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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于1911年8月25日出生在越南的安卡。作为卓越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他领导越南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越南从法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在越南战争中抵抗美国和南越的军事力量。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尽管他是主席的候选人，但仍坚持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在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small>[1]</small>下台一事中，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越南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尽管在1982年退职，却依然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坚强后盾。他既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多产作家。2004年，在庆祝奠边府击败法国人50周年的活动中，突显了他的代表作用——正是那次战役把这位传奇式将军的形象推向了世界舞台。
他在越南战争中名噪一时。这并不是因为他是河内的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和副总理，而是因为他曾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国军队。美国人现在生活在一场新的奠边府战役的噩梦之中。每当局势恶化时，人们便说：“是武元甲在准备一场新的奠边府战役。”或者简单地说：“是武元甲。”1968年2月，当越共游击队发动春季攻势时，人们谈到了武元甲；3月和4月，当北越人攻克顺化和包围溪山时，人们谈到了武元甲；5月和6月，当越共游击队在西贡和中部平原发动第二次攻势时，人们谈到了武元甲。在以后的几年中，人们还将会谈到他。那个简短而清脆响亮的名字成了17度线以南时时悬在空中的威胁。你可用“魔鬼来了”来吓唬孩子，那么你也可以用“武元甲来了”来吓唬美国人。然而不正是被自己所编造的神话迷住了心窍的美国人将他吹捧起来的吗？他们从来就没有自问过这一神话是否编得太早了。诚然，武元甲在奠边府取得了胜利。但是还不能由此断言他是亚洲的拿破仑、军事战略的天才和常胜将军。春季攻势和5月攻势不是都失败了吗？顺化不是重新失去了吗？对溪山的包围不是最终也被解除了吗？1969年2月，战争呈现出更有利于美国人和南越人的趋势。河内唯一真正的胜利是约翰逊的下台和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在西贡，阮文绍却巩固了政权。
但武元甲毕竟是武元甲，新闻记者都愿意采访他。显然，胡志明已经年迈多病，他常常握着来访者的手欢呼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然后咳嗽不止地与客人告别。现在只有出于人情和从私交的角度去同他见面是合宜的。“我了解胡志明。”他能给你讲述的东西很少。采访武元甲则不同！武元甲有一大堆事可说。自1954年以来，他对这些事始终守口如瓶。他比胡志明本人更难以见到。他从不在官方的礼宾场合中露面，时而传出他已去世的流言。1969年2月，我一抵达河内便要求见武元甲，并怀着坚定的希望做着会见的准备，仔细地收集与他的经历有关的材料。武元甲的历史是那么吸引人。他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儿子，在一个法国富豪的家庭中长大，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相去甚远。他作为一个小康资产阶级的子弟就读于顺化的皇家书院，嗣后，进入河内大学，并毕业于该校的法律哲学系。最后，他在河内的一所法国文科高级中学当文学和历史教师，用拿破仑的历次战役来折磨学生。他在黑板上画上各次战役的详细作战图，滔滔不绝地加以分析，同事们纷纷跟他开玩笑：“您想成为将军吗？”他从14岁起就开始了革命生涯，18岁时，被投进了监狱。20岁时，他站到了胡志明一边。因为他性情暴躁和沉默寡言，胡志明称他为“白雪覆盖的火山”，又因为他勇敢大胆而称他为“魔鬼”……193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同年，与他的战友明泰结婚。在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那一年，即1939年，他逃亡中国。明泰在掩护他逃跑时当场被捕，并于1941年死于老鼠猖獗的牢房中……许多人认为武元甲由此学会了仇恨：拒绝任何怜悯，实施种种暴行。法国人在1945年到1954年期间，掉进毒蜂麇集的陷阱、毒蛇盘踞的土坑或者被埋在遗尸下面的地雷炸死的历史难道能被忘却吗？这位擅长破坏的专家常说，游击战永远能制服现代武器。结果，他在奠边府用大炮取得了胜利。100门大炮由越南爱国战线的人靠肩扛和自行车驮，在强行军和断炊的情况下，一门一门地运到阵地。如果说，奠边府战役使法国付出了1.2万人死亡的代价，那么武元甲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竟高达4.5万人。后来，他曾不动声色、毫不在乎地提起那些死亡者：“在这个星球上，每两分钟就要死去30万人。在一次战役中死去4.5万人又算得了什么？在战争中死亡无足轻重。”他的玩世不恭同他的强硬并不相斥。实际上，他与河内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鲜有共同之处。他总是穿着熨得笔挺的新军装，居住在河内的一所洋房中，那是法国人建造的，内部陈设着法国家具。他拥有一辆挂有窗帘的小轿车，同一位年纪比他小得多的漂亮姑娘又结了婚。总之，他并没有过修士般的生活，或者说胡志明式的生活。
北越人对我采访武元甲的请求持极大的保留态度。“为何偏要采访武元甲？仗又不是武元甲一人打的。何况，武元甲也不予接见。”但是，在我离开越南的前三天，陪同人员安世给我送来了我将能见到武元甲的消息：“明天下午3点半。我们说定，这不是一次正式的采访，而是一次座谈。不是单独的座谈，而是同代表团其他妇女一起座谈。”代表团的其他妇女是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党员。我是和她们一起应邀到北越的。她们三人是卡门、朱莉娅和马丽莎。她们既聪明又友好，理解这次集体约见给我带来的困窘，便答应在同武元甲见面时，她们将不开口，以便我能更加从容不迫地向武元甲提问。如果他让她们之中的任何人在他旁边入座时，她们答应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如果他不同意使用录音机，她们答应帮助我做笔录。第二天，我们穿戴整齐。中午，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又紧张又烦躁。现在我已回忆不起来那天中午之后发生的事。我仅仅记得我们在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的陪同下出发，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国防部门口迎候：人人神态严肃，衣着整齐，身穿橄榄绿的军装。我们走近时，他们个个面露笑容，向我们鞠躬。他们沿着走廊，一直把我们领到一间大厅里。大厅里面沿墙摆着一张长沙发和许多单人沙发。武元甲，神话般的武元甲像一尊铅铸的士兵似的端立在大厅之中。
首先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矮小。我原先知道他身高不及1米54，但现在当面一看，他似乎比我想象的更矮小：短腿，短胳膊，紧缩在外衣中的超短脖子，粗且胖的躯体。他的脸颊臃肿，布满青筋，从而使面容成绛紫色。这不是一张惹人喜爱的脸，绝不是。也许是因为绛紫色的缘故，也许是因为轮廓变幻不定的缘故，你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细加观察，才能看清他那令人兴味索然的面目：大嘴巴，小牙齿，扁鼻子，大鼻孔，一头黑发几乎罩住了半个脑袋，前额消失在黑发中……但是那双眼睛显露出他的过人的聪明，是我从未见过的，它显得敏锐、狡黠、笑容可掬、冷酷，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它犹如两个不断闪烁着的光球，又犹如两把向你步步进逼的利剑；它显露出镇定自若，也显露出一种权威。的确，我当时曾疑惑不解地自问道：“那天夜里，在蓝山上流下泪水的会是这双眼睛吗？”在蓝山，也就是曾在他的主持下开展反法游击战的那个地方，一天夜里，传来了胡志明去世的消息。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我觉得天旋地转。我将他的物品收拾好，放在他的随身行李草篮中，请宋致悼词。天气异常寒冷，无数星星在寥廓的夜空中闪耀。但是我感到无限悲伤，心如刀绞。我泪水盈眶，仰望天空，突然放声痛哭。”也许，那双眼睛在遥远的过去哭得太多了，以致现在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落泪。
他以上流社会人物的从容举止伸出手向我走来，他的微笑也有几分上流社会人物的色彩。他问我能否讲法文，声音是洪亮的，口气是盘问式的，使我感到胆怯，以至于仓皇地回答道：“能，先生。”而我本来应该说：“能，将军阁下。”他并不因此而恼火，相反，我觉得他更乐意听到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同志”，即朱莉娅、卡门和马丽莎使用的称呼。他陪我们来到大厅的尽头，安排我们就座。他请朱莉娅和马丽莎坐在单人沙发上，请卡门到长沙发前，坐在他的旁边。卡门不失前约，把这个座位让给了我。但是这花了些时间。忙乎了几分钟之后，大家才就座完毕。我的三位女友、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坐在我们右侧的单人沙发上，参谋部的军官坐于左侧。有一位军官大约因鞋子不合脚而把脚挤疼了，他解开了一只鞋的鞋带，然后又去解开另一只，很快，一双鞋的鞋带全都松开了。于是另一名军官效仿他，紧接着第三名军官也效仿起来。与此同时，我正暗自思忖着将如何进行采访。所有的人像在课堂里的学生和剧场中的观众那样坐成一排。当然，对我来说，这不是个理想的采访环境。人家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礼节，不知道在开始的十分钟内会发生什么事，是相互寒暄几句呢，还是喝几杯饮料？我和武元甲所坐的长沙发前面有一张茶几，上面摆着美味食品：油煎的粒状奶酪、大米做成的甜食、炸肉饼、糖果饼干和红色美酒。但是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人动用这些食品。此时，一件有助于我赢得主动的事发生了。武元甲看到了我的磁带录音机，惊呼道：“请您别用那个机器。您知道，今天我们仅仅是随便聊聊。”我想方设法讨价还价，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我们取得了一致，起码得做笔记。说完这番话，我就开始让他说话。
应该承认，这一点儿也不困难。武元甲喜欢讲话，他以教师训斥天资愚钝的学生的口吻滔滔不绝地一连讲了45分钟。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朱莉娅、卡门、马丽莎、安世、胡翻译和所有做笔记的人都来不及详细记下他的话。看着每个人的脑袋都低垂在笔记本上面，每个人的手都非常吃力而不停地写着写着，真令人可怜。唯独我没有写。当他那可怕的目光紧盯着我时，我又怎么能写呢？武元甲盘问我，责备我，批判我。他感情冲动的场面并不鲜见。例如，当我谈到春季攻势已遭到失败时，他神经质地站了起来，绕着茶几转了一圈，摊开双手，然后伸出胳膊大声喊叫道：“请您向解放阵线说这件事吧！”（以此来推卸他在春季攻势中的全部责任，虽然舆论都归咎于他。）他的两只小手臂不停地挥动着，表现了一个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态。只是当他发现规定时间已经超过时，他才安静下来，突然安静了下来。随即，他又突然站起身，并让大家也站起身来，以致那些松开了鞋带的军官手足无措，满脸通红。他们俯视着散落在地上的小蛇似的鞋带。有一名军官起身时还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
在旅馆里，我们逐字逐句地抄录了朱莉娅、卡门、马丽莎、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的笔记，然后加以比较，编纂成采访记全文，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但是第二天我大吃一惊。安世拿着三张打字纸来了，并把这三张纸交给我说，这一份，唯有这一份才是我和将军交谈的文本。将军对其他的文本概不承认，要我保证只发表这个文本。我读完了全部内容，发现里面没有那些我曾亲耳听到过的，并由其他人记录下来的话，没有对有关春季攻势问题的答话，没有对巴黎和平会议问题的答话，也没有战争结局问题的答话。除了一系列冠冕堂皇和模棱两可的词句——绝大部分适用于群众集会，什么都没有了。“我再说一遍，将军要求发表这个文本。”安世指着那三张纸重复说道。“我将发表这个文本。”我回答道，“但连同真正的文本一并发表。”我按我所说的做了。
武元甲始终没有饶恕我，那些发给我签证的北越人更不会饶恕我。众所周知，一个人对事物持独立见解是一种美德，但很多共产党人对此并不喜欢。或者说，他们只有在诱使你写出了有利于他们的文章时才喜欢。在河内，他们曾经喜欢过我，因为1968年，我在西贡发表了抨击美国人和赞扬越共游击队的文章。而现在，当我本着同样的精神，在河内解释他们的错误所在时，他们对我的一片温情顿时烟消云散——随同美好的回忆一起烟消云散。他们以低劣的手段咒骂和侮辱我。他们说我为了替美国人效劳而冤枉武元甲将军，甚至说我是受美国人的指使而到北越去的：显然，我被认为是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我没有为此而过多蹙眉，更没有对此感到惊讶。时至今日，这篇采访记依然是人们议论的一个文件。它在全世界发表后被送到了亨利·基辛格的桌上。由于这篇采访记，（正如我在其他场台所说明的那样）基辛格答应见我，同我交谈。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武元甲将军，在您的许多著述中，您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谁将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现在请问您：今天，也就是1969年的头几个月，您以为能断言美国人已在越南战争中战败了，在军事上被打败了吗？
武元甲（以下简称“武”）：他们自己也已承认这一点。现在我来向您说明为什么美国人已经遭到了失败，包括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为了向您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首先必须追溯到作为整个问题基础的政治失败。美国人选择越南南方作为战场是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西贡的反动派太软弱，这，泰勒<small>[2]</small>、麦克纳马拉<small>[3]</small>和威斯特摩兰<small>[4]</small>都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西贡反动派竟软弱到不会利用美国援助的地步。美国侵略越南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为了建立一块由一个傀儡政府统治的新殖民地。但是这样的新殖民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而西贡政权却极不稳定，它对那里的居民毫无影响，人们不信任它。这使美国陷于一种什么样的自相矛盾中呢？这就是，即使他们想从越南南方撤走，也将无法做到。因为要撤走，那里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需要有另一些奴仆去有效地接替现在的那些人。是奴仆，但必须是强大有力的奴仆；是奴仆，但必须是认真严肃的奴仆。而眼前的西贡傀儡政府既不强大有力，也缺乏认真严肃。它充当这样的奴仆是不够格的。即使有坦克支撑它，它也站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怎么能离开呢？然而他们又必须离开，他们不可能让60万美国人继续待在越南10年、15年！这就是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尽管他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机器，但政治上他们一无所有。
法：将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军事上战败了。
武：请您耐心些，别打断我的话。这当然是意味着他们军事上战败了。如果不是感到自己已被击败，白宫就不会侈谈体面的和平。让我们追溯到日内瓦和艾森豪威尔的时代吧。美国人是如何在越南发端的呢？他们先是采取他们惯用的方法，也就是向傀儡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方法，总之，采用美元的方法。他们总以为美元能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可以用美元扶植起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即一个拥有一支用美元雇佣来的傀儡军队、3000名用美元支付报酬的顾问和用美元创建的战略村的政府。但是人民起来反对了，美国人的计划告吹了，战略村告吹了，顾问告吹了，傀儡军队告吹了。迫不得已，美国人又进行泰勒大使所建议的军事干涉。这就开始了他们侵略的第二阶段：特殊战争。他们确信靠15万人和180亿美元便能在1965年，至迟到1966年结束战争。但是到1966年，不仅战争没有结束，而且他们又向越南增派了20万人。他们谈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有限战争的阶段，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威斯特摩兰钳形政策，即一方面争取群众，一方面消灭解放力量。但是这把钳子的两个咬口没能相合。威斯特摩兰打了败仗，他是作为将军在1967年打了败仗的。那一年，他要再派人登陆，并向华盛顿作了一个十分乐观的报告，宣称1968年将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旗开得胜的一年，可以使约翰逊因此在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在华盛顿，威斯特摩兰俨然如英雄一般受到欢迎，但是他内心知道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泰勒从战争之初就明白了这点，但他需要硬着头皮干！过去，朝鲜使美国人付出了200亿美元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在越南已经付出了1000多亿美元。过去，朝鲜使他们付出了5.4万多人死亡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在越南，这个数字已经被超过……
法：将军，美国人说损兵折将3.4万人。
武：得了！我可以说，至少是它的一倍。美国人总是宣布比实际小的数字：只要他们认为可以，他们就把5说成3。他们不可能只死了3.4万人。我们击落了他们3200多架飞机，但是他们只承认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您瞧，在五年的战争中，他们的损失肯定不少于7万人，也许我说少了。
法：将军，美国人还说，您损失了50万人。
武：这是确切的数字。
法：确切的？
武：确切的。但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1968年这一年，美国人确信他们能取得胜利。可是后来，突然发生了春季攻势，解放阵线表明自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向他们发起进攻，包括壁垒森严的城市，西贡也包括在内。美国人终于承认发动这场战争是一个战略错误。约翰逊承认，麦克纳马拉也承认。他们承认选错了地点，选错了时间，承认蒙哥马利这一说法有道理：不该把一支军队带到亚洲大陆去。春季攻势的胜利……
法：将军，大家都一致认为春季攻势是心理上的一大胜利。但是就军事观点而言，您不认为它是失败的吗？
武：失败的？
法：我认为是失败的，将军。
武：请您向解放阵线去说这件事吧，请您先去问它。
法：将军，我愿意首先问您。
武：您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不能对此妄加评论，我不能介入解放阵线的事务。这是一件微妙的事……十分微妙……但不管怎样，您使我感到惊讶，因为举世公认，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春季攻势……
法：将军，即使从政治观点来看，它也不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没有唤起民众，两个星期之后，美国人又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我们只是在顺化看到了延续一个月的史诗。在顺化，曾经出现过北越人。
武：我不知道解放阵线是否有唤起民众的计划。诚然，他们想到过，没有民众的支援，解放阵线力量将不可能进入城市。我将不再谈春季攻势，它与我无关，与我们无关，它是由解放阵线发动的。但是事实是在春季攻势之后，美国人就由进攻转入防御。防御往往是失败的先兆。我说失败的先兆并不自相矛盾。事实上，我们的最后胜利还没有到来，也还不能说美国人已经彻底失败。作为有生力量，美国人还是强大的，这谁能否认呢？为了彻底打垮他们，还需要我们这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军事问题……现在我作为军人来谈……是的，美国人是强大的，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强大的，但是这无济于事。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战争，因此，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既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足以说明这场战争。
法：是的，将军，但是……
武：别打断我的话。我曾说过，美国人以算术战略作战。他们求助于电子计算机作加减运算，求出平方根，他们以此行事。但是算术战略在这里不起作用，倘若它能起作用的话，他们早已消灭了我们，譬如，用他们的飞机。他们以为靠投掷几十亿枚炸弹便能在短短几周内使我们屈服。这一想法并非偶然，因为我已经告诉过您：他们以几十亿来考虑一切问题，以美元考虑一切问题。他们低估为从侵略者手中拯救祖国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民的精神。他们不愿意相信越南战争只能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来理解，不愿意相信越南战争不是实力和数量的问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解决不了问题。譬如，他们声称，必须以25比1的优势才能取胜。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个比例不现实，便降低为以6比1，继而又降低到以3比1，认为这是个危险的比例。不，有比3比1、6比1和25比1更有用的因素，这就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民。当人民群起而攻之时，他们将束手无策。世界上没有任何财力能战胜它。我们的战略、我们的战术由此而来，但美国人却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