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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的课程比威利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奥，他沉浸其中，把罗杰的烦恼抛到了脑后。
早上他们上现代建筑技术，混凝土和水灰比、混凝土和受压钢筋等等，这些东西威利并不总能轻易听懂，但越是听不懂，就越能激发他的想象力。比如说，受压钢筋的张力是否会永远持续？讲课的人真的知道吗？受压钢筋或者固定受压钢筋的螺栓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刻断裂——这种想法是否荒唐？又或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四五世纪，会出现一种建筑大恐慌，全世界的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说不定会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按照它们建成的先后顺序，逐一倒塌。
下午有一门建筑史课。讲课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身穿黑色或深色西装，黑色皮鞋，两只大脚摆出一个非常别扭的角度。他的脸光滑白皙，小眼睛不时眨动着，稀疏的黑发在他苍白的额头上划下一条细细的黑线。他讲课的声音不大，有些羞涩，但很坚定。他一张一张展示着照片，回答大家的提问，但又像是心不在焉。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这样一位博学之士是否有某种小小的不幸？讲课是他唯一的工作吗？他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地人，就住在北边某幢红色的矮房子里——三十年代的某位建筑师或开发商幻想中的标准住宅？
课上涉及的建筑只限于西方世界，即便如此，那位教师还是匆匆忙忙地直奔他的老板感兴趣的那些时期。对于哥特和文艺复兴时期，他以寥寥数语带过，重点则放在了工业时代晚期、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英美两国的建筑艺术。
威利听得入了迷。学习本身总是能令他兴趣盎然，但家乡的教会学校和伦敦的教师进修学院令他深感挫败。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给他打下牢固的基础，这使他后来试着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地时屡遭失败。但是建筑学所应对的问题很直观且随处可见，他发现自己能够进得去，而且他正在学习的很多东西包含着童话的成分。他现在知道了英国的窗户税，以及大约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印度反英暴动时期的砖头税。据此推算英国征收砖头税的时间，威利无须老师提示就回想起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也曾征收过砖头税：很荒唐也不公平，因为征税对象不是烧好的熟砖而是没烧的生砖，不考虑在烧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大量损毁。（他记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砖窑，高耸的烟囱，底部臃肿难看，旁边是长方形的黏土坑和一垛垛烧好的熟砖：也许当时砖窑和烟囱在乡下经常搬迁，哪里有适合烧砖的泥土，就在哪里建起砖厂。）英国的那种红砖房总让威利感到压抑，那么普遍，那么平庸。而现在，他从眼前这位温和而执拗的老师口中得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红砖得以在伦敦广泛使用很有可能就是受了废除砖头税的刺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经相当工业化，能够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砖头，数量惊人。也许，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砖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伦敦北部那一望无际的低矮红砖房——从克里考伍德一直延伸到巴内特——的远祖。
威利想：“我这几天学到的东西甚至让我看清楚了这一带的情况。就在几天前我们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都看到了些什么。罗杰说：‘人只能尽力而为。’这话让我失望，但他说得没错。我直到现在才懂得了这种观察和理解的方式，这可真是糟糕，真是叫人伤心。如今我不可能用它来做任何事了。一个年届半百的人不可能重新开始生活了。我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在一种经济中，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富人赚到钱比穷人早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我想观察方式也是如此。有些人很晚才明白这一点，而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全毁了。我一点儿也没夸张。不过现在我觉得，我在非洲那十八年，我人生中最朝气蓬勃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而在树林里的那几年则是既黑暗又混乱。对其他听课的人我也太挑剔了。多么自负，多么愚蠢。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他没有去想那些南非人、澳大利亚人和埃及人，他们大多四十来岁，天生适合穿西装，位居高层，也许或多或少与彼得属下的某家公司有关系。小学生似的坐在桌前听课，给这些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愉悦。下课后他们很少出现在大休息室里，常常有车子来接他们回伦敦市中心。他想的是那些在他看来和他相似的人。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大个子黑人或混血儿，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对能在这个跨国公司工作感到欣喜万分；那个干净利落的马来西亚华人，一副商人的模样，米黄色西装，白衬衫，系着领带，坐在休息室里，纤细的双腿优雅地交叉着，看上去沉默寡言，拿定主意听完整个课程也不和任何人搭讪；那个印度次大陆来的人，穿一双可笑的白皮鞋，后来才知道他是巴基斯坦人，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准备在这个培训中心传播伊斯兰信仰，而培训中心信奉的偏偏是另一种教义和荣耀，另一些先知：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先锋建筑师（有些曾大力倡导红砖），常常顶住困难，坚持己见，最终为建筑学的大厦增砖添瓦。
一天下午，在休息室里（藤椅、印花布靠垫、印花布窗帘），他们坐在一起喝茶。老师刚才要他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最简单、最寒碜的房子，即使是培训中心周围公路两边的那种房子，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穷人不再住在茅草屋里，地主家深宅大院的阴影里，不再像工业时代早期的奴隶那样，住在不通风的大杂院或挨挨挤挤的出租屋里，如今穷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建筑需求，这些需求正随着物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这个观点令威利非常兴奋，他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思考，就像老师要求的那样。普通的房子，穷人的房子，不仅仅是为了居住或遮风避雨，还是某种表现文化本质的东西。他想起了曾经待过的树林中的村子，那时他身穿粗陋的橄榄绿军装，头戴饰有红星的军帽，徒劳地在树林里行军；他想起了非洲，那里的茅草房最终将淹没外来的混凝土世界。
那个穿白皮鞋的人认为老师所讲的只是英国的情况。
威利想：“那让我知道了许多你家乡的情况。”
那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说：“每个人都是这样。”
白皮鞋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又不了解所有的人。你要了解人家，只有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才行。他就不知道我的食谱。”
威利知道这场争论将走向何方：在白皮鞋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简单地分成吃猪肉和不吃猪肉、不信奉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两种。以这种方式表述这个简陋的观点，威利觉得真是既刁钻又可耻。这样一来，老师那个有关各种文化中穷人住房的观点——威利对此极为赞叹——就将在这场关于饮食划分世界的虚伪讨论中被消解于无形。看起来，白皮鞋似乎掌握了这场讨论的全部王牌。他总是率先提出议题。其他人只能手忙脚乱地回应，然后，白皮鞋凭借对付异议的老到经验，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那个马来西亚华人或许对这场讨论的症结自有一套看法，但他宁可保持缄默。他含笑游离于争论之外。第一眼看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人，矜持寡言，独来独往，到后来发现他是这里最玩世不恭的一个。他似乎什么都不当回事，毫无政治信仰，还乐滋滋地开玩笑说，他在马来西亚——如今田园风光荡然无存，到处只见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开了一家阿里巴巴建筑公司。和四十大盗全不相干：马来西亚人把华裔叫作“巴巴”，所谓阿里巴巴公司，里面有一个阿里，一个马来穆斯林，作为公司的幕前负责人出面与马来政府打交道，而背后指挥的则是巴巴，一个华人，就像这个开玩笑的人自己。
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威利的名字，或者是因为威利与众不同的英国口音，或者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威利容易接近，在第一个星期，那个穿白皮鞋的人总想接近威利。
星期六晚饭后，休息室里静悄悄的（很多学员都出去了，有的去了当地的酒吧，有的去了伦敦市中心），他向威利弯下腰，诡秘地说：“我给你看件东西。”
他从内衣的胸袋里掏出一枚贴着邮票的信封（他这么做的时候，威利看见了一个标签，那是某个叫穆尔坦的小城里的某位裁缝的）。他垂下头，仿佛正在干的这件事让他想要把自己的脸藏起来，一边把信封递给了威利。他说：“没关系，打开看看。”信封上的邮票是美国的，威利展开信纸，发现几张小幅彩照，是一个健壮的白种女人在街上、在房间里、在广场上拍的照片。
白皮鞋说：“是波士顿。住下看。念那信。”
威利开始念起来，起初饶有兴趣，念得很慢，但后来就兴致索然，越读越快了。白皮鞋的脑袋越垂越低，似乎被羞涩吞没了。乌黑卷曲的头发从额头垂下来。当威利看着他的时候，他的头稍稍抬起来些，威利看到了一张满是骄傲的脸庞。
“请接着往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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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说酒精和跳舞带来的短暂欢愉算得了什么若和永恒的生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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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没提性爱所带来的永远新鲜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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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幸运才找到了你要是没有你我的爱人我就还在黑暗中徘徊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运一开始我觉得所有这些谈话方式异常古怪而现在我看见了其中的真理要不是你告诉我甘地甘德就像希特勒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会继续相信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废话你知道在我们生了病的所谓西方文明世界舆论宣传或公共关系的力量有多强大又及我一直在想面罩的事我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谈过了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天白天戴杰西·詹姆斯那种在眼睛下方蒙住鼻子的面罩而晚上正式场合戴佐罗式的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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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读完了全文。他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继续拿着那封信，无意归还似的，于是那穿白皮鞋的人飞快地伸出手——仿佛担心被人偷了——将信夺回，连同那些照片和那贴着美国邮票的信封。他熟练地用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收拾妥当，把信封塞回了胸袋，站起身来。原来那诡秘的神情以及那遮蔽了双眼的强烈喜悦此时已为粗鲁无礼所取代。然后，他猛地转身离开了休息室，那样子仿佛是在对威利说：“你什么都不懂！我再也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了。”
在这空寂的休息室里，一种悲哀罩住了威利。他现在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星期老想接近他：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以为威利会比较容易接受他的这种炫耀。
教授下午课程的那位老师整个星期都在讲工业化时期知识和新技术、观点和实验、成功和失败如何不断累积。这一个星期以来，威利注意到，对于穆尔坦来的那个人以及听课的其他人而言，这些事实毫不重要：他们受各自的国家或公司委派，来学习某些现成的知识，某些看似神授的知识，曾有很长一段时期，出于种族或政治的原因，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机会，而如今，在这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世界，他们有权要回属于他们的东西。而这些刚刚拥有的知识又向他们确认了他们各自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的正当性。爬上光滑的杆子然后一溜而下。简化了的富人世界，充满了成功和成就，总是那么从容自在；之外的世界则总是纷扰不平。
威利想：“我想到过这些。我不能重蹈覆辙。我得让世界依着它的偏重心运转。”
萨洛姬妮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从圣约翰树林的罗杰家转寄来的，那受过训练的笔迹仍然散发着自信与风度，丝毫没有流露出写信人遭受的生活磨难，如今在威利看来却充满了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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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但愿我要说的不会令你惊讶。我已决定关闭静修所。人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我无法给予。你知道的，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重精神而轻世俗的人，但是在经历了那许多事情之后，我认为离群索居的静谧生活包含着某种德行。很遗憾，我如今对父亲的处事方式深感疑惑。我并非认为他从不给人们以小恩小惠，只是我发现人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恰恰就是那些小恩小惠。他们对沉思和静修的生活用一个文雅点儿的词来说就是毫不关心，想到父亲这些年来不得不承受的东西，我觉得不寒而栗。当然，对此我并不吃惊。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向来如此，甚至在圣人们还隐居在树林里的古时候，那可是电视人极为热爱的时代。这里有很多人去了海湾地区，去给阿拉伯人打工。近来海湾地区的局势不是太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他们学会了说非常想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祈祷或者给他们护身符。他们真正想要的护身符是他们在海湾的时候从非洲的通灵术士——在你我看来就是巫医——那儿得来的那些东西。你可能不相信，现在这里很多人都信这种非洲伊斯兰教的垃圾，而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我这几个月来受到的骚扰。为了宝贝贝壳之类的东西。我猜测父亲多年以来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只要你肯做，来钱很容易。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决定到此为止。我已经写信给沃尔夫了，这位老伙计没有一句责备，答应尽力为我在柏林安排。我又可以拍几部纪录片了，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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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威利就动笔给萨洛姬妮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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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萨洛姬妮：
你一定得当心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哪一种东西可以治愈人世间的所有不幸和人类的所有疾苦。你向来就有这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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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下笔，想：“我千万不能说教。我拿不出任何东西给她。”于是他就搁笔了。
对威利而言，培训中心的周末变得难熬起来。几乎每个参加培训的人似乎都在外面有熟人，都出去度周末了。食堂不再热闹，亮灯的房间少了，往北的公路上车流的声音倒是愈加嘈杂。威利既不想去酒吧，虽然步行即可抵达，也不愿费劲去伦敦市中心，与那些漫无目的的游客混在一起，于是他就像迷失在了乌有之乡。
他曾经认为离开圣约翰树林一段时间会比较好。但很快他就开始遭到孤独的侵袭，这孤独把他带回到在游击队时那些漫长的日子，那些小城里糟糕的、无缘由的等待，通常是待在一间没有卫生设施的肮脏小屋里，等到太阳西沉，一种陌生的生活就会开始在屋外号叫，那么乏味，他都懒得出去溜达，不由得怀疑自己所做的事究竟意义何在；把他带回到非洲的某些夜晚，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远离所了解的一切，远离自己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身的理解；把他带回到三十年前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带回到他童年时代的某些夜晚——那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里的紧张关系，父亲总是郁郁寡欢，被剥夺了他那高贵的出身与不凡的仪表许诺给他的生活，而母亲总是那么咄咄逼人，她容貌平平，出身低微，威利却始终深爱着她；那时候他开始极其痛苦地意识到，因为他的出身，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属于他的位置——带回到童年时代那些格外忧伤的夜晚，他那幼小的心灵异常清晰地领悟到，地球正在黑暗中旋转，生活在上面的每个人都茫然无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