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卖玫瑰花的人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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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

“我就知道你会说他。”

威利说：“我说他就是为了逗你。”

“不，不。我知道你真的这么想。但我不是问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是问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坎达帕里·西塔拉米阿怎么样？”

“他是最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人不一定很有权势。列宁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我所理解的重要的人，就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百年之后，当二十世纪革命史可以盖棺定论，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消失殆尽的时候，坎达帕里将会同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我知道。”

“他参加了泰米尔运动？”

“他不是泰米尔人。但是坎达帕里和泰米尔运动同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生进程。如果我能说服你相信这个进程，那你就脱胎换骨了。”

威利说：“我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冲击巴士底狱。但我还知道点儿拿破仑的事。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相信我一定能理解坎达帕里。”

“我怀疑。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

威利说：“你跳得太快了，我没听明白。”

“你是故意这么说。你在掩饰。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给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闹剧。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成群结队跑到街上，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扫荡干净了。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总是低估警察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非洲，目睹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后来，这里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革命者，那么年轻，那么优秀，无人可以取代。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难过了好几个月。印度的知识阶层进步缓慢。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迁往城镇，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小职员。小职员的儿子也许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他的儿子成了医生或者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悲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一批革命人才，而警察却在顷刻间摧毁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奋斗才积聚起来的才智结晶。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暴风雨会将一些优美的老树连根拔起。你不知该怎么办。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想找到那个敌人。然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虽然愤怒是一种宣泄，却无济于事，而且你的愤怒根本找不到对象。你必须另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就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空虚、抑郁的情绪中时，我听说了坎达帕里。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宣告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他说，所谓‘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革命者’不过是矫情的无稽之谈。他们并非特别优秀，或者饱读诗书，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为了愚蠢的林彪路线送了性命。坎达帕里说，不对，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真是走运。

“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受了伤害。沃尔夫和我同那些革命者一起做了许多事，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是，坎达帕里的话虽然刻薄，却使我开始思考一些我之前曾经注意过却没在意的事情。我想起来有这么一个男人曾经到酒店里来看我们。他爱慕虚荣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想要我们知道他如何手眼通天。我们问他想喝点儿什么，他直截了当要了三份进口威士忌。当时进口威士忌的价格是印度国产酒的三到四倍。他要的东西贵得令人咋舌，然后他得意地打量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反应。我觉得他就是卑鄙，不过我们当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当然，他也消受不了那三份威士忌。

“我想起了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事，然后，坎达帕里的话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伤害，我惊叹于他的分析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宣告了林彪路线的灭亡。他宣告了代之而起的群众路线。革命将来自底层，来自农村，来自人民。这场运动根本容不下中产阶级的假面舞会。而且，你相信吗，就在之前那场虚假革命的废墟上，他已经在酝酿一场真正的革命。他已经解放了许多地方。他可不像以前那些人那样喜欢哗众取宠。

“我们很难见到他。传递信息的人都很谨慎。他们一级级传递消息，不想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最后我们在树林里步行了好几天。我还以为我们哪儿也到不了。不过，某一天下午，快该搭帐篷准备过夜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树林里的一小块空地上。明媚的阳光洒在一间狭长的泥墙茅舍上。茅舍前面是正在收割的一片黄灿灿的芥菜田。这就是坎达帕里的司令部。其中一个司令部。在所有的闹剧散场之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质朴的人。他个子不高，肤色黝黑。一个小学教师，没有任何资格证书。瓦朗加尔人。城里没人会多看他一眼。瓦朗加尔是印度最热的地区之一。说起那些穷人的时候，他眼睛里满含泪水，身体颤抖起来。”

就这样，威利在夏末的柏林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生活。

萨洛姬妮说：“每天早上醒来，你除了想想你自己，还得想想别人。想想你身边的人和事。想想东柏林，杂草丛生的废墟，一九四五年以来留在墙上的弹痕，以及低眉顺眼的行人。想想你在非洲去过的那些地方。或许你想忘记可怜的安娜，但是想想那里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想想你的房子。努力想象一下树林里的坎达帕里。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真实的人。”

另外一天，她说：“二十年前，我对你很不好。老是指责你。很傻，什么也不懂，也没读过什么书。我只知道妈妈的事，只知道我们那位激进的叔外公。而现在我发现你当时和圣雄甘地没什么两样，不由自主地只能那么做。”

威利说：“噢，天哪。甘地？我根本不可能这么想。他离我可是十万八千里啊。”

“我知道你会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甘地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去英国学习法律。他在伦敦就像个梦游的人。他没办法理解那个伟大的城市。他对眼前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他不知道那些建筑和博物馆，不知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隐居在那座城市里的伟大作家和政治家。我看他也没有去看过戏。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法律课业、素食和给自己理发。正如毗湿奴漂浮在虚无的元初之海中，一八九〇年身在伦敦的甘地也漂浮在无所见无所知的海洋中。在他生命的前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结束时他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当时有一位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大家都说他很关心印度人。甘地认为只能向此人求助。于是他给议员写了封信，还去拜访他。他努力解释自己的沮丧，片刻之后那位议员说：‘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对印度一无所知。你对印度历史一无所知。’他向甘地推荐了几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书。我不清楚甘地有没有读过这些书。他要的是切实的帮助。他要的不是人家指点他读一本历史书。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从年轻的甘地身上看见一点儿你自己的影子吗？”

威利说：“你是怎么知道甘地和议员的这件事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那本书很精彩，简洁、流畅、坦诚，没有丝毫吹嘘。写得非常真实，每个印度人，无论老少，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印度，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书。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现代印度史诗。可惜大家没有。他们以为不必去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用再去挖掘了。这是典型的印度思维。我之前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本自传。是沃尔夫第一个问我有没有读过。那个时候他刚到家乡的静修处。他发现我竟然没听说过这本自传，很震惊。现在我已经读过两三遍了。这本书很好读，故事写得很精彩，你会不停地读啊读，然后发现没来得及对他讲述的所有那些意义深邃的事情给予应有的关注。”

威利说：“我觉得你有沃尔夫真是幸运。”

“他另有一个家。这样很好。我就用不着老是陪着他了。他是个很不错的教师。我想这也是我们还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他可以教我。他很快就发现我对历史年代毫无概念，我说不清一百年和一千年、两百年和两千年有什么差别。我知道妈妈和叔外公的事，我还知道一点儿爸爸家里的事。可除此之外就是一笔糊涂账，一片远古的大洋，不管是佛陀还是阿克巴，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詹西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都在其间漂泊无定。沃尔夫对我说，一本书最要紧的是它的日期。如果你不清楚书的日期，不清楚它离你究竟有多远或者有多近，那这本书你就是白读了。日期将书固定在时间之中，当你阅读其他书，了解其他事件的时候，所有那些日期就开始形成一份时间刻度表。我无法形容那对我是多大的启发！当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历史时，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一片时间的混沌中下沉。我看得更清楚了。我知道事件的起止和顺序了。”

他恢复了旧日的习惯。二十五年前，面对看不清楚、想不明白的伦敦，就像一八九〇年的圣雄（按照萨洛姬妮的说法），威利努力通过阅读来摆脱自己的困惑，跑到大学图书馆去查找一些最简单的东西。现在，为了跟上萨洛姬妮的学识，为了获得她那种沉静，他又开始阅读了。他经常去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有一天——他并没有刻意寻找——他在那里发现了圣雄自传的英译本，译者是圣雄的秘书。

亲切、简洁的叙述紧紧抓住了他。他想不停地读下去，短小的章节，一章接着一章，他想把整本书吞下肚；可是他很快发现，飞快读过的部分有一半已经记不起来，事件的先后次序也已混淆；而且，正如萨洛姬妮所说，他得经常翻回去，放慢速度重读那些简单的语句，理解作者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讲述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本关于羞耻、无知和无能的书（尤其是开始部分）：那一连串回忆本应使另一个生命晦暗而扭曲，那些回忆，威利自己（或者他可怜的父亲，威利想）宁可带进坟墓，却被那朴素的忏悔所蕴含的勇气——那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获得的——锻造成了洁净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威利想：“要是这本医治伤痛的书二十五年前就到我手上该多好。我或许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会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会在非洲和陌生人一起混日子。我不会觉得形单影只，因为有一位伟人在前方引导我。可那时候，我读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离我太遥远了，什么忙也帮不上，我还胡编了那么些故事。多么暗无天日，多么自欺欺人，多么浪费光阴啊！不过，我那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读这本书。可能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可能我必须经历那种生活，才能读懂书里的真意。可能事情要到该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和萨洛姬妮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圣雄和我们在家乡听说的那个圣雄完全不同。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卑鄙无耻，装腔作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她说：“叔外公就说他是个种姓压迫者。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种姓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自身革命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得更远。没有人觉得应该多了解圣雄一些。”

威利说：“如果他没去南非，如果他没有投入另一种生活，他会一事无成吗？他会沿着他原来的轨道生活下去吗？”

“完全有可能。但是，你再读读相关的章节。你会发现一切都清清楚楚，而你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南非令他震惊。你能感觉到他的羞耻和困惑。他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夜行火车上那桩可怕的变故，然后是那个头破血流的泰米尔学徒工找他帮忙寻求公正。”

萨洛姬妮说：“被雇他的种植园主打成那样。迁来的英帝国农奴，没有一丁点儿权利。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在柏林卖玫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一百年来他们满世界漂泊。现在可以为自己打一仗了。这应该会让你感觉好些。我们无法体会甘地的心境。面对最漫不经心的残忍暴行，却无力阻止。我们中大多数人会逃走，会藏起来。大多数印度人就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是，甘地没有，他凭着神圣无瑕的心灵，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正是行动的需要，促使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我能做些什么呢？’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印度独立前夕，在孟加拉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暴乱。他赶到那里。有人把碎瓶子、碎玻璃撒在体弱年迈、致力于和平的圣雄要经过的路上。此时他已陷入自己的宗教探索中，但仍保有足够的清醒，那些日子人们常常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他并非总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忘记这些很容易。他也并非总是那个半裸着身体的圣雄。他在南非开始的那种半宗教的方式——公社、劳工思想、所有那些混合了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的思想——在那种形势下毫无作用。他在自传中对于南非那二十年的叙述生动而丰富，写了许多他当时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会改变南非的大事，可实际上他所描写的许多斗争都是他内心的，或者是宗教的，而且如果退后点儿看，你会发现圣雄在南非的生活完完全全失败了。最后放弃一切返回印度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比你现在大五岁，威利。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可夸耀的东西。回到印度，他从头做起。从那时候起，他不得不一再思考，作为一个生人，他应该如何融入当地环境，而当地那时已经有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领袖人物。也许在今天看来，许多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作为圣雄，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无非是让自己被送上顶峰。事实并非如此。是他推动事情发生。是他掀起了波澜。他是思想与直觉的结合体。首先应该是思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威利一言不发。

她已将他的思绪带到远方。她迫使他每天都要操练自己的头脑，回想这个世界上他曾目睹或知晓的那些更令人绝望的地方。这已然成了他每天清晨的一个习惯。而如今，在这种清晨冥想之余，他发现自己开始反思以前在印度和伦敦的生活，反思在非洲度过的岁月和自己的婚姻，以全新的态度接受那一切，不再逃避，那些难以言说的往事所唤起的悲怆与伤感全然淹没在一种崭新的崇高理想之中。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可以这么说，他在街上散步时，感觉到自己占据了一方空间。他很好奇，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他在伦敦和非洲遇到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不是自然而然一直就有。渐渐地，他感到，伴随这种自豪而生的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愉悦，意识到自己能够否定所见的一切的愉悦，这就像一份额外的奖赏。萨洛姬妮曾经对他说，他见到的那些人仅仅为享乐而活。他们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数数钞票，他们被简化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发现这种简化很不自然；同时，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又开始活动了，这令他兴奋。他感到自己被上述所有情绪所围绕。

五个月前的那个冬天，美丽清新，令人吃惊。作为非洲来的难民，他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去处，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友善，让人感到惬意。房子没有变，人也没有变——他只能说，他已经能够认出那些心力交瘁、步履沉重、生活窘迫的中年妇女，她们都是跨过两条边境线从东柏林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日子，那是他自己的美好回忆。他不否认。那使他明白自己已经走了多远。

那种快乐，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柏林，而只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泡影中——萨洛姬妮的公寓、萨洛姬妮的钱、萨洛姬妮的谈话——不可能持久。如果倒退二十年，在柏林，这个空中走廊尽头的城市，他或许会想留住那段好时光，或许会努力尝试他后来在非洲做的那些事。结局可能比在非洲更糟。或许他会和那天他遇到的那个印度人一样，三十出头，文质彬彬，戴着金丝边眼镜，满怀憧憬来到柏林，如今却满脸油光，衣衫褴褛，四处摇尾乞怜，晚上也无处栖身，思维已经混乱，张嘴口臭熏天，一条断臂挂在沾满污垢的悬带上，嘀嘀咕咕地抱怨自己在一帮恶少手里吃尽了苦头。

在这五个月里，他经历了很多。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光，没有迫在眉睫的忧虑，也不必和任何人打交道，他和妹妹就如同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不必经受太多磨难就能长大成人。他觉得他在这五个月里思考和领悟到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从一种新的沉静中涌出的。此前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所有那些将他引向非洲的看似真实的愿望，都是假的。如今他不再感到羞耻，他能够接受一切，他发现，以前所经历的每件事都是为现在即将到来的生活作准备。

<hr/><ol><li>[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英国知名服饰品牌，贝雷帽的首创者。&#8203;</li><li>[2]欧洲第二大百货公司，位于柏林。&#8203;</li><li>[3]1857年至1858年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反抗英国殖民政策的民族起义。&#8203;</li><li>[4]与主创造的梵天和主毁灭的湿婆合称“印度教三相神”，主维护。&#8203;</li><li>[5]阿克巴（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8203;</li><li>[6]詹西女王（1835-1858），印度詹西土邦王后，1857年至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的领导人物之一。&#8203;

</li><li>[7]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8203;</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