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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里，我尽量逗留在厅中离入口最远的角落。过分看重这个场合的来宾实在多得出奇，以至于大部分的谈话——我身边所闻以及与人交谈的内容——都是在彼此恭维。等夸奖对方的话都说光了，大家就开始称颂今天的主要贵宾。后来，大家还把塞西尔·梅德赫斯特的丰功伟业巨细靡遗地算了一回，我向一位刚这样细数家珍的老先生问道：
“不知道塞西尔爵士到了没？”
老先生用杯子指给我看，我看到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高大身影就在不远处，略弓着身子，正在与两位中年女士交谈。接着，正当我还在望着他的时候，我看到莎拉·亨明斯从人群里冒出来，直接朝他走去。
刚才接待厅里的苦旦演出，此刻在她身上已找不到痕迹。她果然容光焕发。我看着她大步向前，毫不犹豫地把手搭上他的臂膀。
我身边的老先生开始把我介绍给别人，我只得回头应付一下。等我再回头看塞西尔爵士这边，我看见两位中年女士已经挪到一侧，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而亨明斯小姐则完全占据了他的注意力。我甚至看见塞西尔爵士不知听她说了什么，还仰头大笑。
时候到了，领座的侍者便带领大家进入晚宴厅，在辉煌的吊灯下，在一列既宽且长的餐桌边就座。所幸亨明斯小姐的位子离我有一段距离，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这个聚会还算愉快。我轮流与两侧的女士闲聊，觉得她们各有各的风韵，菜色还算可口丰盛。不过，随着菜一道道上桌，我发现我一再探出身子，瞄着长桌另一头的亨明斯小姐，然而我也一再告诉自己，刚才那么做绝无理亏之处。
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萦绕心头，现在我反而不太记得晚宴本身的事了。聚会末了是致辞；各方人物起身歌颂塞西尔爵士在国际事务上的贡献，特别是他在建立“国际联盟”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是塞西尔爵士自己起身致辞。
我记得他的演讲，自谦而乐观。在他的观点里，人类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现在已经稳固建立起一套体制结构，足以保证不会有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灾难发生。战争虽然可怕，但也不过是“人类演化过程里不方便的缺口”，每过几年，我们的科技进步超前了我们组织的能力，战争就会发生。我们全然想不到人类在工程学方面的发展有多快，并且以我们所获得的能力，运用现代化武器发动战争，但现在我们把这个缺口弥补上了。既然知道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在世界上爆发，文明的力量便抢占上风，并且立法加以规范。他的演讲谈的就是这些论点，我们也都热情地鼓掌。
餐后男女宾客并未分开，大会力邀所有人都到舞厅。在那里已有一组弦乐四重奏在演奏，而侍者则托着银盘，四处分送酒、雪茄、咖啡。宾客立刻流动起来，气氛远比餐前轻松。有那么一刻，我瞥见亨明斯小姐在厅内另一处看着我，我没料到的是，她竟对我微笑。我第一个感觉是，那是敌人的笑容，笑容底下计划着什么阴狠的报复；不过当晚我不时观察她，我觉得这点我错了。原来莎拉·亨明斯是打从心里快乐。她也许花了数月甚至数年的计划，才打进这个圈子，完成她的心愿，她就好像——套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说法——刚生产完的妇女，把这一路上所吃的苦头，全部抛诸脑后。我看着她在小圈子之间穿梭，如鱼得水。我一时觉得不妨趁她心情好的时候过去跟她重修旧好，不过随即想到她也可能立刻翻脸再大闹一场，结果我还是躲得远远的。
大约晚餐后半个钟头，终于有人为我向塞西尔·梅德赫斯特引见。我并未刻意要会他，不过，我觉得要是来到这个场合，却未能与这位名声显赫的政治家谈上几句，难免会有些遗憾。实际的情况是，有人带他来看我——是亚当斯夫人，几个月前我们在一次调查中认识。塞西尔爵士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并说：“啊，年轻人，原来你在这里！”
有几分钟，我们身边没有别人，在我们四周，谈笑声喧闹如市，我们寒暄时必须倾向对方或提高声量。他还推推我说：
“我刚才在晚宴上说的每一句话——关于世界会更和平、更文明。我真的相信，真的。至少……”他抓起我的手，对我做个滑稽的眼神。“至少我宁可这样相信。没错，我好想相信这点。不过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不知道到最后，我们是否能维持局面。我们尽人事就是了。组织、讨论。把大国的大人物凑在一块儿，要他们去谈。可是邪恶总是躲在暗处等着逮住我们。噢，没错，就算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谈什么大道理，它们也忙着密谋要让文明付之一炬。它们聪明得很，穷凶极恶地聪明。好人可以尽力而为，用一生把它们围堵在角落，不过，我觉得这样恐怕不够，朋友。这样恐怕不够。坏人太狡猾，不是你们平凡的正直百姓可以对付的。他们会在一般人的身边徘徊，腐化他，让他不利于自己的同胞。我看到这种事，我一直看到这种事，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比过去更需要仰赖你这种人，朋友，我们好人阵营里，能跟他们较量脑力的人实在不多。像你这样的人，可立刻看穿他们的把戏，消灭邪恶之源，让它没有机会生根、蔓延。”
或许是他喝多了；或许这个场合让他忘我。总之他就这样在兴头上好一阵子，边说还边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也许是因为这位大人物如此真情流露——或者，是因为我心里整晚就想问他一件事——等他终于讲完，我便对他说：
“塞西尔爵士，我相信您最近去过上海。”
“上海？没错，我的朋友。来来去去嘛。中国的局势，事关重大呀。你知道的，我们不能再只管欧洲如何，现在必须把眼光放远。”
“我问这事，是因为我在上海出生。”
“真的吗？原来如此。”
“我只是好奇，先生，不知道您会不会碰巧遇到过我在那里的一位老友。当然，我这样问您实在有点没头没脑。不过，他姓‘山下’。山下秋良。”
“山下？这个嘛。我懂了，是日本人。上海日本人自然不少。他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愈来愈强。山下，是吧。”
“山下秋良。”
“我不敢说有没有遇见过他。他是外交人员还是什么？”
“老实说，先生，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朋友。”
“哦，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你确定他人还在上海吗？也许你的朋友回日本去了。”
“不会的，我确定他还在那里。秋良非常喜欢上海。再说，他早下定决心永远不回日本，所以，我确定他还在那里。”
“可惜我没遇见过他。我跟一个叫‘斋藤’的很熟，还有几个军官，不过没人叫那个名字。”
“那当然……”我笑了笑，好掩藏我的失望，“本来就机会渺茫。不过我真的只是碰碰运气。”
这时候有件事让我略微一惊——莎拉·亨明斯竟已站在我身边。
“好啊，您可终于逮住我们的大侦探了，塞西尔爵士。”她欢愉地说。
“没错，亲爱的，”老先生回答，对她展露笑容，“我才在跟他讲，往后这些年，我们不知道要多么仰赖他们这些人呢。”
莎拉·亨明斯对我微笑。“我得说句话，塞西尔爵士，就我个人的经验，班克斯先生也未必一定可靠，不过我们要再找到更好的人也不容易了。”
我决定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如尽早脱身来得妙，于是假装看到别处有个旧识，便先行告退。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再看到亨明斯小姐。那时候许多宾客已经准备打道回府，舞厅里也没那么拥挤。此外，侍者打开好几扇连着阳台的落地窗，让清新的晚风吹进舞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点暖，为了透透气，我逛到其中一个阳台。我一踏进阳台才发现莎拉·亨明斯早已站在那里，背对舞厅，长烟嘴上点了根烟，凝望着夜空。我退了一步，不过虽然她动也不动，我却感觉得到，她知道我在那里。因此我便走上前去：
“亨明斯小姐，今晚您到底没有白跑一回。”
“今晚真是美极了，”她说，并没有转头看我。她满足地叹了口气，抽口烟，然后侧过脸对我淡淡一笑，随即仰首凝望夜空。“一切都如我所想。全是了不起的人物。无处不值得流连。了不起的人物。还有那塞西尔爵士，人真是好，你说是不？我跟埃里克·米切尔谈他的画展谈得最愉快不过。他邀我下个月参加私人展示会。”
我没说什么。有一会儿，我们只是一同靠在栏杆上站着。说来奇怪——也许是那弦乐四重奏的关系吧，一首柔美的华尔兹从那里飘来——如此无言并立，并不如常理以为的那样尴尬。最后她说了：
“我猜，你没想到我会这样。”
