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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哑巴死后，我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很紧张，性格乖僻。哑巴的死，我想多少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那段平静时期结束了，因为之后没多久，他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哑巴，然后是珍珠港事件，接着是搬到我祖父在威纳奇附近的农场。我父亲在那座农场上以照看十二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余生。
对我来说，哑巴的死标志着我结束了特别漫长的童年，无论我是否准备好，把我送入成年人的世界——在那里，失败和死亡都更为自然。
一开始，我父亲怪罪那个女人，即哑巴的老婆。接着他又说，不，是鱼，要不是因为鱼，就不会出事。我知道他也有几分怪自己，因为是我父亲把《田野与溪流》上的分类广告栏拿给哑巴看：“活运鲈鱼，可运至美国任何地方。”（据我所知，可能现在还在刊登。）那是某天晚上上班时，我爸爸问哑巴干吗不订购一些放到他家房后的池塘里养。我父亲说哑巴舔舔嘴唇，把那则广告研究了很久，辛辛苦苦地把有关信息抄到一张糖果包装纸的背面，然后把那张包装纸塞进工作服的前面口袋。后来当他收到鱼苗后，行为开始古怪起来。鱼改变了他整个人的性格，我父亲说。
我一直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也许有谁知道，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过去他就叫哑巴，我现在想起他也是这个名字。他五十多岁，快六十，有点皱纹，谢顶，个子矮，但是四肢肌肉发达。他咧着嘴笑时——那种情况很少——他的嘴唇往后收，露出黄色的烂牙，让他有种让人看着不舒服、几乎有点狡猾的表情。我现在对那种表情还记得很清楚，尽管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你说话时，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总是盯着你的嘴唇，不过有时他的眼神会随意游移到你的脸上或者身体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有种印象是他绝非真的耳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的那样聋。但是那不重要。他不会说话，这点确定无疑。他跟我父亲在同一家锯木场工作，即华盛顿州雅基马的卡斯凯德木材公司，那里的人给他取了“哑巴”这个外号。他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开始在那里工作。我认识他时，他是个清洁工，不过我想他前前后后在这家锯木场干过每一种普普通通的活。他戴着一顶上面有油迹的毡帽，穿着一件卡其布工作衬衫，在鼓鼓囊囊的连体工装裤外面罩一件浅色牛仔短外套。他胸前的口袋里总是装了两三卷卫生纸，因为他的工作之一，是打扫男厕所并负责供应卫生纸，而那些上夜班的人经常下班时在午餐盒里放两三卷卫生纸。除了扳手、钳子、螺丝刀、绝缘胶布。他还带着一只手电筒，尽管他是白天上班，他带着一个技工会带的所有东西。有几个新一点的人，例如泰德·斯莱德或者约翰尼·韦特，他们也许会在餐厅里就什么事跟他开挺重的玩笑，要么跟他讲黄色笑话，看他有什么反应，就因为他们知道他不喜欢黄色笑话；他在平台下面经过时，锯木工卡尔·洛厄尔会突然伸手下来摘哑巴的帽子，但哑巴对这一切见怪不怪，似乎他料到人们会跟他开玩笑，已经习惯了。
然后有一次，有一天我给父亲送午饭时，有四五个人在一张桌子那里把哑巴逼急了。其中一个男的正在画一张画，他笑得咧着嘴，在跟哑巴解释什么事，一边用铅笔在那张纸上这儿画一下，那儿画一下。哑巴的眉头越皱越紧。我看到时，他的脖子变成了深红色，他突然身子往后退，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家吃惊之下，有一会儿鸦雀无声，然后哄笑着散开了。
我父亲不赞成开他的玩笑。据我所知，他从来不跟哑巴开玩笑。我父亲肩膀厚实，大块头，留寸头，双下巴，肚子大——他一有机会就炫耀他的大肚子。很容易就能逗笑他，就像很容易就能惹怒他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哑巴会去他干活的锉锯车间待一下，坐在一张凳子上看我父亲使用那台轮子边缘有金刚砂的锉锯机锉锯，碰到我父亲不太忙时，他就会边干活边跟哑巴聊天。看上去哑巴喜欢我父亲，我父亲也喜欢他，这点我能肯定。以他自己的方式，我父亲很可能是哑巴的好朋友。
哑巴住在一座外面贴满柏油纸的小房子里，在河边，离镇上有五六英里。离房子有半英里的草地那头，有个很大的砾石坑，是州里几年前挖的，当时他们在那一带铺公路，结果挖出三个很大的坑，几年下来，里面积满了水。到最后，三个坑连成一个很大的池塘，一边有个高高的石堆，另外一边的两堆小一点。水深，看上去颜色深绿，靠近水面的水很清，但是再往下就变得浑浊。
哑巴娶了个比他小十五到二十岁的女人，人们说她跟墨西哥人鬼混。后来我父亲说是锯木场那些爱多管闲事的人跟哑巴说他老婆的事，才让他最后那么冲动。她长得矮墩墩的，眼睛亮闪闪的，带着怀疑的眼神。我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我父亲和我去钓鱼到了哑巴家时那次，她在窗前；另外一次是我和皮特·詹森骑自行车时去那里想要杯水喝。
问题倒不是她让我们在前廊上炎热的太阳下等，根本没让我们进去，那让她显得冷漠而不友好。而部分原因在于她说话的口吻，她打开门，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说：“你们想干吗？”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她皱着眉头的样子、还有部分原因是那座房子，我想。从开着的门口飘出来的干腐气味，让我想到我的玛丽姨妈的地窖。
她跟我所见过的其他女人很不一样。我愣了一会儿才能开口说话：
“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他跟，跟您丈夫是同事。我们在骑自行车，想着可以过来喝点水……”
“等一下，”她说，“在这儿等。”
我和皮特互相看了一眼。
她一只手端着一个小小的锡制杯子又来到门前。我一口气喝完我那杯，舌头在凉凉的杯边舔了一圈。她没有让我们再喝一点。
我说“谢谢”，一边把杯子递给她，还咂了下嘴唇。
“非常感谢！”皮特说。
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后来，我们正要骑上自行车时，她走到前廊边上。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现在要是有辆小汽车，我也许会搭车跟你们去镇上。”她咧嘴笑了笑。从我站立的地方看去，她的牙齿白得发亮，对她那张嘴来说显得太大了。那比看到她皱眉还让人感觉不舒服。我把自行车把手转来转去，不自在地盯着她看。
“我们走吧。”皮特跟我说，“要是杰瑞的老爸不在家，也许他能给我们一瓶汽水。”
他骑上自行车走了，几秒钟后，又扭头看了看站在前廊上的那个女人，她还在因为自己说的俏皮话而咧着嘴笑。
“我有车也不会带你去镇上！”他大声说。
我紧蹬慢蹬，跟着他沿那条路走了，也没有回头看。
在华盛顿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没多少地方可以钓鲈鱼，多数都是钓彩虹鳟，有些高山溪流中，有少量溪红点鲑和玛红点鲑，蓝湖和利姆罗克湖那里有银鱼；主要就是这些了，除了深秋时几条淡水河里有季节性洄游的硬头鳟和鲑鱼。但就算你是一位钓客，这也够你忙活了。我不知道有谁钓鲈鱼，我认识的很多人从未见过一条真正的鲈鱼，只是时不时在哪份户外杂志上看到过照片。但是我父亲在阿肯色州和乔治亚州（在老家时，他经常这样说南方）长大时，见过很多鲈鱼。不过这时他只是喜欢钓鱼，钓到什么都无所谓。我觉得他对钓没钓到也不介意，我想他只是喜欢这个主意，即和朋友们坐在一条小船上在外面待一整天、吃三明治、喝啤酒，要么独自沿着河岸走来走去，有时间想事情，如果哪天他想那样做的话。
哥伦比亚河秋天有鳟鱼——各种鳟鱼——鲑鱼和硬头鳟，冬天有白鱼。我父亲会什么都钓，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也钓得开心，但是我觉得他对哑巴将在那个池塘里养鲈鱼感到特别开心，因为不管怎样，我父亲想当然以为当鲈鱼长得够大时，既然哑巴跟他是朋友，他想去钓多少次都行。有天晚上他告诉我哑巴已经写信订购黑鲈鱼苗时，他两眼放光。
“我们自己的池塘！”我父亲说，“等你钓到一条鲈鱼的时候吧，杰克，你就再也不愿意去钓鳟鱼了！”
过了三四个星期，鱼苗到了。那天下午我去市里的游泳池游泳，我父亲后来都跟我讲了。他刚刚下了班到家后换了衣服，哑巴就把车开到我家的车道上。他两手颤抖着给我父亲看他在家里发现的来自邮局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让他去领取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寄来的三个水箱的活鱼。我父亲也感到兴奋，他和哑巴开着哑巴的皮卡，马上就赶过去了。
每个水箱（实际上是水桶）外面，都有一个用新的松木板做的板条箱，每个板条箱的边上和顶上，都开了长方形的大口子。它们全放在火车站后面的阴凉里，我父亲和哑巴把三个板条箱一一抬上皮卡的车厢。
哑巴很小心地开车穿过镇上，然后一路时速二十五公里开到他家。他没有停车，开过他家的院子，开到离池塘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到那时，天已经快黑了，他打开车头灯。他的座位下面放了把锤子和卸轮胎用的铁撬，他们一停下车，他就拿着那两样东西下车了。他们把三个水箱都拖到水边，然后哑巴开始打开第一个板条箱。他让车头灯照着干活，中间让锤子的钩齿弄到了拇指，浓浓的鲜血涌出来，滴到了木板上，可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他把头一个水箱外面的木板撬开后，发现里面那个水桶的外面厚厚地裹着粗麻布和一种藤制的材料。一块厚厚的木板当盖子，上面散布着五分钱大小的洞。他们掀开盖子，两人都凑到水箱上方，哑巴掏出手电筒。有许多小小的鲈鱼鱼苗在水箱里悄悄地游着。手电筒的光没有惊扰它们，它们只是游着，悄悄地一圈圈地游，根本不像在往哪儿游。哑巴用手电筒在水箱里照来照去照了几分钟，然后关掉手电筒，放回口袋。他哼的一声，抱起那个水箱就往水边走去。
“等一下，哑巴，我来帮你。”我父亲大声跟他说。
哑巴把水箱放到水边，又取掉盖子，慢慢地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池塘。他掏出手电筒往水里照。我父亲又过去了，但什么都看不到，鱼都四处游开了。周围的青蛙粗嘎地叫着，头顶的黑暗中，夜鹰盘旋，猛冲下来吃昆虫。
“我去搬另外一个箱子，哑巴。”我父亲说着伸手过去，像是要从哑巴的工作服里掏出锤子。
哑巴后退一步摇了摇头。他自己拆开另外两个板条箱，一滴滴深色的血滴在木板上。他在每个水箱前面都待了挺久，拿着手电筒往清澈的水里照，小鲈鱼在里面慢慢地、悄悄地游，从一边游到另一边。哑巴始终张着嘴巴，出气出得呼哧呼哧的。干完活，他把木板、粗麻布和水箱全收到一起，然后噼里啪啦地扔进车厢。
我父亲坚持认为从那天晚上起，哑巴就变了个人。当然不是一下子全变了，而是那天夜里之后慢慢变的，一直慢慢在变。哑巴离深渊越来越近。他把车摇摇晃晃地开过草场，然后沿着公路开车送我父亲回家，当时他的指头肿了，还有点在出血，在仪表板灯光照耀下，他的眼睛有种突出来和呆滞的样子。
那年夏天我十二岁。
哑巴这时不让任何人走近那里。在放了鱼苗两年后，有天下午我父亲和我尝试过去那里钓了一次鱼，从那以后就是那样。在那两年里，哑巴围着他的草场竖起栅栏，然后在池塘周围竖起通电的铁丝网，单是材料就花了五百美元，我父亲跟我妈妈厌恶地说。
我父亲再也不跟哑巴来往。自从七月底我们去过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我父亲甚至也不跟哑巴说话了，而他可不是会跟任何人绝交的人。
就在快入秋前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加班，我给他送晚饭，是一盘热饭菜和一罐冰茶，我发现他正站在窗前跟技工斯德·格洛弗说话。我进去时，父亲短促而很刺耳地笑了一声说：“你会觉得那个笨蛋跟那些鱼结婚了呢，就他那样子。我只想知道穿白衣服的人什么时候来把他带走。”
“据我所听说的，”斯德说，“他那道栅栏围住他家更好。要么更准确地说，围住他的卧室。”
我父亲往四下看了一眼，看到了我，他略微扬了下眉毛。他又看着斯德。“可是我跟你说过他是什么样，对吧，就我和杰克去他家那次？”斯德点点头，我父亲沉思着摩挲下巴，然后往开着的窗户外面啐了一口，啐到锯末里，然后跟我打招呼。
此前一个月，我父亲终于说服哑巴同意让我俩去那个池塘钓鱼。说是逼他同意似乎更确切些，因为我父亲说他想好了绝对不再接受任何托辞。他说当他有一天坚持要去时，能看到哑巴整个人僵住了，但是他继续很快地说话，跟哑巴开玩笑说把最弱的鲈鱼剔除，帮别的鲈鱼一个忙等等。哑巴只是站在那里拽自己的耳朵，盯着地上。我父亲最后说我们第二天下午会过去找他，下班后就去。哑巴转身走开了。
我感到兴奋。我父亲之前跟我说过鱼繁殖得特别快，那会像是往育苗池塘里下钩。那天晚上我妈妈去睡觉后，我们还在厨房里的餐桌前坐了很久，聊天，吃零食，听收音机。
第二天下午，我父亲把车开上我家的车道时，我在房前的草坪那里等着。我从盒子里取出他的六个旧的钓鲈鱼用的鱼饵，用食指试了试三叉钩锐不锐利。
“准备好了吗？”他跳下车时大声问我，“我得赶快去下厕所，你把东西放上车。你想的话，去那里时，可以让你开车。”
“那敢情好！”我说。一上来就很棒啊。我把东西全都放在后座上，然后朝家里走去。这时我父亲从家里出来，戴着帆布钓鱼帽，两只手现在捧着吃一块巧克力蛋糕。
“上车，上车。”他边吃边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上了驾驶座，他走到车的另一侧。我妈妈看着我。她皮肤白皙，表情严肃，金色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镶莱茵石的发卡固定住。我父亲朝她挥挥手。
我松开手刹，慢慢倒上公路。她看着我们，直到我换了挡，她才挥了挥手，脸上仍是没有笑容。我挥挥手，我爸爸也挥了挥。他吃完蛋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出发！”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