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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绍于1923年4月5日出生在越南中部的一个沿海村庄；1963年，曾参与一次推翻当时总统的政变；1967年，成为南越总统。他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阻扰美国盟友与共产党游击队领导讲和的一切企图。1975年辞职，同年4月，北越取得战争胜利前不久他去了台湾；1979年，转而前往英国，先居住在萨里，后又到伦敦；1990年，迁居至美国波士顿，在那里鼓动越南难民武装起来，打回祖国，推翻共产党政权。就在那一年，组成不久的武装支部的秘密网被越南政府一举粉碎。1992年，在《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中，阮文绍声称能向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提供一个与越共联系的特殊渠道。2001年9月，他在波士顿的贝丝以色列医学中心去世。
同阮文绍的晤面约定于上午8时，在西贡总统府。总统邀请我在那里与他共进早餐。8时整，阮文绍步入大厅，我、他的特别顾问黄德芽和我报的摄影记者在那里等候他。他那油光光的圆脸上笑容可掬，他的声音和目光流露着出人意料的热忱。阮文绍一面向前走来，一面向我伸出手，同时开了个玩笑。“你们两人之中谁是头头？”他用短小的食指指着摄影记者和我问。“我们两人都是头头。”摄影记者回答道。“不。”我也回敬了他一个玩笑，“尽管他长得高大，我长得矮小，但头头是我。”也许因为总统先生也长得如此矮小，甚至比我更加矮小，所以他喜欢我的回答。他立刻发出表示赞同的笑声，并高声说道：“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权力不能被瓜分，应该独揽。”这正是他在这次采访结束时所重申的观点。他当时十分激动地说：“请您问我这里谁是头头。”我于是问道：“这里谁是头头？”他回答道：“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记得在此之前，有人曾向我描述过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为此我对他在这次会面中的表现感到惊讶不已。我甚至自问，莫非是几天来对河内的大肆轰炸使他的性格变得外露和开朗了？他还没有听到美国人已经再次宣布停止轰炸和基辛格将再次会晤黎德寿的消息。
阮文绍身穿一套灰色衣服，里面是浅色的衬衫。两天前，他派人来问我，希望他穿军服还是穿便服，我回答说：“请穿便服。”他就像许多军人那样不适宜穿便服。便服使他给人以笨拙的感觉，影响了他的一举一动。例如，为了使我感到我是个受欢迎的客人，或者是为了使我能把他看成一个注重礼仪的主人，他做了种种努力。上帝啊，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否太早了点？我已经喝过了咖啡，我会乐于领受他那简便的早餐吗？请您跟我到另一个客厅里去，请您在此就座。他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当摄影记者打手势要拍摄第一张照片时，黄德芽开始向他使眼色，示意他从衬衫领子上取下餐巾。天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回答对方的是询问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到底在说什么？要干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并取下了餐巾。他感到困窘和羞愧，但是板起了面孔，似乎在说：“究竟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现在我身上沾上了油渍，我的妻子将会为此而大发脾气。”黄德芽坐在他的左侧，纠正着他的种种错误举止。我坐在他的右侧。餐桌是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过于丰盛，有鱼汤、豆、肉卷、甜食、茶和咖啡。他关切地说：“请吃，请吃，是美味可口的，您知道吗？快趁热吃，您不饿吗？”
我们的交谈从我提出“总统先生，您经常这么早就醒来吗”这一问题时便开始了。他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给他讲些什么。对我的问题，他立即回答说：“噢，是的，差不多经常是这样。”他想了想又说：“6点半醒来听电台新闻。”但是为了思考问题，他要在床上躺到7点半。8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会见将军和部长，抽雪茄。“啊，只抽一支？我一整天抽一支就够了。两年来，两年半来，也就是从我不抽烟斗时起，天天如此。您觉得一位总统抽烟斗果真不合适吗？总统抽雪茄更合适，对吗？”只有上帝知道，是谁告诉他总统不抽烟斗而抽雪茄。但无论如何，讲这种话的人只可能是美国人。这些废话马上会使你产生某种怜悯心。“总统先生，当然是对的。”夜里，他很晚才睡觉，不到凌晨2点他是从来不睡的。他让收音机开着入睡，就这样他睡觉时也开着收音机。他习惯于开着收音机睡觉，而且在沉睡中能分清音乐声和讲话声。当音乐声中止，新闻广播开始时，他立即睁开眼睛，清醒地收听。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有时他打网球和骑马，每周看三四次电影：爱情片、西部片、柔道拳术片。他唯一无暇顾及的事是读书。太忙了，不是吗？“当然，总统先生，我理解。”
他一面津津有味地甚至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向我讲述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戎马生涯和参加反吴庭艳<small>[1]</small>的政变的历史，吴庭艳的名字使他产生了一丝意想不到的忧伤。“他们曾向我保证不杀害他。于是我回答他们说：‘好吧，在他免遭杀害的情况下我将参加。’然而那些白痴，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疯子却杀害了他。此事刺伤了我，痛苦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和我的内心。每逢他的忌辰，我总要请人在我的小教堂里为他做弥撒。我总是为他和他的亡灵祈祷。”他似乎是个诚实的人，他身上没有暴露出他那魔鬼般的狡诈的任何痕迹，而正是由于那狡诈，他至今仍是一个暴君，受到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支四处进行屠杀的警察队伍的保护。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你会惊讶地自问他是否真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卑鄙。你甚至会想，也许他是因为炸弹落在河内的土地上而闷闷不乐，他的兴高采烈不过是装模作样，旨在掩饰他的农民出身的腼腆。他用“权力不能被瓜分”、“这里我是头头”这样的言词向你进攻，也许不是因为他傲慢，而只是因为他害怕得不到别人的正视。奇怪的，也许是荒谬的，甚至是幼稚的是，尽管你知道他是个阴沉可怕的独裁者，尽管你知道南越的监狱里关满了越共游击队员，尽管你现在和过去都始终憎恶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权、无知、腐化、对强者唯命是从、营私舞弊，尽管你甚至对他怀着满腔怒火，但最终你将会对他怀有人类的某种同情心。他看来是如此渺小，如此茫然，如此孤独。他似乎恰好象征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和受欺侮的国家，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摆布，受基辛格博士的全球战略和他同中国与俄国跳的小步舞曲的摆布，受反复无常者的犬儒哲学的摆布。某一天，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唆使他说：“你应该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是坏人！你应该杀死他们！”可是第二天，这个人却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不是坏人！不应该杀死他们，明白了吗？请你在此签字，请你抽一支雪茄，别抽烟斗。美国历届总统都抽雪茄。”他起来反抗，因为他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也许发现自己从未有过朋友，只有主子。现在他在寻求朋友，尽管同一位素不相识，又明知不是自己朋友的外国女记者只有一个小时或一个上午的会见。“噢！小姐，有时我觉得除了祈祷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小姐！”
一个欧洲人在早晨8点喝鱼汤，会感到多么的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吃完早餐后，他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采访：也许摄影记者更愿意用其他的背景拍摄照片。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我们几乎一直用他学过的语言法语交谈。只有当他想更好地澄清某一思想，极度渴望说明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想得到某个人的理解时，才用英语重复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的英语并不熟练，于是他请黄德芽帮助他翻译。他泪水盈眶，有时因强忍呜咽而失声，因愤怒、痛苦和激动而颤抖，也出于尊严而颤抖。“我曾对美国先生们说过，美国先生们，我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卖给俄国和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活呢还是死！”总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悲剧中有着某种尊严感。难道我们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美国人的可笑傀儡吗？既然开脱任何一个人，包括开脱的是一个坏人，都是一项善举，那么我乐意向他表示谅解和一定的敬意。
我当时的判断错了吗？现在我正担心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实上，几乎每当我向一位有权势的人表示理解和敬意以后，每当我开脱，即使部分地开脱一个臭名昭著的无赖以后，我总是痛苦地后悔莫及。尽管阮文绍品头论足地说了不少话，但他还是很快地签署了基辛格想要签署的文件。签署文件之后，他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他拒绝举行自己先前承诺的选举，从来没有同越共游击队进行过谈判。当西贡行将陷落时，他像个胆小鬼，甚至像个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他到了伦敦避难，那里存放着他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钱财。“在这里我是头头。”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国人之间与其说存在着友谊，不如说存在着敌意，这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10月，您拒绝基辛格所接受的协议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圣诞节期间，您在接见黑格将军
<small>[2]</small>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你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人们纷纷在问：阮文绍是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
阮文绍（以下简称“阮”）：小姐……我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人。恰恰相反，我是个非常开诚布公的人。我从不掩饰什么，即使在政治上也如此。我不听从那些要我不说真话而说反话的规劝。对这种规劝，我总是这样回答：“应该说出心里话，和盘托出。”但是对于当前这个论题，我不得不牢记我是南越的代表。作为总统，我不能允许自己擅自声称我是美国的敌人。不管怎样，它还是我的朋友和盟友。何况，我还答应过尼克松，即使产生分歧，我们仍然是盟友，互不敌视。小姐，难道夫妻之间就不争吵吗？难道一发生争吵就必须反目，互相敌视吗？不仅不应如此，而且夫妻之间的争吵应该在紧锁着门的卧室里进行，而不应该让子女看到他们的父母在互揪头发打架。朋友之间也应如此。避免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一切公开争吵是我的利益所在，也是美国人的利益所在。
法：我明白，总统先生。但是当我采访基辛格博士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你们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他的小心谨慎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阮：小姐，您要知道……应该学会消释前嫌。是的，消释前嫌。当人们要推动国家前进时，挟嫌记恨会带来祸害。我同基辛格博士讨论问题时双方都是非常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我敢说是十分强硬的。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朋友之间的讨论……总之，对他我应该以朋友相待。他离开后，所有驻西贡的记者纷纷来问我：“怎么办？你们发生了分歧。”我回答说：“当人们议论分歧时，应该谈一致。我们两人之间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小姐，我对美国人说了“不”，您还要我再说什么呢？我说不就是不，但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向全世界宣称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和平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对和平的来临依然怀有信心。它可能在几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来临。我还没有陷于绝望。
法：那么您的“不”就是对越南人说的“不”，也就是说可以意味着“是”的“不”。
阮：完全不是这样。我重申一遍，我说不就是不。当我说“美国先生们，尽管我是你们的朋友，但我完全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时，它就是意味着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一直认为，作为尼克松的谈判者和代表，基辛格博士具有神圣的职责同我协商，使我的观点与美国人的观点相一致。我一直期待着美国政府支持我的意见，帮助我说服共产党人改变他们的要求。为了不含糊其辞，我将告诉您已经为基辛格所接受，而遭到我拒绝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北越驻军南越，二是北越人强加给我们的有关我们未来的政治方案。就像整个协议一样，这两点是共产党人经过酝酿后在巴黎提出的。于是我向基辛格博士解释，接受这两点意味着屈服于北越人的要求。北越人要求的是南越的失败、南越的覆灭。这就是问题所在。
法：总统先生，您不能说得更清楚些吗？
阮：小姐，您要知道，简单极了！美国人宣称在南越有14.5万名北越人，而我说有30万北越人。但不管怎样，这种争执是多余的。无论是他们提供的数字准确，还是我提供的数字准确（实际上，我的数字才是准确的），我决不能容忍由一个合法协议认可，并由国际会议核准，即由全世界核准，让30万北越人留在南越。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他们有权自命为解放者，有权认为从河内到西贡只有一个越南，但它属于河内，而不属于西贡。小姐，我说明白了吗？我认为允许一支30万人的军队驻在某个国家意味着这支军队对这个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把北越人视为解放者，而不是侵略者，进而意味着把南越的军队视为美国人的一支雇佣军。总之，意味着改变调子。我对基辛格说：“基辛格博士，难道您不知道，您这样做就是把南越的合法政府置于一个由美国人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地位吗？”
法：但是北越人不是将在停战以后撒出南越吗？
阮：协议草案根本没有提及。不，没有提及。我这样回答北越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你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如果真的不打算再次侵略南越，那么为什么还要执意重弹让一支军队留在南越的老调？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你们硬要美国军队在60天内撤走，硬要我踢开我们的盟友，还要我把侵略者收容在我的家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疯狂的！是不理智的！”
法：总统先生，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您指挥着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有什么可怕的呢？
阮：问题就在于此。大家都这样问我：“总统先生，既然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您是如此强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我担心的是什么。对一个北越人来说，要学会南越人的口音，打扮成南越人毫不困难，因为都是越南人。识别北越人和南越人可不像识别越南人和美国人那样容易。在老挝，他们不是同老挝爱国阵线玩弄过这种花招吗？1962年，当美国人从老挝撤走时，北越人理应也撤走。但是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美国人来到机场，从第一位将军到最后一名士兵逐一登记撤离。人们甚至都知道确切的人数：48人。但是北越人却打扮成老挝爱国阵线的人，说老挝爱国阵线的话，仍旧留在老挝丛林中。有多少人？监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小姐……这是他们的方法，这里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现在不是已经发生了吗？他们学着南越人的口音，散居在各个村庄中，渗透到越共游击队里，成了30万名积极分子，准备重新集结成一支军队。我说，美国先生们，你们觉得能接受吗？你们怎么改变了想法？
法：在什么事情上改变了想法？
阮：小姐……我给您举个例子。当一个小偷进入您家时，您要么把警察找来，要么自行处置。如果您找来了警察，但警察不但不逮捕小偷，反而这样劝您：“算了，你同这个小偷讲和吧，你应该接受他已进入你家这个事实，鼓起勇气吧！在这张纸上签个字，使他在你家的行窃行为合法化……”对这个警察，我当然要发火，我回答道：“嗨，警察先生，我们岂不成了疯子？原先，您告诉我说发现小偷时，应该抓住他，应该叫来警察，应该自卫；而现在您却对我说，应该写一张文书来接纳小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先，警察非常害怕小偷，难道现在他不再害怕小偷？现在居然允许小偷窃取我的财物？警察先生，可是当初您为何那么说！”
法：总统先生，他真的把您弄得晕头转向了，对吗？
阮：当然，小姐，那种让北越人有权在此保留其部队的和平是一种什么和平呢？使他们的实际存在合法化的条约是一种什么条约呢？我曾建议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是不利于我的。我说：“我们让北越的部队在美国部队撤走的同时撤走，之后，我保证遣散同样数量的士兵。例如，如果北越人撤走14.5万名士兵，那么我也相应遣散14.5万名士兵，如果他们撤走30万名士兵，那么我也遣散30万名士兵。”他们没有接受。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需要自己的所有部队，以挑起一场血战。
法：总统先生，您以为停火可能导致一场血战吗？
阮：当然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范文同<small>[3]</small>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宣传不能信以为真。他反复强调北越人无意在南越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无意在南越挑起一场血战，无意占领南越。但是，他这样反复强调只是为了安抚担心发生一场血战的美国人。难道我们应该忘记在广治周围，在安禄，在现在被称为“恐怖之路”的1号公路上的大屠杀吗？难道我们应该忘记1968年春季攻势时，他们在顺化的所作所为吗？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河内又干了什么勾当呢？我也同基辛格谈过此事，我对他说：“基辛格博士，看来，我们还应该打18年仗，我们还应该为停战之后被砍掉的一百万人头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吗？我是愿意作为和平的使者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如果我签署了您希望签署的文件，那么六个月之内就会有一场血战。对我来说，‘好，好，好！和平万岁！’一类的欢呼声以及掌声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法：根据您的看法，尼克松和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总统先生，您如何解释他们犯的这个错误？
阮：很简单，他们对于同北越讲和过分心急，对于同他们谈判和签订一项协定过分心急。当你同共产党打交道时，切不可提出谈判的期限，切不可告诉他们说，你想尽快遣返战俘，尽快缔结和平，否则，他们就会钻空子。如果天真地向他们吐露你的真心话，说：“战俘应该在圣诞节前回家。和平应该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在新的选举之前，在新年来到之前实现……”那将带来灾难。这将是个莫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的民主，并善于借此进行讹诈。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总统确定了谈判的期限，那么整个国会将会敦促他，并要求他恪守诺言。而他们能证实什么呢？他们将证实尼克松总统没有能力在由他本人确定的期限内带来和平。他们会利用美国的反对派，使美国政府名誉扫地……我曾告诫过美国人：“请你们耐心些。同共产党人打交道非耐心不可，要比我们更耐心。”但是我徒费口舌。
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
阮：小姐！不管是南越人还是北越人，我们都是越南人，对越南人的了解，我比美国人更透彻些。1968年，当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许多人问我：“阮文绍先生，您认为会议将在何时结束？”我回答说：“你们要知道……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谈判，那就是说他们需要谈判，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和平。他们要的是停止轰炸，以便获得喘息的机会，并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他们将利用轰炸的间歇，向我们发起另一次奠边府战役<small>[4]</small>。”这同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多少是一样的。在日内瓦，他们当时只是浪费时间，玩弄着近四年来在巴黎玩弄的同一伎俩。但是当他们在奠边府取得胜利时，他们马上变得干脆利落起来，结束了会议。如果当时没有奠边府战役，那么日内瓦会议将延续到今天。
法：总统先生，请您恕我直言，我不相信您只对基辛格说了有关耐心的那番话。您还对他说了些什么？
阮：我这样对他说，您是位巨人，对您来说，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住您。您体重100公斤，您即使误食了一颗药丸，也将难以觉察，您的机体将自行抵消药丸的作用。但我是个侏儒，也许身上还有一点毛病。我体重只有50公斤，如果吞下同样的药丸，我将会一命呜呼。您是个身材魁梧的拳术家，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您走在路上，如果有人对准您的胸部猛击一拳，您甚至会难以觉察，至多轻蔑地一笑，回头瞧他一眼。但我是个身材矮小的拳击手，也许连拳击手也算不上，因为我的体格不允许我从事这类体育运动。如果有人给我同样一拳，那么我会像个孱弱的人那样跌倒在地。因此，您可以允许自己接受诸如此类的协议，而我不能。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够了！对您来说，30万北越人算得了什么？一个逗点，什么也不是。对您来说，失去南越算得了什么？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丧失南越甚至会对您有利，它有助于遏制中国，有助于您的世界战略。但是对我来说，美国先生们，这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生死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法：我很愿意知道他回答了什么……
阮：小姐，他的世界战略思想是十分出众的：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东南亚，或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印度支那，以遏制和制约中国。俄国人不如中国人危险，所以应该要求俄国人来遏制中国人，把印度支那作为对中国南部边界的威胁，以此来对付中国人，等等等等。阿门。好，好极了！这就像一位注视着地图的将军，正用他的指示棒指着图上的战略点示意。但是对于一个率领着步兵涉水穿林的可怜连长来说，对于一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山头，在壕堑中和泥地里露宿的可怜连长来说，这并不那么合适。他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与人交换，例如，用越南同中东交换，用日本同德国交换，用中国同俄国交换。他只有个涉及1750万居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他面临的风险是陷入河内，或者莫斯科和北京的武力统治之下，而不管在谁的武力统治下，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问题就在于此。美国先生们！你们看得很远，看得太远，但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照此行事。你们不仅是身材魁梧的拳术家、巨人，而且还是强大无比的商人，你们能允许自己说：“我用1美元去做一笔交易，我只希望尽快成交，不在乎是否赚钱，哪怕只换回10美分的东西，而损失90美分……谁在乎这些钱？90美分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则不然。如果我付1美元买进一支雪茄，再把它售出时，我必须得到1美元10美分才行。我需要那10美分来糊口度日。我亲爱的美国朋友们，我们是个小国。我没有你们那样的全球利益，我唯一的利益是求得生存。啊，这些瓜分着世界的强国，它们到处都有自由市场。如果在某个市场成交一笔生意需要它们以一个小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对它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
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您认为基辛格正在以世界战略的名义出卖南越。
阮：那么……我不知道这是否正是他们的打算，也可能他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好协议。但不管怎样，我已经对他说过：“博士……是死是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法：您通过讲这番话而取得了胜利，至少目前是如此。您的“不”阻止了协议的签订，至少目前是如此。但是一直要阻止到什么时候呢？总统先生，如果美国人在没有您参加的情况下签字，您将怎么办？基辛格在他最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已明确地谈到：“我们尊重西贡。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总统认为公正的协议，那么我们将继续走下去。”
阮：够了！为了签什么字？如果他们想单独签字的话，那么早就签字了。他们绝不会等到今天！不管是否得到南越的同意，他们没能在自己确定的日期内签字一事，使我有理由认为尼克松总统考虑到并理解到，这样的签字将意味着抛弃南越。小姐，您不是第一个向我提出“如果美国人抛弃了您，您将怎么办”这一问题的人，我愿意更直接地回答您。我的答案是：“我想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梭子弹，之后，共产党人将征服我们。”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1954年，法国人抛弃了我们，结果越南的半壁江山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如果美国人重蹈法国人的覆辙，那么越南的另外半壁江山也将得到同样的结局。因为在美国人签了字离开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将不会给我们安宁。能像美国那样援助我们的另一个大国在哪里呢？也许我们能找到另一些准备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国家，但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有美国那样的能力。不，不，如果美国人抛弃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完蛋，绝对的完蛋，彻底的完蛋，再讨论也没有用。当一个国家抵挡不住入侵时，就只能任人入侵。
法：总统先生，您不觉得自己太依赖美国人了吗？
阮：现在我还不能作出一种类似的判断。小姐！我还没有到该说“我已被抛弃”的时候。我应该继续向看得太远的美国人表明自己的意愿，您明白吗？真的，也许我过分依赖他们了。但您若处于我的地位，您也会这样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需要一切，从军事援助到经济援助。噢，我肯定非常依赖美国人，肯定！尽管如此，我现在仍依赖他们！如果对朋友都不信赖，那么又该信赖谁呢？朋友如同妻子，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或者你还没有抛弃她，只要你们还没有离婚，那么就应该互相信任。不对吗？
法：说得对，当美国人恢复对河内的轰炸时，您会重新产生一点信任感。现在我们在西贡，这里有人说：“当这个消息传到阮文绍的耳朵里时，他将用香槟酒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