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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电话到圣约翰树林。是珀迪塔接的，他松了口气。他其实知道可能会是她接电话。周末罗杰要出去过他那另一种生活。从罗杰的话来看，那另一种生活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如今威利对罗杰更了解了些，他想那不过是可能而已。
听说她一个人在家，他说：“珀迪塔，我很想你。我要和你做爱。”
“那你就回来，我不出去。你可以上这里来。”
“我不认识回去的路。”
“这样啊。不过等你到了这里，也许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于是他就在电话里与她做爱。她迎合着他，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
最后什么话都说完了，她说：“罗杰被人踹了一脚。”
是罗杰的原话：于是威利知道罗杰什么都不瞒着她。
她说：“不仅仅是被他那个相好耍了，而是被所有人耍了。那场房地产的把戏整个儿垮了，彼得把他扔到了狼群里。彼得自己当然一直是有惊无险。我想，要是罗杰完了，我们将不得不卖掉这幢房子。从房地产的豆藤上爬下去。我看这没什么难的。现在这房子大多数时候都是空荡荡的。”
威利想象着罗杰正在他耳边说话。
他说：“我看我得另找地方住了。”
“现在我们不能想这事。”
“对不起。这么说有点儿蠢，但我只是想说些什么来接你的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罗杰会仔仔细细告诉你的。”
就这样，在认识这么多年之后，威利对珀迪塔生出了一种新的尊敬。她在许多场合向他展示过自己：但是她性格的这个方面——坚定、稳重、犀利，以及在这危急关头对罗杰的忠贞——她却深藏不露。
她后来肯定和罗杰谈过了。他打电话给威利，但只告诉他课程结束后他会开车来巴内特接他回去。电话里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轻松：一个没有烦恼的人；在威利听珀迪塔说过那些话之后，这的确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说：“你喜欢参加婚礼吗？如果你喜欢，我们有一场婚礼可以去。你还记得马库斯吗？那个西非的外交官。他在各种残酷的专制统治者手下当过差。他一向谨小慎微，在很多地方做过大使。结果据说他如今很受人爱戴。一个很有教养的非洲人，但如果你想对非洲发表什么高见，他会滑脚走掉。很多年前，我们在大理石拱门那儿的小房子里举办晚餐会，他来参加过。他当时还在接受外交官培训，但已经有了五个混血子女，母亲的国籍全都不同。那次你也在场。那天还有一位北部来的编辑，当众宣读了自己的讣告。马库斯就是要和白种女人做爱，最终收获一个白皮肤的孙子。等他老了，他就能牵着这个白皮肤的孙子在国王路散步。路上的人会盯着他们看，而那孩子会问马库斯：‘爷爷，他们在看什么呀？’”
威利说：“我怎么会不记得马库斯呢？为我出书的那个出版商，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除了马库斯几乎没有说别的。他认为他非常出色，信仰社会主义，他称赞他，还抨击过去黑暗的奴隶时代。”
“马库斯已经成功了。他那个一半英国血统的儿子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完全是白的，另一个不是很白。现在这两个孩子的父母要结婚了。这也算是时尚。孩子出生了再结婚。我猜孩子会在婚礼上当花童。通常都是这样。马库斯的儿子叫林德赫斯特。典型的英国名字。意思是‘森林’，要是我没记错那个盎格鲁-撒克逊语单词的话。这就是我们受邀请要去的那个婚礼。马库斯的胜利。听起来很古罗马。我们其他人各自冲向不同的目标，在百十个方向间窜来窜去，有些人失败了，但马库斯守住了自己简单的抱负。白种女人，白种孙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语调自始至终都那么轻松。而此前珀迪塔在电话中的语调却沉重得多，忧心忡忡：仿佛罗杰把自己的忧虑转嫁到了她的身上。
两个星期后，课程结束，他如约来到培训中心接威利回圣约翰树林。他情绪似乎依然高昂，只不过双眼深陷，眼袋泛青。
他问道：“他们教给了你什么没有？”
威利回答：“我也不知道他们教给了我多少。我只知道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来，我会爱上建筑。唯有建筑才是真正的艺术。可惜我出生得太早。早了二三十年，早了两代。我们当时还是殖民经济，有抱负的男孩所能想到的职业只有医学和法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谈起建筑。我想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罗杰说：“也许我从来就乐意因循守旧，总是走那条规划好的路。我从来没问过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现在我仍然说不出是否真的喜欢自己所做的。而我想这一点已经让我的生活枯萎了。”
车子驶过那些低矮的红房子。这次，这一路似乎不那么让人压抑了，也不那么漫长了。
威利问道：“情况真像珀迪塔说的那么糟吗？”
“就像她说的那么糟。我有意识地避免做错误的和不专业的事情。可以说这件事情是从背后悄悄缠住我的。我跟你说过我父亲临死时的情形。他一直在期待临终那一刻，或者说垂死的时候，好告诉世人他对他们的真实想法。有人会说，这是正确的方式，把所有的憎恨都集中在那一刻。但我不这样看。我从来不希望自己那样死去。我想要另一种死法。像梵高那样。平静地看着这世界，衔着烟斗，一个人也不恨。我告诉过你的。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我已经准备从豆藤上爬下来，再把它连根砍断。”
威利继续写那封给萨洛姬妮的信。
<blockquote>
……如果你到了柏林，也许我能找到办法规避法律来和你同住。上次在柏林度过的那几个月真是美妙极了！而这次，我想，如果我能学一门建筑课程就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么做。不知道你怎么看。你也许觉得我说这话就像一个老傻瓜，而我大概就是个老傻瓜。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我不能再假装自己正在前进。事实上，每过一天我都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被救出了监狱，尽管我有人身自由，身心也都还健全，但我仍然像在服无期徒刑。我没有什么信仰。我不敢把这个告诉这里的人。那会显得太过忘恩负义。这使我想起我到彼得的杂志社工作了大概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我想我大概跟你说过，彼得找了一些无用之辈。我就是其中一个。这我根本不在乎。相反，我很高兴。有一天，我正在顶楼的资料室里做那永远做不完的核对，为的是堵住那位主编女士的嘴，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这里的人不喜欢棕色西装——这是罗杰告诉我的。这个人在房间另一头跟我打招呼。他说起话来声调拉得老长。他说：“你瞧，我就穿着棕色西装。”他的意思是他要么无关紧要，要么是个挑战传统的人，或许两者兼有。事实上，他这个人已经被毁了。棕色西装忠实地反映了他的情况。这西装的颜色就像是很浓的黑巧克力。那天早上，他过了一会儿又来了，直接坐到我的桌子对面，用慢得令人抓狂的声调说：“当然，我蹲过监狱。”他说的是“监狱”而不是“牢房”，仿佛这样说显得更聪明。而且他还说了“当然”，仿佛他蹲过监狱的事尽人皆知，仿佛人人都该去蹲回监狱。他吓了我一大跳。我不知道彼得是从哪儿把他捞出来的。我一直想问问罗杰，但总是忘记。这些人外表正常，心里却伤痕累累，想到他们就觉得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想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而彼得正是这样看我的。
</blockquote>
他停下笔，心想：“我不应该跟她说这些。”于是他又一次把写信的事搁下了，直到眼前的事情变得更明朗了些。
就在房地产的把戏已经无可救药或难以遮掩的时候，罗杰开始跟威利讲他遭遇的灾难，并非生意上的，而是降临在他的另一种生活里的灾难。他并不是一次说完的。他断断续续说了好些天，不时对之前讲过的补充几句说明和想法；而他并不总是按照先后顺序讲述。他转弯抹角地开始，从一些他或许早就埋在心底的零散想法谈起，逐渐转入主题。
他谈到了社会主义和高额税收，还谈到了高额税收必然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被通货膨胀所摧毁的家庭和家庭观念。是这种家庭观念，而不是家庭，让一些价值观念代代相传。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这些价值观念的失落会使一个国家分裂，加速其全面衰落。
威利没想到罗杰会这样谈到衰落。他以前从未听罗杰谈论过政治或政治家（只是偶尔谈起过具有政治倾向的人），而且他也逐渐认为，罗杰对眼前发生的政治事件不感兴趣（这方面就像威利自己），天生具有自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者，关注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同时随波逐流，对自己国家近几年的发展并不特意在意。
此时他才发现以前并不真正了解罗杰。罗杰以为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他对自己的同胞寄予很高的期望，他怀着最最真诚的爱国之心。国家的衰落令他悲伤。这会儿和威利谈起衰落，他望着会客室外花园里的暮夏景致，泪水盈眶。威利想，这眼泪其实是为他的处境而流，而这才是他真正在谈论的事情。
他着迷地谈论着马库斯儿子的婚礼，言语间并没有把此事和他之前提到的家庭观念联系起来。他说：“林德赫斯特目标明确。他的目标是意大利人所谓的‘没落家族’。一个徒有其名而毫无其实的家族。马库斯对这类事情特别讲究。我在努力想象马库斯牵着他那白皮肤孙子的小手，在大大小小的帐篷之间走来走去，接受宾客们的品鉴的情景。他们仅仅是在品鉴吗，或许还在喝彩吧？你知道，时代已经变了。你猜他会不会戴上高礼帽，披上灰色晨衣？宛如一位来自某个动乱国家的黑人外交官，在一个难得的清朗的日子，前往王宫递交国书。马库斯无疑想要举止合宜。他会不会向宾客们欠身致意，或者只是神情专注，和他的孙子喁喁细语？告诉你件事。洛兹板球场，离这儿不远，我应该告诉过你，有一次那儿举行一场板球比赛，午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传奇人物莱恩·赫顿。他没在打球。这位了不起的击球手老了，早就退役了。他穿着一身灰西装，正绕着球场漫步，就在看台的后面，好像是在锻炼。而实际上，他是在洛兹板球场里出风头，他曾多次在这儿为英格兰队开球。球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莱恩·赫顿，似乎浑然不觉。他正在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西装革履的人讲话。他们谈论的似乎是一件叫他们忧心的事。赫顿干脆眉头紧皱。他就这样低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顶着他那大名鼎鼎的断鼻，眉头紧皱。马库斯会不会也像赫顿那样，一心想出风头？在他的想象中，他想要的就是这样。在国王路牵着他那白皮肤孙子的手，只顾走自己的路，无视众人吃惊的目光。但在他儿子的婚礼上，他绝不会像在国王路那样。他必须接受宾客们的品鉴。我仿佛看见，来自昔日世家的那些老家伙们坐在一边，马库斯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另一边。这场婚礼会像狂欢节一般。但马库斯会把它操办得风风光光，一切都那么自然妥帖，赏心悦目。”
另一天，他说：“如今的婚礼真是像狂欢节。不久前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把什么都给拆了，什么规矩都给改了，但女士们仍然要婚礼。在市建住宅区里更是如此。市建住宅区就是市政府为所谓教区里的穷人盖的公寓和楼房。只不过住在那里的人如今已经不穷了。那里的女人会和三四个男人养上三四个孩子，全家都在吃福利。每个孩子每周六十英镑，而这仅仅是开始。你不能把那叫施舍。所以我们称之为福利。女人们把自己当作赚钱机器。就像是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什么都没变，除了有很多钱，而且小扒手道奇也确实干得漂亮，虽然东西样样都很昂贵，而每个人都债台高筑，巴望着福利提高。那里的人们一年里总要有一两次休假。如今休假已经不再是去布莱克浦、明尼海德或者马略卡岛了，而是去马尔代夫、佛罗里达或者墨西哥的红灯区。得飞上几个小时。否则就算不上是像样的休假。‘我今年都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假期。’于是飞机上尽是这些可怜虫，喝得醉醺醺的满世界乱飞，让各个机场人满为患。每个星期报纸上总有二十页度假广告，价格竟然那么便宜，叫你弄不懂那些远在墨西哥的人怎么可能从中赚到钱。我们被叫去参加的那场婚礼，新娘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孩子父亲是一家俱乐部的厨师，和她断断续续地同居了一阵子。通常厨师时不时地还会在一些节日庆典的晚上充当俱乐部的保镖。这种场面是最拙劣的社会主义式的模仿闹剧。平日里的乞丐扒手穿戴起了礼帽和晨衣。是那些受虐待的娘儿们要她们的男人在星期六的婚礼上这么打扮的。而她们自己呢，她们需要洁白的长裙和面纱来遮住身上脸上的青肿和乌黑的眼圈，那是来来去去的爱情——她们称之为关系——留下的痕迹。那些破衣烂衫的孩子，有的胖，有的瘦，平时尽吃些三明治、比萨、炸薯片、巧克力棒，在这么一个婚礼上，也会被打扮一新，叫出来亮相，再美美地吃上一顿。就像喂养小公牛，为的是让它们在斗牛场里被屠杀，这里的孩子被当作牺牲品大量生养，为的是给他们在市建住宅区的家换取福利。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照顾，其中很多人注定会被猥亵、被拐卖，甚至遭到谋杀，然后，就像年幼的角斗士，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让伦敦市民们感受着社会主义式的狂热。我跟你说过，从虚伪和自私的角度看，这里不俗气的人就只有那些平庸的人。”
威利说：“我记得。我很喜欢这句话。那是在我们从机场回来的路上。那会儿我觉得伦敦跟我记忆中很不一样，你的那些话也让我感到新奇。”
罗杰说：“我错了。这话听上去很漂亮，所以我这么说了。我是掉进了自己挖的自由主义的陷阱。平庸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困惑，犹豫。和其他人一样，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纠正自己的口音。他们极力模仿电视肥皂剧中的人物，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他们本来的样子了。这一点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了解那些地方那些人，除非你去过那儿。有的恶习不能给你任何乐趣，但你没它就过不下去，这样的嗜好是最糟糕的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刚开始的时候再简单不过。有个周末我去探望父亲，看见一个穿着运动套装的女人。女人往往意识不到她们身上那些让她们显得格外迷人的小细节，我想女人看男人也是如此。你曾说过，我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你对珀迪塔一见倾心。就在华都街的维克托之家餐厅。”
威利说：“当时她戴了副条纹手套，她把手套摘下来，往餐桌上一甩。这动作把我给迷住了。”
“我那女人穿了一套黑色莱卡运动装。这也可能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后面的裤腰滑得很低，不仅露出了皮肤。衣服面料很廉价，但那更令我动心。我怜悯她的贫穷，怜悯她尽管如此还是那么着意于自己的格调。我大概能猜到她的身份和职业。而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使我鼓起勇气去追求她。”
把所有的片段连缀在一起，就是罗杰讲述的故事。
<hr/><ol><li>[16]杰西·詹姆斯（1847-1882），美国西部匪徒，多次抢劫银行及拦劫火车。​</li><li>[17]一种贝类。​</li><li>[18]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的人物。​</li></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