人买药，当他们病好以后还塞给他们一小卷纸币。“拿着，到市场上去买双鞋，买身衣服。”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就这样他把家产花尽。他从来不为自己花一分钱，只在旧衣服上套一件消了毒的白大褂。诊所就是他的家，他睡在一张靠近病房的行军床上。总而言之，是一个施魏策尔医生
<small>[1]</small>。但是施魏策尔医生有时候要发火，并且很严厉；而他却总是和蔼、体贴、宽容。他不是穆斯林，而是正统的基督教徒，信奉“甘愿再受侮辱”的法则。在他的行军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一天，诊所突然关闭。他让病人们去找别的医生，让修女们另找医院。哈巴什大夫失踪了。“他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了？”他到了巴勒斯坦突击队那里，去领导他信仰的唯一事业：冷酷无情的报复。
那是1967年，从那一天起，他为他的新信仰作出了一切牺牲：甚至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美貌的妻子和他长期居住的舒适的家。现在他隐藏起来，只是晚上在保镖的护卫下才出门。他的妻子基本上居住在埃及，在那里攻读心理学。她在埃及经常得到需要求助于心理学才能理解的消息：乔治炸了一家百货商店，一所医院，一架飞机；乔治隐藏起来了，因为以色列入要像绑架艾希曼<small>[2]</small>那样绑架他；乔治在叙利亚因私运军火被捕。这最后一件事发生在去年。在大马士革运到了一批步枪和弹药，哈巴什大夫去取货，不知道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他被关进监狱。要不是阵线的同志们设法营救他，他就出不来了。在中央警察局出现了一位漂亮太太，她长着一双和哈巴什夫人一样的绿眼睛，自称是哈巴什的妻子，请求警察局发慈悲，让她与丈夫见面。哈巴什大夫被带出囚室来到警察局。这位假妻子在拥抱他时在他耳边悄悄说道：“在回去的路上准备好。”当他们把他送回监狱时，警车遭到八个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袭击。哈巴什大夫才得以回到约旦，重新领导起人民阵线。在1972年那一年，唯一使欧洲感到恐惧的是哈巴什领导的巴勒斯坦人，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人民阵线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是那些最美好的感情和最健康的理想——我说是基督精神——受了创伤的人的创造物。它是在哈巴什大夫心灵中和思想上取代安曼诊所的一个机构。乔治·哈巴什在他过去参加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分裂后，把身心全部交给了它。他用明确的思想和蔑视妥协的立场培植这个组织。从战术上他选择了恐怖手段，从意识形态上他信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总之，他与法塔赫的主张背道而驰。难怪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坏，相互指责，旧仇未消，新恨又起。法塔赫指责阵线使国际舆论对巴勒斯坦人产生敌意，阵线回敬法塔赫说它靠几十亿沙特和美国的石油美元过日子。双方都讲了实话。如果阵线使一架载有47名无辜乘客的飞机坠毁，整个世界对此表示愤慨，一伙勇敢的突击队员则想以一场出色的战斗来制服三四名记者，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法塔赫一面空谈革命，一面又向他们宣称要将其消灭的那些人伸手要钱，也就是向美国人手中的石油公司要钱，那也是荒唐的。也许那种以为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作为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更有道理。
从财政上来看，阵线的道德像水晶一样纯洁，它没有分文钱财。每当它向贝都因人购买一支步枪，即使只需要300美元，它的口袋也就空了。而事实上，据说很多步枪是没收来的，或者是缴获来的，或者是一些共产主义国家赠送的。谁要是没有正当理由发射一颗子弹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重复1000遍：“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阵线的突击队员不像法塔赫的成员那样领取薪金，最多每月发给5美元的补助和每30天领取一次回家探亲的旅费。在仅有的几个军事基地里，后勤供应不足，需要勒紧腰带。每天吃的是煮蚕豆或芸豆，日子好过时每星期吃一次肉。不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统统上政治理论课：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最现代的革命理论。子弹不能浪费，但是小红书可以浪费，因为是中国赠送的。阵线穷得连个真正的总部和电话号码都没有。如果你想要与他们联系只能碰运气，或把你住在特拉维夫某旅馆和想见什么人的消息传出去，然后等着有人来叫你。来叫你的人一般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分子，而他们当中许多人是阵线的骨干，这一事实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阵线除了没有总部和电话外，也没有新闻办公室，也不出版报纸，也不拥有运输工具。领我去见哈巴什的好汉驾驶着一辆汽车，其破旧程度使我们两人为能到达目的地而异常惊讶。换句话说，谁当阵线的突击队员肯定不是出于私利或投机。此外它的突击队员的人数极少。传说是2000人，但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坦白说：“1600人。”无论如何，这1600人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以色列和欧洲进行的破坏活动十分残酷，而且是由于这些破坏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且影响着整个突击队员运动。让我们抛开一切传说，从骨子里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而中国和俄国巧妙地利用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给予它支持，对它进行煽动。如果今天的斗争由法塔赫的领导人领导，不管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自由社会党人，并不说明明天的斗争将继续由他们来领导。恰恰相反，很多人怀疑明天的领导人将不是阿拉法特而是乔治·哈巴什大夫，他那个时候用的就是自己的真名实姓。“不，我不隐藏自己，我不伪装自己。谁用假名往往是为了得到戏剧性效果，而我这个人就够戏剧性的了，不必再创造新的戏剧。”我们再来讲我与大夫的会晤。他生来是位天使，但是仇恨，或者是绝望，把他变成了魔鬼。
会晤是在晚上，在安曼郊区与一个难民营相连的一幢住房里进行。房间里只有一张字台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画。手持冲锋枪的突击队员把守着关闭的房门。屋里只有我、他、摄影师和那位引见者。我坐在写字台前，乔治·哈巴什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他弯着背，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等我提问。他始终以坚定、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这样的姿势使我失去了向他进攻的愿望。我问他的年龄，回答是44岁。然后他把手指伸进灰白的头发，似乎是要为自己看来如此衰老表示歉意，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但是，当我提出第一个“为什么”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严肃的解释。他用英语交谈，他对这种语言相当精通，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像一位教授在给学生讲授解剖学。但是他的语调是冷淡的，是一个不需要盟友和朋友的人的讲话语调，他没有这个需要，孤独是他所作的选择。他的这种状态持续了足有一个半小时，直到我问他最后一个“为什么”时，他变得局促不安，甚至哭了起来。他真的哭了。当他叙述到1967年看到3000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用步枪赶走时，他的嘴角开始颤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从他的鼻子边流下来……我该怎么想呢？人的天性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善与恶之间只相隔着一根如此之细，如此难以看得见的线。我没有说什么。我暗暗地想，有时候这根线会断在你手中，使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会使你糊涂的神秘物。在这个神秘物支配下，你再也不敢评价一个人。
但是，当采访记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以后，他错误地让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情报部给我写了一封无耻的信。由此，我就对哈巴什作了评价。那封信否认我使用过“恐怖主义”的字眼，认为哈巴什大夫决不会允许我使用这样的字眼。既然阿拉伯人被认为是犹太人，于是我被指责为排犹分子。信中还否认他放弃行医的年份是1967年，最后否认哈巴什说过他对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一点也不担忧。我用英文写了一封公开信做了回答。信是这么写的：“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情报部显然不知道存在一种叫录音机的机器。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所谓的’，是因为当我在巴勒斯坦时，没有任何一个属于它的成员对我说起过存在这么一个情报部。我采访哈巴什大夫时是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问答的。如果他忘却了某些事情或者故意忘却了某些事情的话，他随时可以听听录音带以便唤起自己的记忆。但是，我愿意设想哈巴什大夫对他的所谓的情报部给我的信是一无所知的。我愿意设想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必定会制止在信中杜撰这么多无用的蠢话和毫无意义的辱骂的行为。事实上，哈巴什大夫很清楚他在麦克风前说过的话。诚然，也许是出于礼貌我没有处处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对此现在我还感到后悔。但是，我曾多次使用这个词，甚至在谈到我们欧洲人过去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并没有杀害过手无寸铁的人们和儿童时，我在哈巴什大夫面前还评论过这个词。对此，哈巴什大夫没有生气和进行反驳。为了说明我是错的，他只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像所有的记者一样，我每一次在采访以后都把采访所得抄录下来并做些加工，但是这一次我没有花很多精力，因为按我们谈话的实际情况写就行了。这个采访记的文字稿从我和哈巴什开始谈话处落笔，以我和哈巴什结束谈话收尾，这不是偶然的。它极为忠实地报道了哈巴什在90分钟内用英语对我讲的一切，录音带上的字句清晰，音响极好。除了1967年这（几）个字以外，不可能有其他差错。哈巴什大夫发音时有轻微的咬舌头的缺陷，很有可能他说的是1957年，而我把它听成1967年。我再说一遍，我写下的是记录在录音带上的全部内容，只是缺少了哈巴什大夫的眼泪和他嘴角的抽搐、颤动，这是人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我喜欢他。这，我承认我可能错了。他的所谓的情报部暗示我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对于这样粗俗的攻击我只想回答说，当哈巴什大夫没有做出任何事情表明他的反法西斯立场的时候，当他的人民与纳粹分子和睦相处的时候，我那时是一个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进行战斗的、梳着辫子的小姑娘。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巴勒斯坦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中间采访我们，向我们表示同情。”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哈巴什大夫，你们的阵线擅长于搞恐怖主义行动，而很多这样的行动发生在欧洲。为什么你们要把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强加于我们？你们的准则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
乔治·哈巴什（以下简称“哈”）：我马上给您解释。首先要有一个前提，打仗必须要以科学的方法来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经过科学的分析，我断言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以色列加上以色列所依赖的、受犹太复国主义支配的许多国家，再加上帝国主义。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1918年到1948年期间的英帝国主义和从1948年以来的美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只需要对付以色列，事情似乎就简单了。但是我们要对付一切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思想上支持以色列的人，就是那些主张建立以色列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他们把以色列作为在阿拉伯世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堡垒。这些国家，除美国外，也几乎包括整个欧洲。欧洲并没有跟我们打仗，这是事实，那么我们暂且把它忘掉，让我们看看正与我们打仗的以色列。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一个孤岛，因为它与所有的友好国家隔绝，而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埃及这些敌对国家的包围。其结果是它与一切友好国家的联系只能通过海上和空中，因此必须破坏以色列的海上交通和空中航线。关于它的海上交通，即船只、港口和地中海本身，我们将来再来过问。至于它的空中航线我们已经关心很久了，我们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对我们来说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我们合法的军事目标，这不仅因为它是敌人，也不仅因为它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加有效地把以色列“岛”与其他地方联系起来，而且还因为它运输弹药和军队。它的飞机是由以色列空军的后备军官驾驶的。战争中，在任何地方打击敌人都是正当的。这条规则也把我们带到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机场，也就是欧洲。
法：哈巴什大夫，您忘记了在飞机上的乘客中有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中立国家的公民。您也忘记了那些机场不属于以色列人而属于中立国家。尊重中立国家是战争的另一条规则。
哈：这些机场往往是在那些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里。但现在撇开这一点不说，我向您重申我们有权在我们的敌人所在的一切地方袭击他们。至于那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乘客，他们是飞往以色列的。我们在这块现在被称为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司法权，而这块土地原来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要求任何去以色列的人必须得到我们的许可是正当的。此外，像在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那样的国家的公民中，有许多是犹太人。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国土来打击阿拉伯人。例如，如果意大利是打击阿拉伯人的基地，那么阿拉伯人有一切权利利用意大利作为打击犹太人的基地。
法：不，哈巴什大夫，意大利不是犹太人打击阿拉伯人的基地，德国、法国、瑞士也不是。是你们在我们的国家里制造恐怖和死亡。事实上，你们袭击的不只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要把战争扩展到地球的四分之三吗？
哈：不，我们不想把战争扩展到地球的四分之三。但是必须讲科学，并且承认我们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局限于重新得到巴勒斯坦。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想要的是像越南那样的战争。我们要另一个越南，而且不只局限于巴勒斯坦范围内，要扩展到一切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整个民族必须参战。今后必定会如此，但是我估计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也许在那以前，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革命力量在一场全面的战争中会起来站在我们一边。好戏还在后面。要让欧洲和美国从现在就明白，只要巴勒斯坦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就不能期望得到太平的日子。等待你们的不会是好日子，为帮助以色列付出这样的代价不算太高。说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来谈谈我们对不属于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的袭击问题。我想您指的是在大马士革被劫持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的一个港口，因此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劫持飞机是对美国出售给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的报复。
法：哈巴什大夫，如果说美国给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那么俄国也给埃及米格战斗机，因此是对等的。如果每当俄国给埃及一次武器我们就要劫持一架飞机，那么人们只能骑自行车旅行了。但是您对可能会引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感到不安吗？
哈：否，我说的是实话。世界利用了我们，但又把我们遗忘了。是让人们记起我们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不应再被利用的时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为重返家园而继续战斗。
法：你们对世界舆论也毫不关心吗？对于你们每一次在外国土地上制造灾祸所引起的对你们的愤慨和仇视，你们也不关心吗？如果我们并没有对你们开枪，而你们却对我们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敬呢？
哈：我们显然是关心世界舆论的。当世界舆论站在你一边时意味着你是正确的；反之，则说明你有什么地方错了。但是这不是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更关心世界舆论对我们的了解而不是同情。我来解释。人民阵线的进攻着眼于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认为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杀死一个犹太人比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犹太人的效果更大，因为它能引起更大的反响。如果我们在伦敦的一家商店放火，燃起的小小的火焰将相当于以色列两个集体农庄发生的大火。我们促使人们去考虑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悲剧告诉了人们。必须不断地提醒你们注意我们的存在。事实上，世界舆论从未赞同我们或者反对我们，只是无视我们。从1917年贝尔福宣言<small>[3]</small>发表时起，你们欧洲人始终对我们一无所知。只是现在人们才开始直觉地感到我们像癞皮狗那样从我们的土地上被赶走。我们过去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就像您在意大利，或者像一个法国人在法国，一个英国人在英国，一个叙利亚人在叙利亚生活那样。是的，我们要通过这些破坏行动使世界知道在这里发生了灾难，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啊，您要相信，既然发生了这一切，我们就有权利做一切事情，包括您称之为破坏和恐怖主义的事情。1947年当英国人决定把那片有96%的居民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赠送给犹太人时，舆论到哪里去了？
法：哈巴什大夫，您是在谈论被称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我是否可以从您的回答中得出结论，你们的阵线不关心在我们欧洲人中是否有人受到伤害？我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你们企图继续在我们的商店放火，在我们的飞机里开枪，在我们的邮包里放炸弹，用恐怖主义来折磨我们？
哈：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干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们不把它叫做恐怖主义行动，而叫做解放战争。当然，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战略，而且要扩大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将尽量不损害欧洲人。我以我的儿子们的名义起誓，我们是重视这个问题的。我们给突击队下达的命令一直是要保证欧洲人的安全。人民阵线在1969年的一切行动中都遵守了这条命令，没有杀害过一个欧洲人。就说在伦敦大商店放火那件事吧，对我们突击队员来说，扔两个或三个炸弹和杀死一群人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在夜间行动，为的是避免引起伤亡。是的，在雅典曾经死了一个男孩，但是我们的阵线与那次行动毫无关系。从事这种您称作破坏活动事情的，不只是我们一家。请不要忘记有许许多多的巴勒斯坦运动。
法：哈巴什大夫，我们来谈些别的。比如说谈谈那些从未像我们那样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即你们的朋友。
哈：我们的斗争目标不单单是重新建立巴勒斯坦，而且要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我们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说人民阵线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运动。自1967年以来，我们明白了一个无可争论的现实，即要解放巴勒斯坦必须以中国为榜样，以越南为榜样，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和科学的分析。以色列是殖民主义现象，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现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现象。因此，我们认为能作为我们的朋友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到这些国家去劫持飞机。其中最友好的国家是中国。她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十分明确，十分友好，她的观点也是明确的：中国希望以色列被铲除，因为只要存在以色列，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就有一个侵略基地。
法：那么苏联呢？
哈：苏联是我们的朋友中的第二位。显然，是她给阿拉伯集团提供武器，或者说向目前统治阿拉伯的集团提供武器。也许“第二位”的说法不对，因为我们与苏联也十分友好。您看，我们的立场是越南人的立场。谁跟我们友好就是我们的朋友。中国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因此我们与她站在一起。苏联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因此我们与她站在一起。我们不按中国人的要求去看待苏联人，也不按苏联人的要求去看待中国人。当然，对苏联提出的和平计划，或者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那样的圈套我们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对和平妥协从来不让步，中国同意我们这个立场。
法：中国援助你们的具体行动是指哪些方面？例如你们是否也把你们的教官派往中国受训练？
哈：不，从来没有。我们也没有派教官到北越或阿尔及利亚去。我们阵线自己进行训练。我们有自己的营地和训练班，在那里我们不是只学开枪。我们还学希伯来文，我们的训练方法和法塔赫不同。
法：你们与法塔赫的关系不好。您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是怎么看的？
哈：我们之间相当友好。我们在一起时常进行激烈的讨论，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可能不一致，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但是我们和法塔赫在很多方面的想法太不同了。我们从来不像他那样从反动力量那里接受钱，我们永远不会去碰那些散发着美国石油臭气的钱。谈到我们的敌人时，我遗漏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集团。法塔赫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与他们合作。不把他们也算做敌人是不公正的。如果我向您讲述巴勒斯坦近52年的历史，我可以向您证实最大的障碍来自阿拉伯反动力量。首先是沙特阿拉伯，那里的大部分油井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其次是黎巴嫩，那里有一个腐烂透顶的政权；还有约旦，那里有一个准备承认以色列的国王。这张名单还可以扩大。结论是：接受他们的钱意味着丧失了道德和名誉。我们在自己人中募集经费，当经费的困难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时，那么我们就到有钱人那里去取。我们是去取钱，而不是接受他们的恩赐，更不是向他们乞求。加入人民阵线的人都知道，人民阵线不是在闹着玩。此外，巴勒斯坦的革命力量不是法塔赫，而是我们。是我们发动了无产阶级群众，他们是真正的人民。
法：哈巴什大夫，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的无产者都站在法塔赫一边，而在你们中间我看到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
哈：是的，我们不强大，或者说还不够强大。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自卑。一个政党即使它的成员中有很多无产者也不足以被认为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欧洲的无产者有很多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重要的是应具备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的纲领。用钱吸引来的突击队员即使人数很多也没什么意义。一百个具有明确的革命思想的突击队员比一千个用高薪雇佣来的突击队员更有战斗力。即使我们拥有像法塔赫那样多的钱，我们也不会接受太多的人。我们确信，突击队员的力量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质量，尤其是在必须采用被您称之为破坏战略的情况下。
法：哈巴什大夫，搞恐怖主义，放火烧养老院，破坏医院的供氧设备，制造飞机坠毁事件，炸毁超级市场，这些行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哈：这是游击战，是一种游击战。如果不选择一个百发百中的目标，算什么游击战？如果没有痛苦、骚扰、折磨、小小的损失，算什么游击战？游击战不使用暴力，而使用脑子，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穷阵线，想打正规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愚蠢的。帝国主义太强盛，以色列太强大。他们有一流的将军，有鬼怪式战斗机和幻影式战斗机，还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和可以动员30万军队的军事系统。与他们作战如同与美国作战，像我们这样弱小和不发达的民族不能与他们面对面地交锋。我们决心完成我们的事业！为了打败他们，我们必须东击一拳，西击一拳，一步一步、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几年、几十年如一日，要有决心、恒心和耐心。我们选择的方式是知识分子的方式。在了解了这些之后，难道您还想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旅行吗？我可不想。啊，您好像很气愤！
法：哈巴什大夫，我是很气愤。
哈：您完全有权利气愤，您完全有权利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不能考虑您的想法、您的感情，就像要做一次不出血的手术一样。您的判断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尽管从您这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我只关心我的人的判断。您可知道每当我们的行动成功时我们那些人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士气高涨！你们越气愤，他们越信心百倍。
法：那么你们从来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些要冒生命危险而不是冒坐牢危险的行动？
哈：我来解释。在以色列，85%的军事行动是我们采取的，而不是法塔赫。例如在加沙地带的绝大部分进攻和在其他被占领的土地上的50%左右的进攻是我们发动的。在加沙我们发动过一次摩西·达扬本人可以作证，而且被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是最糟糕的战斗。这就是马达兹营地的战斗。还有，每天总会发生或者一辆装甲车被毁，或者一个士兵被杀，或者一个叛徒被处决的事件。几天前我们发现了一个间谍，我们判决他死刑，在努赛扎特村处决了他。他叫尤素夫·科卡赫，自称是阿拉伯商人，实际上是以色列军队的高级军官。上个月我们的一个同志单枪匹马地去袭击一个以色列军人出入的旅馆。他死了，但是在死前杀死了20多个敌人。
法：哈巴什大夫，我想谈谈您。您是一位医生，您的职业是拯救人们，而不是去杀害他们。您又是基督教徒，您的宗教是基于爱和宽恕。您有没有为您的过去而感到惋惜？
哈：我过去是……基督教徒，是的，正统的基督教徒。我过去是……医生，是的，儿科医生。我过去很喜欢这个职业，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您可知道，这确实是事实？因为这是一项要用全部身心去做的工作。特别是对待儿童。我喜欢给儿童治病……要放弃这一切是很痛苦的，很痛苦！是的，有时候惋惜之情刺痛了我，像针一样刺痛了我。但是我必须去做我所做的事，对此我不后悔。在我的政治活动和我的诊所工作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一个人不能那样分割自己的感情和理智，不能一面救人，一面杀人，总有一天要作出决定：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
法：哈巴什大夫，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使您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变化？我要搞懂它，请帮助我弄清。
哈：是什么？我想不是某种理论，例如不是马克思。过去我就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早已得出某些科学结论。是……是一种感情，是的，要知道，我习惯于看到人们肉体上受痛苦，而不习惯于看到人们精神上受折磨，也不习惯于那种不公正和受凌辱的现象。1948年以前我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一个典型的有钱人家的儿子，一个喜欢以游泳、打网球和与姑娘们散步消遣的典型大学生。1948年发生的事使我感到沮丧，但是还没有促使我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时我22岁，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莱达，我不用分担难民们所遭受的痛苦。毕业后，我当了医生，把它视为自己对人类作贡献的唯一方法，也是实行我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方法。在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信奉了社会主义。后来到了1967年，他们来到莱达……我不知道怎样来解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再也没有家，没有国家，没有你关心的人……我们被迫逃跑。当时的情景一直折磨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3000个人一面走，一面哭……还有因恐惧而发出的吼叫声……妇女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牵着孩子……以色列士兵用步枪驱赶着她们。她们倒在街上……常常是再也爬不起来……可怕，可怕，可怕！当你看见一些事情之后，你会想：这不是生活，这不是人类。如果要发生这样的事，那么治好一个有病的躯体有什么用？必须改变这个世界，要做点事情，必要时也可以杀人，甚至以丧失人性和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去杀人……当你看见了这一切，你的思想和你的心就变了……你会感到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们不理解我们，你们也许鄙视我们，但是以后你们会理解我们的。你们会不再鄙视我们，你们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1972年3月于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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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德国哲学家、医生、音乐家、人道主义者。1913年到非洲行医，在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服务非洲直至逝世。获得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被称为“非洲之子”。
[2]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逃亡阿根廷隐居。1960年5月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秘密抓捕。1962年6月在以色列被处绞刑。
[3]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